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二战难民推动瑞典成为现代福利国家？

在二战历史的研究中，难民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并不仅仅限于难民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对难民的救助和接纳。其实，战时或者战后如何思考和处置难民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本期选择编译的几篇文章，即从这一角度向读者解读二战难民问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

“泥菩萨”埃及如何接收二战难民？

二战中埃及卷入了战争吗？纳粹主力战将隆美尔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迅速扭转了北非战场的初期局势，“沙漠之狐”的美称也就由此诞生了。幸有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成功击败了德军的侵袭，挽救了势单力薄的埃及。很难想象，二战时期的埃及，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自身财力吃紧的情况下，竟然推行了慷慨的难民接收政策。

        

2014年第2期《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发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Kornelija Ajlec的论文《二战期间的埃及政府与难民安置》（Egyptian Government and the settlement of refugee issues during the world war II），其中详细分析了二战时期埃及政府是如何解决难民问题的。

为躲避战乱，波兰、希腊、南斯拉夫有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到了埃及，波斯和中东地区。在英国的影响下，1941年埃及政府首次开始接收希腊难民。在接收难民问题上，埃及与盟军达成了协议，起初主要是依靠当时在埃及的前英国组织和政府机构来推行，后期主要是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人道主义机构来推行。因为自身实力有限，埃及政府在接收难民问题上向盟军提出了要求——由盟军来承担战后遣返难民的责任；在安置集中营难民基本生活的同时，也对难民在当地媒体机构中传递信息做出一定的限制。

尽管埃及直到1945年后才正式向德、日宣战，但是，不管怎么说，埃及政府自打1936年与英国达成难民安置协议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盟军，缓解了盟军的燃眉之急，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法国光复后，为何重塑“庇护”？

现代国际法给庇护（Asylum）下了这样的定义，国家对于遭受追诉或迫害而来避难的外国人，准其入境和居留，并给予保护的行为。对于因一国的追诉而逃至他国的人来说，如果没有条约上的规定，该国就没有义务非要将逃至本国境内的个人驱逐或引渡给追诉他的国家。某种意义上来说，庇护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近代中国以来，维新派保皇派人士康党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为了反抗清廷的专制统治，也正是在列国政治庇护下方能屡败屡战。

二战期间，在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肆虐之际，欧洲各国政权在反抗法西斯侵袭中惨遭“易主”风波，出现了一批为反抗法西斯而实现自由的异国逃亡难民。

1946年，在盟军协助下，戴高乐领导的反纳粹德国侵略抵抗组织，终于光复了法国，重建了共和政体。1946年10月27日，法国宪法序言宣称，那些为自有事业而招致迫害的人，有权利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得到庇护。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高级讲师Greg Bur gess致力于研究法国自大革命到二战时期的难民与庇护问题，他认为，法国光复后，共和党政府专门对庇护政策的设置问题进行了大辩论。

Greg Bur gess在2014年第3期《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发表文章《战后法国重塑庇护，1944-1952》（Remaking Asylum in Post-War France, 1944–1952），详细追踪了光复后庇护和难民权利怎样被法国当局重塑的过程。

1938年，法国维希政府将庇护政策改成了拘禁难民的政策，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立法禁止、驱逐和拘留难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了确定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些战时遗留问题，为了重建新的法律，共和党一再重申，第三第四共和国之间是延续着的，庇护是法国长期以来的历史遗产，代表着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共和党文化，也是共和党的一项价值原则，有助于重塑继维希政府后新生共和政权的法律与法规。

同时，二战前后联合国也重视对国际难民的援助，在新的国际法形势下，庇护也在可适用的举措下被重塑了，二战中被迫害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国际难民，获得了公认的国际地位。

美国力量如何成为摩洛哥犹太人的“希望之光”？

从15世纪开始，摩洛哥就遭遇到欧洲势力的强势入侵，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其后是法、英、美等国。20世纪初，法国强迫摩洛哥苏丹签订对摩洛哥实行保护制度的《非斯条约》，摩洛哥的大部分领土归入法国保护区。

二战期间，德国侵占巴黎后，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于1940年7月成立，1942年11月，美军登陆，占领了法属摩洛哥。在这样的时局之下，法国的崩溃、维希政权的种族政策、盟军的登陆，如何影响犹太人的生存境况？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文学部历史系Mohammed Kenbib在2014年第4期的《北非研究》（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中发表了《摩洛哥犹太人与维希政权，1940-1942》（Moroccan Jews and the Vichy regime, 1940–1942）一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摩洛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其生存条件不断恶化。欧洲人的强势进入打破了其原有的生产和贸易环境，许多商贩和小手工业者的生计受到影响，重税更令他们愈加贫困，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农村经济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虽然摩洛哥的犹太人没有受到直接的攻击，没有遭受大范围的屠杀，但是摩洛哥犹太社区的数量以及犹太人的数量都大幅减少。

Mohammed Kenbib利用法国外交档案——特别是维希政权与摩洛哥之间的档案文件，重点关注从法国崩溃到美军登陆这段时期（1940-1942）的三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摩洛哥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基本情况，普通大众与传统精英之间的区别；其次，1940年法国崩溃对摩洛哥犹太人的直接影响，以及维希政权针对犹太人的政策；最后，即讨论1942年11月美军登陆后的影响。其中特别强调了美国官员与摩洛哥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战争状态下，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极具变化性，美军的到来，无疑打破了原本的秩序，亲维希政权的殖民地官员面对这一境况，方寸大乱，而摩洛哥的犹太人对此则感到欢欣鼓舞，二者之间的隔阂加深。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意识到了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密切关注，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北非的举动已经很明白地表达了其态度，就像他所坚持的，美国进口商品会公平地分给犹太人和穆斯林人。这时期美国力量的加入以及维希政府权威的式微为摩洛哥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带来了希望——他们相信，他们的境遇将会在战后得以改善，并迎接政治自由的新形式。

难民问题如何促使瑞典成为现代福利国家？

众所周知，瑞典是著名的北欧摇篮国家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瑞典发展成为一个移民与现代福利并行的国家呢？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学系的Mikael Bystro¨m教授认为，二战前后瑞典政府处理难民和移民的政策，大大推进了战后瑞典走向现代福利国家道路。

        

瑞典是二战中少有的中立国之一，它的战时难民政策在当时看来也被视为限制性的。然而，奇怪的是，二战结束时,瑞典却有大约185000名难民。这些难民大多数在1945年“回国”了,但还有一些人却在战后早期留在了瑞典；同时，战后因缺乏劳动力的原因，外国工人又“进口”到了瑞典。

2014年第3期的《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发表Mikael Bystro¨m教授的When the State Stepped into the Arena: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1930s–50s，文章主要考察了二战中瑞典福利国家和移民政策之间是如何邂逅的。战时的瑞典当局虽然没有过于慷慨，却保证了所有境内的难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难民竟然得到了与瑞典公民一样的经济和社会援助，而且这些外籍人士，在很大程度上也享受着与寻求援助的瑞典公民同样的权利和责任，他们更被正式纳入进相同的新型福利国家的社会公民行列里。

        

正如作者所言，在研究瑞典难民和移民的历史问题上，二战带给瑞典的不是厄运，而是发展新型福利国家的一个契机和起点。战时瑞典当局在难民政策上由严格限制转向了自由、慷慨接纳的政策：为了使难民家庭能够保持完整，而对难民开放劳动力市场，并向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难民提供经济援助，更让那些在法律上毫无政治权利的难民享受同等的社会权利……正是这些改革举措，给战后的瑞典当局带来了原生态福利国家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