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恋撕裂了公共领域？

唐小兵：中国知识人太自恋，因此公共领域高度撕裂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刊于《话题2014》（2016年5月出版）的一篇批评文章引起热议。在这篇名为《知识人的自恋是如何形成的》的文章中，唐小兵认为，时下学术界中知识分子的自恋与自大，是晚清以来“士大夫政治”向“文人政治”转变的延续，也混合了“红卫兵人格”等因素。文人知识分子缺乏与现实接触的渠道，只得抱团取暖。其自恋与启蒙情怀，令其易于受高蹈的激进政治理想吸引，执着于构建空中楼阁，而无法理解现实政治状况。

        在唐小兵看来，当前中国知识人的自恋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种是将“历史”和“历史记忆”转化成文化资本，进而在公共场合不断言说自我神化的。在这种历史叙述中蕴含着抹去历史伤痛、抹去挫败者的“选择性记忆”。正因为此，经常有学者感慨为什么经历20世纪中国如此剧烈而长期的苦难，中国知识界却没有产生与这种苦难相称的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有的仅仅是“苦难辉煌”的集体自恋情绪。

        另外一种则是知识上的极端自负，表现为对自身理论想象力和博学程度的自信。在唐小兵看来，当代知识界特别尊崇那些能够写出大部头著作构建一个宏大理论体系的学者：“比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就成为一个诸多学者心目中难以逾越的“里程碑”，比如易中天一个人写中华史，再如秋风以一人之力梳理华夏治理秩序史等。刘小枫在给邓晓芒关于《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的信中所展现的就是一种骨子里瞧不起后者的气味。”

        而对于这些自恋情结的来源，唐小兵将其诉诸道德感的自我渲染。知识人往往更具道德激情，痛恨社会不公。反应在今天的知识界，就是让谈论“底层”成为一种时髦的知识界话语。“生活在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大都市，过着高度西化的日常生活，用佶屈聱牙的西方各种理论探讨底层问题，已经成为左翼知识人的一个学术热点。正义的激情和道德感的弥漫，以及行动上的无力，构成了这个群体的精神特质之一。简言之，他们爱的不是被谈论的底层，爱的是谈论底层的这种姿态、气味、派头和“思维的乐趣”。

        在唐小兵看来，这一自恋心态，是当下知识界高度分裂，无法生产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心理根源。6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网站刊出了唐小兵和刘擎的对谈，题为《“好斗性”的话语仍然制约着我们——关于中国公共说理文化的对谈》

        唐小兵认为，中国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压迫性结构，这直接导致了学校空间内公共说理的情形不理想，也就间接地影响了社会上的公共说理文化。

        而刘擎在对谈中称：“很多人对当下公共说理状况是不满意的，大家看到本来应该特别讲道理的知识分子，以讲道理为生的人，好像不那么讲理，经常使用一些暴力、非理性的词语，弥漫着一股戾气。知识界的很多流派，像左翼、新儒家、毛派……常常陷入派别的斗争，有时甚至上升到生死存亡的地步，似乎不保卫自己，不坚定自己，不拿出一些明确的甚至是绝对化的原则，就不能把队友凝聚在一起，团队就会变得涣散、脆弱，易受攻击，结果就是大家都不让步，都不能妥协。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态？我想根源还是要在20世纪中国漫长的革命史中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受制于“斗争性”——怎样捍卫自己、怎样划清界线、怎样分清敌我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它潜藏于民族意识的深处，不是那么容易清除掉的。”

       青年人类学家项飙在《南风窗》2015年第10期刊文《贴着地皮看世界》。1998年，当项飙开始做他关于印度IT劳工的研究时，并没有思考过他的课题对于这个资讯过剩的时代来说，对于深化对印度的理解有什么作用，因为显然“翻译、编辑的效率会更高。”作为那一代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选择更多来源于某种心气，在当时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社会学人类学，其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格局是 “西方学者研究世界，中国学者调查家乡”。当时前往英国读书的青年学人项飙试图挑战这一格局。因此选择了印度作为研究对象。项飙在文中称：“‘世界’和‘家乡’的差别，显然不仅在于空间上的分工，或者范围的宽窄，而在于世界研究贡献普遍性理论，家乡研究提供具体素材；前者提供看问题的矿灯，后者好比挖煤的矿工。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不尝试去以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之外的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世界视野，不可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一部分。”

        18年后，项飙关于印度IT劳工的博士《全球猎身》已经出版了中文版。而在中国崛起的时代大势下，项飙以中国人身份观察世界其他族群的“逆动”姿态，似乎成了一种颇具先见之明的选择。随着中国资本走向世界，中国在国际上的姿态，已经不仅仅是要被世界主流承认，而且要以自己的姿态进入主流，甚至改变主流。学术界也作出积极的知识准备，清华、北大已设立多个对于后发展中国家进行田野调查的项目。

        然而，项飙并不同意将他的研究看做是对历史潮流的简单顺应。他首先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历史的两种主要理解，一种是发展上实际采取的新加坡模式，“即去意识形态化的、严格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单位但又积极加入国际市场的、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治国路径。”一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角逐思维，例如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权力关系中，实力的重要意味再度有了确认。

        项飙分析称：这两个进入世界的方式看起来很不一样，前一种是以对既定世界格局的接受为前提，以进入这个秩序为目标，后一种反对既定格局，以取而代之为目标。但这两种方式又基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想象，即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和霸权（美国）、有一个决定性的运行逻辑（贸易加强权），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和世界的关系。

        项飙认为，自己作为人类学者的研究，恰恰是对这一“大格局”认识的再次“逆动”。这种认识论往往以霸权结构出发，来认识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并进而由此拓展到对其他国家政策的认识。然而，这些国家内部的多样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内部的多样边缘群体，就被忽略了。

        近年来，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开拓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证明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走到境外的某些中国企业常常郁闷不解：既然和你们政府都说好了，把地方上的显要也都打点好了，你们怎么还闹？肯定有幕后黑手。但是，也许这些村民对土地、矿产有自己特别的理解呢，也许他们真的觉得现金不那么重要呢，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地方政府一直有意见，要借反对外资来给政府施压呢？”

        项飙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对世界的具体构成做紧贴大地的分析。”对于中国在海外市场中遇到的问题，中国确实要坚持道义原则。但道义原则本身要来自对实践的总结，更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和场景而运用，长期细致的实地调查也是形成有效道义原则的重要基础。同时项飙澄清：“贴着地皮看世界，不是要忽视大的格局，恰恰相反，正是要对大格局作更深入、细致和灵动的理解。格局是由无数关系构成的，反过来又嵌入到种种关系中，靠这些关系在每天的运作中而持续，它永远是一个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只有自下而上地看、动态地看，我们才能觉察到格局内在的矛盾、潜在的裂痕，才能发现可以游刃的机会、可以扩大的空间。”

        此外，项飙提醒，这种对霸权世界格局的理解，可能引发两种认识上的后果：一是对美国过分关注，放弃了想象另一个全新世界格局的努力；二是对自身的边缘性过分看重，也可能不激发创新，反而导致了溃败。“在争取承认的同时，必须要有内在的坚实支撑。伊斯兰面对的挑战提醒我们：如果不在内部一尺一寸地解决好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群体和群体的关系，讲抽象的“复兴”可能是件危险的事情。”

        项飙认为，21世纪的霸权运作将更加抽象化。因此回到人类学的视角，再度进入每一个个体，是可能的知识选择。然而问题是，“我们做好了匍匐前进、认真面对每一个具体而坚硬的差异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