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晚年忆旧

        张充和多才多艺，国学根底深厚。十六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1934年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胜利后，于北大讲教授昆曲及书法。1949年后张充后随丈夫傅汉思赴美，在多所大学中传授书法和昆曲。本文节选自苏炜所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是张充和晚年口述实录，回忆民国时的旧友。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书封

        “好多年后张大千到耶鲁访问，停留了几天，看见我家的芍药刚好开了，他就画了好多幅芍药。我拿我的旧宣纸给他画，他画了芍药、人物，还有一个自画像，送给了我两幅大画。他是在耶鲁一个屋子里画的，不是在我这里。张大千豪爽，爱说爱笑，有很多女朋友。在台湾，他在一个女人身上画画，我看着笑死了，不成体统呀……”

        “……金岳霖是最好玩的一个人了。他一辈子都爱着林徽因，没有结婚。人家养宠物，都是养狗啊猫啊的，他却养一只大公鸡。平日最疼爱的就是他的大公鸡，经常给它喂维他命、鱼肝油什么的。那时候在昆明，我们沈家、刘家、杨家几家人住在一起，有院子，有厨房；他住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没有地方养鸡，就把大公鸡放在我们这里，经常跑过来照料。

        防空警报来了，大家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往城里跑——他惦记着他的大公鸡哪！因此，‘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防空洞’就成为当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好玩话题。他也不在乎我们笑他。每回他登门，我们几个女孩子就故意说：‘金岳霖可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他的大公鸡的！’他就冲着我们憨笑：‘嘿嘿，都看，都看！’呵呵呵…”

金岳霖(左一)与林徽因（左二）费正清等友人出游

        “我跟溥侗很熟，溥侗就是‘红豆馆主’，他是宣统皇帝的哥哥。抗战前一年，我在南京代储安平的职——储安平当时到英国留学去了，我代他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我在那里跟溥侗认识的。他当时是南京一个什么挂名的官，好像不是个实职。他喜欢唱昆曲，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拍曲，他是中间年纪最大的，那时都六十多了。我们当时的曲友在一起，做什么事的、当什么官的我全不知道，反正都是唱昆曲的就是了。我还跟溥侗在南京的‘公余联欢社’一起唱过戏，他很会演戏，他还来过我苏州的家。”

        “我不能算程（砚秋）门的入室弟子，我不是个好学生，我学了几天就学不下去了，还是不习惯京戏，觉得闹，喜欢昆曲的安静。所以，程砚秋不会认我这个学生的，虽然我喜欢听程派的戏。”

        “我不喜欢马连良的戏，他唱得太漂亮，太甜，好是好，我嫌他油，老生不能那么唱的。”

        “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就像林徽因，大家都喜欢她。在昆明的时候，她爱说话，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得都听她的，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

        “不过我对陆小曼，却有不错的印象。记不起是什么样的场合，谁介绍我认识的她，反正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人很温雅，话不多，也会唱曲，一笔山水花鸟画，画得很像样子……”

抗战胜利后的陆小曼

        “……张伯驹我也认识，他的收藏很了不起。他是一个把艺术看得很严重，不是随随便便在玩票的人。他唱京戏，不唱昆曲。听说他去听戏，一唱得不对，或者谁在台上抢戏，他在下面站起来就骂。”

        “一九四七年在北平，那时候张伯驹住在颐和园里，冯至、沈从文、杨振声他们都住在那个园子里，他们住在一个叫‘霁清轩’的屋子里，我住在一个叫什么阁的小屋子。张伯驹常来玩，我也一起玩，他太太画画，他们也常来看我画画。当时他的好东西都放在燕京大学的仓库里，他就带我们过去，专门打开仓库请我们看画。那时燕京的校长是陆志韦，刘文端是他太太，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张伯驹收藏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我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唉，传统都快要丢光了……现在舞台上演戏，无论昆曲、京戏，不讲基础，身段、唱法都不讲究，只要好看，讲舞台装备，在舞台装备上不知花多少的钱。讲装配，弄机关，那不是回到当年的海派戏了？那是那时候为了吸引中学生、小孩子弄的，为了好看，看热闹，很无聊，可是现在舞台上，都是这样的东西。从前《申报》评昆曲的戏，评得那个好，那个不留情面！袁寒云去看昆曲，看到一出戏做得不好，站起来就走了。那时候的人是真懂。现在就没有人好好评戏，批评要不讲面子，好就好，坏就坏，现在的批评除了捧场就没有实话。”

张充和临《颜勤礼碑》（2009）

        “颜字是打根基的字，把颜字写好很重要。我现在每隔一两年，都要拿出颜体字帖来，认真临一临。有颜字的底，就能写好大字，写好隶书——隶书也适合写大字……那一年，七七事变以后，我用大幅白布写了‘国难当头’几个大字，挂在苏州乐益女校的高墙上，我写的就是颜体字……写楷书，只有颜体适合写大字，别的体写大字不好看，要么就写隶书。”

        “我祖母有个妹妹，我叫七姑奶奶，祖母带我上她家去玩，把我写的字带给她看。七姑奶奶称赞说：‘字写得不错呀，我要送给你好墨。’从七姑奶奶家回来，她送给我几个老墨，我小孩子也不懂，就拿到书房去磨墨写字。朱（谟钦）老师看见了，吃了一大惊，说：‘哎呀，这可是明朝方于鲁制的墨呀！你小孩子怎么不知痛惜，用来写大字！’以后，朱老师就要求我，用家里的老墨、古墨写字，只能写小字，而且要用碎墨，不能用整墨。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保存和收藏古墨的。家里的整墨我都舍不得用，所以就保存下来了。成年以后在各个地方走，我也注意收藏好墨、古墨，就一直收藏到今天。”       

        “抗战年间，张大千曾经‘面壁’敦煌数年，在敦煌石窟的洞穴里临摹、习画。有一天傍晚在鸣沙山下的月牙泉边散步，他救起了一只受伤的大雁。以后每天，他都要带上当时极为匮乏的食品，到泉边喂养这只大雁。大雁渐渐复原，和张大千成为好朋友，每天一落晚，无论风雨阴晴，都要守在湖畔，等候他的到来，陪着他散步。这幅喂食照片，就是当时相随的中央社记者罗寄梅现场拍下来的。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大千离开敦煌的日子临近了。离情依依，张大千生怕令他的大雁朋友伤心，便不等天晚，早早率领众人登车离去。没想到，车子刚刚驶过月牙湖，天上便传来一阵大雁的哀鸣。众人抬头看去，一只大雁就在头顶上一圈圈地盘旋，追着车子，发出尖厉的唳声。张大千赶紧让车子停住，他刚刚跳下车，那只大雁便嘶鸣着从高空俯冲下来，直直扑向他的怀里。张大千搂住大雁，泪水潸然而下。他抚摸着大雁，大雁也久久依偎着他。众人都被这一幕人雁相依的情景慑住了。良久，张大千拍拍大雁，把她放飞到空中，大雁一声尖唳，打了一个旋，终于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张大千挥挥手，登车离去……”

1943年5月，张大千和弟子在榆林石窟临摹壁画。

        “张大千喜欢画芍药。喜欢她的热闹，开起花来成群结队的。他那几幅很有名的芍药图，就是在我这里画的，喏——他画的，就是我家院子这丛正在开花的芍药。画得兴起，一画就画了好几张。又忘记了带印章在身，他留给我的一张，题了咏，没盖印，印子还是下一回过来再揿上的……”

        “那时候陈蕴珍正在追巴金——还没叫萧珊，我从来都是蕴珍蕴珍的唤她。蕴珍还是个中学生呢，就要请巴金到中学来演讲。巴金那时候已经是名作家了，人害羞，不善言辞，就死活不肯。蕴珍她们把布告都贴出去了，演讲却办不成，蕴珍气得，就找我来哭呀！……嘿，我们这边一劝，巴金赶紧来道歉，请出李健吾代他去演讲，这恋爱，就谈成喽！”

        “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脑筋很新，心胸很大，真是很伟大的。”

        “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给教育部编高中的国文教科书。我们几个人——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我管诗词歌赋、唐诗宋词。编书给我钱，钱从西南联大汪先生（汪和宗）那里拿；朱、沈都不拿钱，他们有联大的薪水。开始我住在城里，来往的朋友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他有时候过来吃顿饭，他好酒，我们不喝酒，就他自己喝。后来日本人的轰炸一来，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这个印章，是闻一多托人带到乡下给我的。”

        “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则更熟一些。”

        “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老人忽然微微笑起来，“我在北大上学时没修过朱自清的课，倒是在中学时读过他的《背影》，没想到后来成了同事。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sentimental（感伤，滥情），呵呵……”

        “闻一多在北大上课，给我们读楚辞。他好像是湖北人吧，用老辈人的吟诵法给我们吟唱，很好听，那是真正的楚声呀……”

        “罗膺中（罗庸）的吟唱也很好听，他教词，从清华过来兼课，他的唱词法也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唱昆曲。听说俞平伯教诗词，也用唱的办法，可惜我没听过。后来与俞平伯熟了，与俞太太姐妹都成了曲友，我们一起唱昆曲。俞平伯不唱，给我们打板鼓……哎，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都比我年纪大……”

        “是的，那时候，几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饭桌上，我都是年纪最小的，二十几岁，却跟杨荫浏、杨振声他们玩在一起……”

        “我们当时租住在一座叫‘云龙庵’的庙堂房子里，那庙可有意思了，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孔孟圣人、上帝耶稣，全都供在一起，每个神明都给烧香磕头。有一段时间唐兰、卞之琳等等好多人，都在云龙庵住过，冰心、吴文藻他们夫妇俩也来过。”

        “有一回章士钊赠我的诗里，把我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诗里说：‘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的诗是我的老师沈尹默传给我的。我一看就生气了。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我对沈先生说，这是‘拟于不伦’，沈先生知道我是真生气了，就赶紧写了和诗打圆场。唉——”老人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日后还真是被章士钊的诗言中了——我后来，不就真的嫁了个胡人，嫁到‘西域’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