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课︱戴燕讲三国志：在北匈奴与南中国之间求生存的乌丸

        本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的《三国志》课堂讲义，发表于2015年6月《书城》，原标题为《东临碣石观沧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一        

        三国时打仗，骑兵已经很重要，曹操讲到过他与袁绍曾经兵力悬殊，说：“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意思是袁绍披有铠甲的士兵和战骑，是他的成千上百倍。因此他顾惜马匹，有过禁止鼓吹骑马、“为战士爱马也”的军令。官渡之战中，得到钟繇送的两千多匹马，他下令衔枚缚马口，神不知鬼不觉直捣乌巢，与袁绍一战而决胜负。事后写信给钟繇，最感谢的也就是他赠马救急：“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

        但草原才是马的故乡，战马、骑兵，都是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国所产。“神马当从西北来”，这是汉代人已有的观念，他们把西北乌孙的马叫“西极”，把中亚大宛的马叫“天马”。乌孙王以千余匹马，就可以换取汉朝的王室之女为右夫人，汉武帝不惜派遣将军李广利远征，据说也是为了大宛日行千里的“汗血马”。对曹操来说，要得到战马和骑兵，也不外这一途径。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丸。乌丸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擅长冲突军阵，在汉代早有“突骑”之名。汉光武帝曾叹为观止地表扬他们：“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耶！”东汉晚期最有名的学者蔡邕也曾称“幽州突骑”和“冀州强弩”，都是“天下精兵，国家赡仗”。在汉末烽火四起的疆场之上，的确到处可见乌丸士兵奔驰的身影：南匈奴反叛，张耽要用幽州乌丸去征讨；凉州兵乱不止，张温也要派三千幽州乌丸突骑去平叛；刘备领平原相，手下千余兵，其中也有幽州乌丸杂胡骑。

        曹操征乌丸大胜，俘获的是辽西、上谷、右北平（今辽宁西南与河北东北一带）的“三郡乌丸”。蜀人张松知道后，便断言他将“兵强无敌于天下”。果不出其所料，翌年九月，曹操从襄阳追击刘备，“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三百余里，赶到当阳长坂坡，就吓得刘备抛妻弃子，与诸葛亮、张飞等夺命而逃。到了年底赤壁之战前，孙吴的周瑜分析各方形势，认为“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之长”，又逢冬季“马无槀草”，曹操手下的中国士兵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故可一战。说明曹操拥有的“鞍马”今非昔比，远胜舟船，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如陈寿《魏书·乌丸传》所说，三郡乌丸因此也就成了“天下名骑”。        

        二        

        乌丸，又写作“乌桓”，现存西汉“汉保塞乌桓率众长”印和“魏乌丸仟长印”，证明这两个字通用。不过在《三国志》以前，“乌丸”在文献里面出现得并不算多，《史记》、《汉书》中偶尔提到“乌桓”，更多时称“东胡”。胡，是周秦以来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战国策》里有赵武灵王教民“胡服骑射”的故事，所谓“胡服”，就是便于骑马的衣裤。而汉代称“胡人”，常常是指匈奴，“东胡”则是匈奴以东的游牧民族，即乌丸、鲜卑。据说在汉代初年，东胡被匈奴灭国，余下的部众，一支迁往乌丸山，一支迁往鲜卑山，都在今天的内蒙古，两支人马都因地得名。

        在历史记忆中，过去这一带最强悍的是匈奴。匈奴大单于冒顿俘虏韩王信、围困汉高帝于平城、写信向吕后求婚，曾在汉家多少代人心头留下难以愈合的创痛。在冒顿死后一百多年，扬雄提及往事，仍心有余悸地称匈奴为“中国之坚敌”，又强调“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而在《汉书》的作者班固看来，即便有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的深入北伐，双方也不过才打了个平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耗，匈奴亦创艾”。到三国后期，邓艾上书的时候，还在念叨“戎狄兽心”，故“周宣有猃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当江南孙皓的使者到洛阳，在司马昭主持的宴会上见到有匈奴单于在座，也大吃一惊，继而叹服：“匈奴边塞难羁之国，君王怀之，亲在坐席，此诚威恩远著！”

        陈寿当然也记得“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他评价汉武帝当年四面开疆拓土，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西南开发邛苲、夜郎，都属于不急之务，因为这些都地处偏远，构不成对汉朝的威胁，唯独匈奴南下，“最逼于诸夏”，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当匈奴强盛的时候，中国与乌丸、鲜卑接触不多，对他们也缺乏了解。要等到大约东汉初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北匈奴向西移动，南匈奴一部分定居华北，“保塞称藩”，至汉末建安年间，匈奴南单于留住在邺，如陈寿所写，“匈奴折节，过于汉旧”。在这时候，乌丸、鲜卑才趁势而起，变成中国北方新的强邻。        

        三        

        古代中国人对以中原为核心区域的华夏以外民族，称胡、称夷，在观念上有汉胡之别、华夷之辨。辨别的标准，照今天来看不免模糊，既不是现代人所谓民族识别的办法，也不是现代科学采用的DNA检测基因的办法，大体上一个是看自我意识，再一个是看文明程度。所以像匈奴人，如果去看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雕塑，那张匈奴人的脸，依稀有蒙古人扁平的模样，可是在《史记·匈奴列传》里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们仍然是“夏后氏之苗裔”，是禹的后代，黄帝子孙。当时人都相信，由于夏桀无道，被商汤流放到北方蛮荒之地，桀的后人于是“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后来就变成了周时的猃狁、秦时的匈奴。这不是种族或民族的差异，是地理空间决定的从文明堕落到野蛮的过程。

        至于匈奴以东的乌丸、鲜卑，汉代人起初也不大能够辨识。《史记·匈奴列传》说春秋时，“燕北有东胡，各分散居溪谷”，这里的燕北东胡，根据汉代人的解释，就是“乌丸之先，后为鲜卑”。而鲜卑的祖先，也有一种传说，讲他们是秦始皇修长城时逃往塞外的徒人，鲜卑人髡头（剃光头）、衣赭（深褐色衣服）、手足库肿（手脚关节较粗壮），就依然是当年逃亡士兵的样子。在这样一个朦胧的认知里面，秦人、乌丸人、鲜卑人似乎也是同出一祖。《史记》中又记载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匈奴叫他做“东胡卢王”，卢绾的孙子他之后来是以“东胡王”的身份向汉景帝投降。这个东胡，三国时的学者如淳认为就是乌丸。如果是这样的话，乌丸有可能早已为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不必要到更晚一点，才出现“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的情形（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有欧洲学者首先指出匈奴（Hun）为“突厥”人，东胡（Tungus）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梁启超、刘师培那一代的中国学者，很多深信不疑，如梁启超就说“东籍所称通古斯，即东胡之译音”（《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但日本的白鸟库吉却论定东胡是辽河上游的蒙古人之汉名，乌丸即蒙古语“聪明”（Ukhangan）的音译（《东胡民族考》），他的这个意见也得到不少人呼应。而以今天的常识来看，生活在这一带的人过去使用的是阿尔泰语，阿尔泰语系下面有蒙古、突厥、通古斯三个语族，因此，乌丸人往往也被称作阿尔泰语系。

        历史上，乌丸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天中国境内，从文献记载上看，自汉武帝时代起，就有乌丸人逐步“内迁”，与中原民族杂居、融合。由此现代学界也都主张，把乌丸、鲜卑、匈奴等草原游牧民族统统说成黄帝子孙、华夏苗裔，固然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陈序经《匈奴史稿》），这些历史上的古代民族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族源，但由于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它又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费孝通语），像乌丸这种自汉代便为“国内少数部族”的，更早已变成这“自在的民族实体”的一部分。那么，在今天中国历史的书写当中，乌丸，是理所应当地要被当作中国北方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

        乌丸史，是东北古代民族史。        

        四        

        在传统“正史”里面，陈寿是第一个为乌丸、鲜卑作传的，但他说“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他只负责记载他们在汉魏这一阶段的动向。幸运的是，在陈寿同时代人王沉撰写的《魏书》里面，有对乌丸“习俗、前事”的记述，这些记述又为《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用，以此结合后来范晔所作《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即可补充我们对乌丸历史、文化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王沉为太原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人，这里很早就有乌丸人内迁，他祖父曾任匈奴中郎将，儿子也做过都督幽州诸军事，并与鲜卑人通婚，与乌丸人也有接触，就是说他生长在一个胡汉杂居之地，又是在一个与匈奴、乌丸、鲜卑等游牧民族均有往来的家庭，因此，他对于乌丸、鲜卑的记述，相信多出于他自己的见闻（内田吟风《乌丸、鲜卑的习俗》）。古代人了解有关边疆、异域信息的渠道，并不是那么随时畅通，大概只有少数游历、驻守过边疆或是出使、远征过域外的人，才能掌握到实际的情况。譬如汉代的臧旻曾任匈奴中郎将，他卸任后回到京都，有人来询问“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他便就“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里远近，人数多少，风俗燥湿，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不与中国同者”等，一一作答，口说手绘，提供的资讯，就比《汉书·西域列传》还要翔实。那么在这一点上，王沉也有他的优势。

        根据王沉的记载：

        第一，乌丸“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平常弋猎禽兽，食肉饮酪、穿戴毛皮，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也有简单的农耕，种植如黍子的青穄和用来酿酒的东墙。又有弓矢鞍勒、金属兵器等手工业制造，妇女能制革、编毛毯。可是，“米常仰中国”。

        第二，乌丸社会的基本组织为“邑落”，邑落有小帅，非世袭，数百千落为一“部”，推勇敢健壮而又善于协调者为部大人。无文字，大人有令，“刻木为信”，传于邑落。

        第三，乌丸人敬鬼神，祭拜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神，死后归于赤山。

        现代学者从这些记载中，判断出乌丸在当时尚处于奴隶制阶段，又有母系社会的遗存。而据王沉说，鲜卑的“语言习俗”，跟乌丸差不多。此外，乌丸人不筑城郭、贵少贱老、“恶种姓之失”而有收继婚、男子既能以打猎为生又能引弓打仗，类似的习惯，与《史记》、《汉书》当中描写的匈奴也非常接近。

        考古发掘亦证明，乌丸与匈奴在文化上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在辽宁西岔沟出土的西汉乌丸文物里面，有一些青铜饰牌上有双牛、双羊、双驼和犬马、犬鹿的图案，据说这都是受了匈奴的影响（林幹《东胡史》）。这说明乌丸一方面“汉化”很早，他们还有对中国在贸易、粮食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可是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很深的北方游牧民族习性，他们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礼俗文化，仍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国迥然不同。        

        五        

        夹在北匈奴与南中国之间，又有鲜卑在侧，乌丸的处境自然相当微妙。

        从中国的视角，恰如陈寿所写：“《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这是《魏书·乌丸鲜卑传》的开头，开宗明义的这几句话，很可能是模仿班固。因班固在《汉书·匈奴列传赞》里早就说过同样的话：“《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他在《汉书·叙传》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这里引《诗经》、《尚书》，主要是强调“四夷”之为害中国以及中国对他们的戒备，由来已久，早已刊入经典。如果再往前回溯，那么在司马迁笔下，已有他关于《史记·匈奴列传》之写作的说明：“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史记自序》）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陈寿交代他为了“备四夷之变”而写下乌丸、鲜卑等传，既是延续了司马迁、班固以来的修史传统，同样的，也是遗传了他们甚或是更早的“外攘夷狄”的心理。

        在汉晋史家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之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实在有一种相当固执的内外、彼此之分，有一种“他群”、“我群”（李济语）或说是“他者”、“我者”（许倬云语）的对立观念。

        根据文献记载，乌丸在汉代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内迁。一次是在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后，将乌丸人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五郡边境；还有一次是在东汉光武帝时，乌丸人被迁到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边境十郡。随着乌丸人两次内迁的，是在今天的北京与河北万全县分别设置了护乌丸校尉，专门管理乌丸人，并负有侦察、监督匈奴和鲜卑的责任。这个专门职务的设立，有人说是由于班固父亲班彪的提倡，因为班彪说过“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不能放松管制，也不可叫人兼差，必须有相当一级的专任，方能保证边境无事、国家安全。在他意识当中，乌丸人不但是与汉民不同，轻躁而狡猾，好作乱、好犯事，这种好作奸犯科的性格，又是与生俱来的。

        班彪的看法其实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这就意味着，不管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乌丸是归顺还是对抗，他们身上先天地有一种异于汉地人民的特殊习性。班固之兄班超出使过西域，攻打过北匈奴，他也认为像匈奴这样的，与中国礼仪习俗不同、饮食言语不通，根本就是“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而这一成见根深蒂固，在陈寿的时代也并未消除，在江统的《徙戎论》里有一句名言，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但如果站在乌丸的立场，就可以体会到，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确有很多依赖，这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国的“朝贡体制”，以奴婢、牛马、弓弩、毛皮等物资贡献，换取中国的保护；可是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匈奴面前，他们也不得不表示臣服，随时奉献牛、马、羊等，以免受“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的惩罚。这就是以小事大。

        在这种以小事大的复杂关系中，当然，乌丸也有它的自立之道，有它的摇摆和挣扎。尽管我们很难看到以乌丸人的视角留下的这方面记录，不过在有限的汉文资料中，还是依稀可见他们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及心情。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例是在汉昭帝时代，渐渐壮大起来的乌丸，为报汉初冒顿杀东胡王之仇，去挖匈奴单于的冢墓，自然引起匈奴反击。汉大将军霍光趁匈奴遭打击，派范明友攻打匈奴，顺势将乌丸三王斩首，获一石二鸟之利。乌丸挨了打，掉过头来，又屡屡攻击范明友军。

        还有一例是在王莽时代，当时对外强硬，与匈奴有过不得接受乌丸投降者的约定，同时也告诫乌丸不要再向匈奴纳税，就是说中国作为第三方，强迫乌丸和匈奴解除了隶属关系。谁知匈奴表面应承，实际还是到乌丸收税，当乌丸以“奉天子诏条”为抗税的理由时，他们将乌丸首领捆绑倒悬，而当乌丸怒杀其使者后，他们更派兵镇压，并掠走上千妇女儿童，叱令“持马畜皮布来赎”，等到乌丸人带了财物去赎，他们又连人带物全部扣下。最后，在中国的再三敦促下，匈奴才勉强同意将人口、财物归还乌丸，可是他们又以护送乌丸人为借口，以上万骑兵，勒马塞下，意在抗议和威胁。而此后不久，匈奴便与乌丸联手，“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乘弱击破之”。汉光武帝亦不失时机采取离间手段，“以币帛赂乌丸”，使乌丸人又向中国诣阙朝贡，“保塞无事”。

        在三方如此长期的拉锯式的且战且和中，乌丸的摇摆、挣扎和自立，在中国人眼里，往往就显示为“困则卑顺，强则骄逆”（侯应语）、“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江统语）的游牧民族“难羁”的性格。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有一座一九七一年发现的汉代古墓，墓主人是一名大约汉桓帝时期的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墓中的彩色壁画，绘出了这位护乌丸校尉从繁昌出居庸关，到达宁城任所，在任上起居出行、歌舞游猎的场面。壁画上的墓主人端庄凝重、威风八面，他的身旁除了僚属，还有弯腰行礼的乌丸人、鲜卑人，都剃了光头，穿深褐色衣服，体态恭顺，表情温和，完全是一副被驯服的样子，大概可以代表当时人对于在护乌丸校尉管辖的世界里，各民族是如何和谐相处的想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