仅次于中印俄，亚投行第四大股东为什么是德国？

       德国政府6月10日批准出资亚投行的具体方案。按照联邦财政部提交的文件，德国计划在2016年至2019年向亚投行提供9亿美元资金，自2016年起提供36亿美元的担保，以此成为亚投行的第四大股东，出资规模仅次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参照国际地区发展银行的资本构成惯例，德国作为域外国家，拟持有亚投行4.1％的股权，属于合理范围。但是，G7峰会刚刚落幕，德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释放这一重要讯息，令人瞩目。

        在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问题上，G7分裂为两个阵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表示支持；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持怀疑态度。亚投行也是本次G7峰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必须先解决潜在的腐败问题；默克尔则表示，这一议题应在下届峰会由日本担任主席国时再行讨论。G7领导人最终达成共识，未来在与亚投行打交道时，彼此应保持密切协调。

        德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看似受到英国的鼓舞，实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经济利益、全球治理、地缘政治以及规范传播等多方面的考量。

        首先，亚洲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使得亚洲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得到提升。2009年德国黑黄联盟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明确指出，鉴于亚洲快速增长的重要性，亚洲在德国对外政策中具有优先地位。

        早在去年秋天，德国智库就提出参与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建议德国加入亚投行。因为亚投行可以满足亚洲能源与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需求，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英法等欧洲伙伴，实力强劲的德国工业更有希望承接来自亚洲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次，鉴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走向式微，欧洲国家认识到，未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的制定方面，中国将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针对自由贸易、金融市场、气候变化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新的安全、环境与风险规则，欧洲必须有选择地参与中国主导的发展政策机制。

        德国智库近期提出变革国际协调体系，探索中欧合作新的领域。G7峰会期间，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发表署名文章，质疑七国集团机制的有效性，因为没有中国与俄罗斯的参与，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第三，在德国国内的相关讨论中，亚投行被视为全球治理的一种进化，标志着中国多边主义议程出现转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近年来受到新兴经济体的批评。欧洲国家支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多的话语权，但是遭到美国的反对。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在现有的多边机制中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德国对于中国寻求多边主义替代模式的做法表示同情。

        第四，德国等欧洲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反映了地区发展基金的一种新常态。在地区发展银行的建设方面，欧洲拥有丰富的经验。欧洲现有两个多边发展银行，其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面向域外国家开放，共有64个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美国是最大的股东，拥有10%的股权，同为域外国家的日本拥有8.5％的股权，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域内国家比肩。按照亚投行的设计，亚太地区国家持股在70%~75%左右，域外国家在25%~30%左右。在23个域外国家中，德国拟持股4.1％，适度表达了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第五，德国等欧洲国家作为创始会员国加入亚投行，旨在从内部规则的制定方面施加影响。美国和日本为亚投行设置障碍，除了影响力竞争的因素，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可能削弱西方设定的标准。德国财政部本周对加入亚投行的理由进行了说明：德国联邦政府希望通过这一多边金融机制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支持，德国的参与有助于确保这些项目追求较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G7峰会正式会议举行之前，默克尔与奥巴马一起享用巴伐利亚白肠早餐，意在向全世界彰显德美团结。但是，围绕亚投行问题的博弈，还是暴露出德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分歧。

        德国此次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公布出资亚投行的具体方案，再次触及中德特殊关系与中欧关系的平衡问题。综观欧盟成员国对于亚投行的反应，欧盟内部分化为两大阵营：包括英法德在内的15个成员国申请成为创始会员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与另外13个成员国至今没有表明态度。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分歧，表明欧盟在这一重要议题上缺乏协调。

        基于历史原因和对外政策的特殊性，德国一向强调欧洲化的德国，主张加强欧盟对华政策的协调，避免在对华政策上特立独行。布鲁塞尔也希望中德关系“去特殊化”，担心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能导致欧盟内部的竞争与分化。欧盟成员国此次在亚投行问题上各行其是，表明布鲁塞尔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缺乏行动力，欧盟内部管控分歧的能力有待加强。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