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右派分子”译成“右撇子”，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

        多年来，华语电影在海外输出得最好的始终是武侠、功夫的类型片，这其实也与译制脱不了干系。“因为功夫片的类型是受翻译影响最小的，观众只要看动作就可以了。”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李亦中认为，一些片子脱离了本土语境，在海外就很难引发共鸣。近日，“中国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影视作品译制专家、导演等参与了研修，探讨了中国电影译制方面的问题。

        不久前，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2》遭遇关于翻译的吐槽风波。事实上，除了对于引进影片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的讨论之外，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还存在诸多壁垒。

        1983年《牧马人》在戛纳电影节的翻译闹了不少笑话，诸如将“右派分子”翻译成“右撇子”这样的错误。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电影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依然无法很好地将片中的精神传达出去。据巴黎中国电影节的创办主席高醇芳回忆，前两年一部电影中的“碟片”被翻译成了“盘子”，就引发了影院的笑声。

        上海电影节期间，由文化部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德国、爱尔兰、捷克、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埃及、突尼斯、约旦、土耳其、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关注和从事中外影视作品译制的专家、导演、影视制作与发行机构负责人参与了此次研修。

译制是上海电影的传统

        电影译制曾经是上海的一面辉煌旗帜。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李亦中介绍说，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在翻译上就已经十分发达。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故事片——1922年张石川所拍摄的《劳工之爱情》的资料研究中发现，这部电影曾被配上双语的字幕。1934年，上海共引进好莱坞影片345部，几乎可以说好莱坞全年生产的电影都“倾销”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总共有19家影院专门放映美国电影，电影均配有翻译。1939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都配有专门的同声传译。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的17年里，由于外交原因，苏联电影开始占据半壁江山，国有译制片厂的崛起让海外电影进入译制片时代，人们开始通过配音艺术欣赏电影。

        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是从电影节开始，而2002年电影《英雄》则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文化输出，在国际上超过8亿的票房成绩至今没有其他国产电影能够超越。

        但更多的国产商业电影却在海外发行上受到种种限制。上海译制片厂前厂长、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年的上海译制片厂也曾经承接过包括《舞台姐妹》等国产电影的外语翻译工作，但输出海外后口碑并不理想。

        “那个年代说实话有我们的限制，老一辈人所了解的英语其实是‘殖民地英语’，译制片所讲求的‘还原’无论是外翻中还是中翻外要求是一样的，但我们的水平确实没办法顺利进入到他们的语言习惯中，因此那个年代的文化输出在翻译上可以说是失败的。”

武侠片最受欢迎也因为受翻译影响最小

        曾在法国策划胡蝶、费穆等经典电影人回顾展的高醇芳谈到，中国影片到国外去字幕翻译很重要，因为外国人需要通过字幕了解影片。“但现在中国的制片对字幕普遍不重视，我们觉得很辛苦。”高醇芳记得，2004年第一次举办展览的时候与广电合作，要求在做成字幕之前核对一下翻译。“当时我以为修改一下就好了，结果翻译的稿子一塌糊涂。每一句都要修改，每一句都不地道。”

        高醇芳举例说，“一个片子里苗族老太太斯文地说：‘我年纪大了可能脑筋不太好’，字幕翻译成很粗俗的一句话。观众都震惊了。还有一部《白毛女》在法国放映，白毛女说自己被强奸了，很惨，结果翻译成‘他给我戴上了面纱’，观众都在笑。”

        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输出情况更加曲折，“少数民族电影到法国，翻译是从藏文或者蒙文，到普通话，再翻译成英文，再到法文，里面的原意损失了很多。我认为应培养少数民族的翻译员，直接翻译成各种外语。”

       澳大利亚国际华语电影节主席宫岚微从200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推广华语电影，一些比较深沉的文艺片观众能够获得共鸣，而在国内反响更好的商业片却遇冷。经过交流后他们发现，是翻译环节出了问题，“更深层的情绪可以理解，但生活化的语言如果没有翻译好反而会造成接受方面的障碍”。

        多年来，华语电影在海外输出得最好的始终是武侠、功夫的类型片，李亦中称这同样与译制脱不了干系，“因为功夫片的类型是受翻译影响最小的，观众只要看动作就可以了。而诸如冯小刚这样的喜剧片，脱离了本土语境，在海外就很难引发共鸣。”

各国专家共谋中国影视输出

        “中国是广播电影电视产量大国。用数字说话，2014年，中国生产了600部电影，收获50亿美元票房，仅次美国位于世界第二。 但节目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借研修班的机会，希望我们跟大家有更好的交流与合作。”这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处长张民在研修班上的致辞，也是将全球各国的译制片专家聚集到上海的主要目的。

        与会现场，可以看到许多操着流利中文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中文基础，也有中国电影的翻译经验。要译制好一部电影，对于文化和语境的了解尤为重要。土耳其译制片导演阿里·阿狸考克谈到将外国电影引入土耳其时，为了本土化产生共鸣，有时会将原片中的语意做一些“意译”的处理，打破原本话语的顺序或结构，有时会融入土耳其人更容易理解的事物。

        已经翻译过包括《我知女人心》、《人在囧途》、《唐山大地震》等电影的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教授娜希德·阿卜杜拉·希夫尼表示，自己在过去五年已经组建了超过20人的团队，团队除了具备优秀的中文水平，也与当地的专业公司签订协议，由专人培训关于影视字幕方面的技术，同时还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提供文化和电影翻译技术上的培训机会。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则在谈到上海译制片厂的规划时提到，未来译制片厂要向“双向译制”转型，除了翻译引进电影之外，也要培训一批人将中国的影视作品推广出去。

        借由此次译制研究班的平台，包括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与约旦中东传媒公司的合作项目《南海一号》、上影集团与美国Didio公司的合作项目《西藏天空》、上海文化五岸传播有限公司和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合作项目等6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中国配音演员乔榛则十分感慨，“我们中国的译制片曾经辉煌，但是一度萧条，被冷落，如今有这样一个平台出现了，感觉到又被人关注、又被人重视了，而且有信心要把译制片重新振兴，我特别高兴。”当天，乔榛、卢燕、奚美娟等中外影视界人士用多种语言共同发起《中外影视译制与传播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各国通过发展译制事业增进文化交流。        

        研讨会上各界人士提出，当下译制从业者收入过低，译制一部电影的成本投入仅5万元，许多制作方在预算中根本没有翻译这一项开支。对此，文化部外联局处长蒋好书表示，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影视译制环节的工作。

        “国家现在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以及酝酿成立相关的文化交流和翻译资助基金，为中外艺术创作交流和翻译提供资助平台。在文化产业方面，我们现在还成立了3个免税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鼓励包括艺术、出版、影视、动漫等以版权IP为核心的创意产业机构通过不断创新合作，开拓国际文化贸易和交流合作。这些企业在基地里可以享受多种优惠。有人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文化创新、全民创业的新时代，所以我相信影视领域的合作空间尤为广阔。”

        这一点获得了在场中国译制片工作者的大力支持。“译制片工作真的非常清贫，比起一些空泛的讨论，我们太需要政府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支持了。”乔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