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编辑卡罗尔去世，他带洛杉矶时报5年拿了13项普利策奖

     “今天记者们仍在不断地被提醒他们是公司的一员，尽管在他们心中他们知道股价只是一个空洞的神而已。”卡罗尔先生在1998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会年度最佳编辑时谈到，“新闻工作能够也应该以一种令人出奇满意的、充满娱乐性的方式参与到世界中来，而且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没有什么会比文字更加有力。”   

        他是他们那一代最传奇的编辑之一，他知道如何讲述“大”故事

        2003年加州州长的选举前一个星期，由约翰S·卡罗尔领导的《洛杉矶时报》记者团以一个故事收尾，他们都知道这可能是一个火药桶。他们是对的。在选民参加投票的五天前，该报纸报道声称演员出生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施瓦辛格侵犯女人。保守派评论家指责该报以故事帮助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戴维斯。尽管最后施瓦辛格在大选中获胜，并承认他对妇女“表现不好”，但是仍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取消了该报纸的订阅。

        卡罗尔对此正面回应了批评。“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多做调查报告”，他在选举后发表的评论中写道，“的确存在冒犯一些读者的风险，但是我敢说如果你敷衍调查性报道，那么对你而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或许不是一份合适的报纸。”

        约翰·索耶·卡罗尔（John S. Carrol），一位广受推崇的新闻编辑，善于叙述故事，不懈专注于新闻的技艺。21世纪初，尽管与《洛杉矶时报》的母公司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仍恢复了该报的声誉和信誉，领导《洛杉矶时报》上升到了新高度，包括在5年内获得13次普利策奖。上周日卡罗尔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的家中因克雅氏综合症去世，享年73岁。

        虽然卡罗尔并不如《华盛顿邮报》主编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那样知名和招摇，但是他仍和布拉德利先生一样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编辑之一。哈佛大学肖文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克斯S·琼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能够将诚信和对新闻的热爱结合起来，能够和极具才华又性格不羁的记者合作愉快，也有勇气去做那些他认为对的事情。”此外，卡罗尔先生也是媒体行业变革的雄辩家和新闻业理念的捍卫者，他认为编辑和记者几乎是作为公务员般的存在，新闻自由对于自治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他越来越关注新闻企业对最基本的新闻价值观，如深入报道，持久的耐心的威胁。

        “今天记者们仍在不断地被提醒他们是公司的一员，尽管在他们心中他们知道股价只是一个空洞的神而已。”卡罗尔先生在1998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会年度最佳编辑时谈到，“他们意识到新闻工作能够也应该以一种令人出奇满意的，充满娱乐性的方式参与到世界中来，而且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没有什么会比文字更加有力。”

        在卡罗尔任期内，《洛杉矶时报》赢得的了13项普利策奖

        在《费城问询报》，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先驱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均取得辉煌成就后，卡罗尔于2000年加入《洛杉矶时报》。在《洛杉矶时报》他聚焦调查性报道，扩大报道范围，重新设计板块，改变专栏作家的结构。

        在卡罗尔任期内，《洛杉矶时报》赢得的了13项普利策奖，其中有5次是发生在2004年度，这是该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一年，也是该奖项历史上第二大获得者。

        《洛杉矶时报》主编马哈拉杰（Davan Maharaj）谈到卡罗尔时说：“《洛杉矶时报》取得持续成功的原因和他宣扬的一个关键密不可分：团队合作会容易生产出优秀的新闻业，也会比个人孤军奋战走得更远。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迪恩·巴奎特声称卡罗尔是他们那一代最传奇的编辑之一，他知道如何讲述“大”故事。其中有关于马丁·路德·金/德鲁医学中心患者死亡的检查，导致了它的倒闭。卡罗尔还负责调查鹞式军用飞机的致命事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的非安全药物。这些故事反映的正是他曾经提出的信条：“写有关生与死的事。”

        在卡罗尔加盟《洛杉矶时报》前我们处在集体士气的最低点”，大卫·威尔曼，华盛顿的调查记者，同时也是普利策奖得主说，“约翰不仅撑住了所有的事情，而且把我们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该报纸正挣扎着从丑闻中恢复，其周日杂志特刊在与斯台普斯中心利益共享的协议下发行，这样的安排引发了对该报纸独立性的怀疑。这位新主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从《纽约时报》吸引该国最高级别的非洲裔美国编辑之一巴奎特，他鼓舞员工，并且在出版商约翰（John P. Puerner）的支持下，进行全面改革。他不仅替换了许多顶尖编辑，而且转移资源，开除奥兰治县的编辑人员，关闭一些周期的补充，加强其他领域，如调查报告，户外休闲，讣告等。

        《费城问询报》主编威廉（William Marimow），曾在卡罗尔手下工作，他谈到“约翰很有勇气，是个安静的人，有坚定的决心，真正了解新闻机构的作用是服务大众—当说真话的时候，就算土崩瓦解也毫不动摇。

        “约翰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鼓舞人心的，令人恼火的编辑，”朱莉•马奎斯，王/德鲁系列的编辑，2005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得主说，“他会让你修改30稿，然后用他充满绅士风度的方式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你的确要承认第30稿比第29稿好很多，因此你坚持不懈，不顾一切地让他满意。”她补充说：“作者们把他们的每一分才华，努力和尊重都交予他。”

        他从来不是走在前面的人，他让别人去认识地狱

        约翰·卡罗尔，1942年1月23日出生于纽约，成长在温斯顿—塞勒姆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当卡罗尔13岁时，他的父亲父亲华莱士·卡罗尔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工作，举家搬到了那里。理查德（Richard Masland）从小和卡罗尔一起长大，他是这么描述了他的朋友的：一个喜欢对汽车废品站发起午夜袭击的普通学生。但是理查德也指出，他“从来不是走在前面的人，他让其他人去认识地狱。”当他要引导记者报道有争议的故事时，这种素质对于编辑而言是很有用的。“他有这样的魅力让其他人做事”，理查德补充说。

        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弗福德学院学习期间，在一场费城对巨人的比赛中他们通过误导的方式和棒球传奇人物威利·梅斯握手了，这种行为不检的爱好将他还有他的两个哥们送进了监狱。问题在于，“当约翰和他的朋友决定和梅斯握手的时候，他正站在场中央。”伯尔斯丁，卡罗尔的哈弗福德同学解释说。

        在1963年取得英语学位后，卡罗尔被聘成为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快报》的记者，但是被应征入伍而中断。1966年，他加入了《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下一年他被该报纸派驻到越南，没有过很久，卡罗尔先生就迎来了战地记者的人生。他写了一篇有关美国部队正在悄悄地放弃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文章，该文章激怒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争辩说卡罗尔违反了对溪山撤离的新闻封锁，美国军方官员威胁要没收他的证件，这在记者群中发出这样的呼声“军事支持关闭，减轻对约翰的惩罚至为期一个月的停牌。”《纽约时报》前总编辑罗伯茨·基因，当时也是该报纸的西贡分社社长回忆说。

        1972年，在中东和华盛顿特区为《太阳报》作报道后，卡罗尔被《费城问询报》的主编罗伯茨招募加入该报纸。他深入参与有关费城警察暴行的系列，该系列在1978年赢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当时，调查报告并不是一个许多报纸考虑的优先项。“反正是能拖就拖，但约翰把它当成当务之急”，罗伯茨说。

        1979年，卡罗尔先生第一次获得运营自己报纸的机会，他成为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先驱报》上午版的主编。在他任期的几年内，卡罗尔先生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暴露了给肯塔基大学的篮球运动员支付现今违反了NCAA（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规则的现象。该系列产品荣获1986年普利策调查报道奖，导致了广告和发行的抵制，抗议集会和炸弹威胁，但也给大学的政策带来了变化。“从营销角度考虑，需要做的是将投诉的数量降到零。”卡罗尔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反馈到，“如果你是在制作面包，这么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份报纸没有任何抱怨那么它就是一份死气沉沉的报纸了。”

        1991年，在肯塔基州经过近十几年的锻炼后，卡罗尔作为首席编辑回到了《太阳报》。为了重新定义报纸的抱负，20世纪90年代期间，他强调地方官员应该为困扰城市的社会弊病负责，同时也应该扩大其覆盖的地域界限。在卡罗尔先生的鼓励下，一篇有关在巴尔的摩港口拆卸轮船的文章赢得了普利策奖，它关注世界各地被拆卸的船舶所带来的环境危害。

        卡罗尔先生的举动震撼了《太阳报》，刺痛了一些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位名为戴维·西蒙的警察记者，西蒙后来退出了该报纸，投身于电视业，并作为巴尔的摩HBO频道犯罪系列的创造者而引人关注。西蒙先生认为卡罗尔先生是典型的懦夫，在2008年展会的最后一个赛季中，他显示出对虚幻的巴尔的摩报纸业奖牌的狂热。许多在卡罗尔先生在手下工作过的前《太阳报》记者都认为这样的描述是有失偏颇的。"每个在那儿的人都知道真相，卡罗尔之后的《太阳报》执行总编马里莫说，“而且我认为事实上，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报纸充满惰性，是卡罗尔的领导下才使得报业复苏。”

        卡罗尔经常被同事称为“守旧派”，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弱点，尤其是考虑到数字新闻的革命。在他到来之前，《洛杉矶时报》已经开始重塑其编辑部，以满足由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和他那个年代的其他编辑一样，卡罗尔也被认为无法很快把握变化，轻视新媒体的入侵。

        要成为强大的，独立的，有原则，有质疑精神的，善于挖掘的记者骨干

        卡罗尔喜欢用铅笔挥舞出一个故事。对于大的故事，他仔细审视每一个字，有时会重新起草开头几段或说明性的文字和标题。他最好的标题之一孕育于一时冲动，它关乎某药物对色情行业的影响，他写道：“灯光，摄像，伟哥！”

        有一次他对一个关于德州堕胎法案的故事感到恼怒，因此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诫部分编辑避免政治偏见，声称他不想《洛杉矶时报》推动“自由议程”。他还谴责员工使用最高级，编写某人或某事是“最好”或“最后一个”无疑会带来非难。

        有些人认为从报纸的的企业方考虑，卡罗尔显得太孤傲，但是卡罗尔的任期内最大的出版商普纳（Puerner）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批评。“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顾左右而言他，他告诉我商务会议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他宁可编辑报纸，而我接受了，就那时而言，约翰是《洛杉矶时报》最好的选择。”普纳如是说。

        尽管取得了这些胜利，卡罗尔先生也正在面临着发行量下降和日益恶劣的经济环境的大局，他不断地与报纸所有者——论坛公司（ the Tribune Company）进行斗争，该公司想要他缩小编辑部的规模来提高盈利能力。2005年，他厌倦了战斗，辞职了，把报纸交给了执行总编迪恩·巴奎特，迪恩现在已经是《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了。巴奎特先生谈到：“约翰认为大的报纸应该承担最大的主题，无良医院，劣质飞机，国际奴役，在他的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什么是大到容不下的。

        《洛杉矶时报》是卡罗尔的最后任职的报纸，之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肖文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持一项新闻扫盲项目，教会学生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成为精明的信息消费者。

        我们的使命比我们的前辈更艰巨，”他说，“必须要首先确保生存，从长期看来，不管结果会给我们的报纸带来什么，都要成为强大的，独立的，有原则，有质疑精神的，善于挖掘的记者骨干。”        

        在他弥留之际，他仍致力于写一本书，该书谈论它作为《先驱报》主编期间爆出的肯塔基篮球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