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一个法国摄影师镜头中的“文革”中国：生活仍然在继续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去了解‘文革’那个时代太难了，因为那时的中国几乎就是一个没有照片的国家。”法国摄影师索朗日·布朗回忆道。

        1965年，她带着从香港买到的相机和胶卷，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这片陌生的土地。作为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索朗日得以穿行于北京、南京、苏州等地的大街小巷，记录下那段特殊年代中的寻常生活。1968年，当她离开中国时，累计拍摄了五千余幅照片。

        47年之后，索朗日·布朗将这批照片整理出版了摄影集《中国记忆，1966》，她也再次回到中国，住在北京南锣鼓巷一处清幽的四合院，和澎湃新闻记者聊起过去的那些记忆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看法。在索朗日看来，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可以把整个西方文化一口吞下去”。但她惋惜，现在的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越来越像，希望中国能不完全被外国的时尚、文化和趣味取代。

        所以，索朗日把当年拍摄的这些照片不加选择地全部保存下来，照片中更多的是“文革”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她解释：“最有趣的是人，你会发现即使在那么糟糕的政治环境下，生活仍然在继续。我很难判断那时人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但我对那时的人们有好的感受，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表现自然，没有去羡慕或者模仿别人。”

        索朗日被那个年代的纯真和简单深深感动：“有时翻看照片时，我会觉得那些直面镜头和我一样好奇的少女，即使没有相机，好像她们也在给我照相。相机成为我与他们沟通的方式。”

1966年，索朗日在长城。

        澎湃新闻：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来到中国？

        索朗日·布朗：我1965年来到中国，在那之前我在法国学习成为一名秘书，因为觉得这个职业更开放，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事物。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刚建立不久，正在招新员工，但是由于那时候的中国太封闭了，没有影像，那时的中国不被世界承认，而且由于美苏冷战的关系，中国那时几乎没有外国人，也很少有法国人愿意来中国。

        那时的法国驻华大使需要秘书，所以她就来到我的专业学校，问谁愿意去中国，我说我想去中国！但那时我很年轻，还不能在没有父母陪伴下独自出行，我就请求父亲把我的年龄改大了一些，这样我才来到了中国。

        澎湃新闻：那时外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来之前您有担心过吗？

        索朗日·布朗：来中国之前我完全没有担心过，我对未知的世界很有好奇心，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探索。而那时的中国人对我甚至更好奇，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他们都看着我，这种感觉并不奇怪，而是很奇特。但是我们没法沟通，一是语言问题，二是政治问题，即使我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人们也会怀疑你是间谍，我们并不受欢迎，而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这是我那时遇到的最大挫折，我不能和外界沟通，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这让我感到很受挫。我是一个喜欢与人交流的人，我后来在翻看照片的时候才发现，相机是我那时与中国人交流的一个途径。2002年，我时隔多年之后再回到中国，觉得能和中国人交谈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澎湃新闻：您拍摄照片时有主题吗？拍照时那些照片中的人有什么反应？

        索朗日·布朗：我拍照没有主题，从不刻意，只是随着心情和情绪拍照，因为我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经历和心情，完全没有想过将近50年后，这些照片会变成珍贵的档案或者历史，会成为出版的书籍。

        就好比现在你带着相机去乡村，有些人因为没有见过相机，所以还是很单纯地面对镜头。那时中国很少有人有相机，所以当我带着相机走上街头时，人们的眼神还都很单纯。不像现在的人们对相机很熟悉，当你为他们拍照时会摆姿势。在那时，他们很纯真、自然，只是看着一个带着相机的外国人、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我那时也很单纯，所以有的时候当我看照片时，我会觉得他们虽然没有拿相机，但是他们也在为我拍照，因为我们对对方都很好奇。

        澎湃新闻：在那时相机还是奢侈品，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您是如何决定用相机记录这段经历的？

        索朗日·布朗：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类照片可能并没有什么，人们甚至会因为有趣而摄影。但是那时中国并没有太多照片，相机是奢侈品，而且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胶片。

        我的相机和胶片都是在香港买的，用我的第一笔存款，在此之前我都没有用过相机。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比起文字，我更善于用图像去记录。离开中国之后，1979年，我开始与《世界外交》月刊合作，做艺术指导，负责视觉鉴定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处理照片、装裱等等事情，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是用视觉去进行思考的，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天分。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我摄影，喜欢拍照，但现在已经不再拍照了。因为现在拍照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拿着数码相机的人。对于我来说，摄影已经只是回忆了。过去用胶片相机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你会思考，但是换到数码相机之后，按快门的限制少了，这是很大的不同。

        澎湃新闻：您离开中国的时候一共拍摄了多少照片？

        索朗日·布朗：1968年末，回法国的时候我不加选择地带回了成百上千的照片，大概有五千吧。这些照片中包括那时的故宫、长城等建筑，还有雕像。但有趣的是，我最后发现最有趣的还是拍下来的人。虽然拍下来的故宫之类的照片可以有商业用途，但是人是会消失的，照片可以记录下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当我准备要出版这些照片的时候，我选择了最喜欢的一些照片，更多拍摄的是人和街道，大概有400张左右。

        我意识到这些照片有多重要，是因为一个中国朋友来拜访我。我想给他看看他小时候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给他带来了一些照片，他很激动，说这就是我童年的记忆。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些照片有多么重要。然后他就和我说把这些照片出版了吧，或者写本回忆录吧。所以那时我答应下来，用我的照片，为朋友写下那时的记忆。

        我觉得最有趣的照片拍摄的是天桥杂技。人们和家里人一起买票来观看，这个已经消失了，大概1966年的时候就关闭了。虽然这些照片拍摄得并不算特别好，因为闪光灯的效果一般，但我拍了很多张，它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最开始去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外国人都很好奇，但是很快他们就熟悉了我的相机，我很喜欢那时候人的简单和单纯。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索朗日·布朗：我很难想象他们那时候的情绪。但是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放松的人们，不只是游行中的人们，还有工作中的人，是人们平静的生活。所以即使是在那么糟糕的政治环境下，生活还是在继续。所以很难去判断那时候人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但我对那时的人们有好的感受，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表现自然，不用去羡慕或者模仿别人。

        2002年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参加平遥摄影展。离开中国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发生的巨大改变，但是我不想以游客身份再回到中国，我更愿意和记忆中“我的中国”待在一起，因为有时我觉得它发展得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越来越像。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必然的，只是我希望中国不会完全被外国的时尚或者趣味取代。我一直都说中国的文化简直博大精深到可以把整个西方文化一口吞下去，我只是觉得如果外国的语言、时尚、文化取代了中国文化，我会感到很可惜。比如说中国的胡同，当然住在胡同中可能会觉得不方便，但是中国传统是有一个小园地，人与人之间住得很近，互相关心。但是当搬到楼房中，就完全不一样了。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些照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吗？

        索朗日·布朗：我的照片不是单纯地去呈现事实，因为它不是档案照片，它是我看待事实的角度。你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就是照片中的样子，它更复杂，照片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呈现完整的事实，因此我更喜欢去记录一些情绪和心情，这是摄影师个人的角度。

        对于不知道历史的人，向他们传达历史，也是一件有趣又复杂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照片也可以说谎，你可以随意地改变照片。但是让人们牢记历史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澎湃新闻：您认为避免我们忘掉历史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索朗日·布朗：避免忘掉历史的方法，就是有一个途径用来回忆，比如照片。我一直说，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去了解那个时代太难了，因为只有很少的影像资料。而那时的中国几乎就是一个没有照片的国家。我最喜欢的就是和朋友一起翻看过去的照片，给他们讲述过去的中国。所以能出版这些照片我很感动，能让年轻一代看到过去的历史。对于我来说，那是50年前的记忆了，回想起来也有困难，但我必须回忆，毕竟它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避免谈过去的历史，为了保护后代也好，为了向前发展也好，法国也是一样，参加过战争回来的人什么都不说，因为他们不想让后代知道那些残酷的事实，但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这些历史，才能避免再犯错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了解过去的国家是什么样，自己的历史是什么样，而不只是一味向前，而且没有历史也难以前进。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想去了解历史，那么你就一定能找到途径去了解历史。

《中国记忆，1966》，【法】索朗日·布朗/摄影 杨浪/文，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