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战役200周年︱孰真孰假：伦敦报界如何传播战况

野蛮生长的伦敦报纸

        时至今日，对于多数人而言，英国主流报纸给人的印象是遍布全球的新闻网络、入木三分的讽刺和老辣尖刻的评论。不过，倘若读者将时钟拨回到两百年前，便会发现当时的报纸还处在“野蛮生长”的状态。时人曾估计当时伦敦“有八份报纸每天早晨出版，七份每天傍晚出版，七份每隔一天傍晚出版，十六份每周六出版，十八份每周其它时段出版”。不少著名报纸已经运作了至少一代人，具备独到的报道风格与倾向，拥有遍及全国的忠实读者群体。哪怕远在欧陆战场，英军将士也热衷于阅读本国报纸。

        据威灵顿公爵后人朗福德（Longford）女士所述，就连公爵本人都曾看着《太阳报》（The Sun）的二、三版打发时光。当然，1815年的《太阳报》并非如今以三版女郎闻名的同名报纸，而是一份亲托利党的政治性报纸。此外，当时的英国报纸一般仅有四版，其中一、四版为各类广告，新闻、政论限于二、三版，如果广告超量，往往还会侵占新闻政论版面。

        

        战地记者这个职业在1815年并未出现，它的先驱者《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记者芬纳蒂（Finnerty）则为后辈留下了灾难性的回忆。他曾于1809年随军远征荷兰的瓦尔赫伦（Walcheren），由于此人不断发回英军受挫的消息，战争部随即下令将其就地关押，回国后以诽谤罪名投入监狱。当然，诽谤罪在当时乃是政府手中的一大利器，许多报纸主笔都曾度过长达数年的铁窗生涯。

        因此，1815年的英国报纸主要依靠政府公告、各色人员报料、层层审查下的外来书报刊发信息，甚至时常对其它报纸的报道稍作修改便公然刊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低效与谬误。对外来书报的审查和官方翻译滋生了若干腐败，各报刊往往以行贿官方翻译人员的手段获得快人一步的消息。由于官方渠道经手的报刊时常被开天窗，甚至产生了售卖外来报纸的黑市。

        

        半个世纪后，里斯·格罗诺（Rees Gronow）给出了相当到位的评论：“倘若当代的英国人肯花功夫，去看一看五十年前告知英国公众正在发生的国内外事件的报纸新闻，他们无疑会为哪怕最好的报刊而震惊，它们所能展现于读者面前的信息量极为有限、并不出色。”     

漫长的伦敦之路

        时至今日，乘坐欧洲之星列车，人们只需两个小时便能从布鲁塞尔抵达伦敦，网上传输信息更是只需鼠标一点。然而在1815年，这两座城市间的最快人员移动与信息传输方式依然是：陆上靠马、海上凭帆。

        虽然法兰西帝国曾设立过类似旗语的视觉信号传输系统，但它的正常运作需要定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1814年帝国崩溃后，新生的荷兰王国自然无暇维护境内各个信号站。随着劲敌的覆灭，英国政府也出于节省开支目的裁撤了境内的相关系统。等到1815年拿破仑卷土重来时，虽然海军部恢复了伦敦-朴茨茅斯线的通讯，但伦敦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伦敦-迪尔线却直至六月都未能恢复。相较于法国境内依然运转正常、能够每日提供拿破仑动向的视觉信号系统，亲辉格党的《纪事晨报》因而讥刺说：“法国人还不像我们那样，有摧毁信号系统的小气智慧。”

        因此，倘若一名信使从滑铁卢战场前往伦敦，那么不管他如何快马加鞭一路顺风，理论上也需要至少十八个小时的陆路和八个小时的海路，实际上，由于途中不可避免的耽搁，四十八小时内到达便被视为神速。不过，1815年6月19日上午的伦敦人不仅对18日的滑铁卢之战一无所知，甚至对发生在16日的四臂村（Quatre Bras）、利尼（Ligny）会战也毫不知情。以《纪事晨报》为例，它当天只能给出6月14日拿破仑离开巴黎的“新闻”。不过，这样的报道已经是19日上午伦敦报界的最新消息了，伦敦早报界其余三强《泰晤士报》（The Times）、《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的报道无不与此大同小异。      

信使一：船主萨顿

        6月19日傍晚，伦敦各晚报终于得知6月16日可能会爆发一场会战，然而，战斗状况、会战结果依然不得而知。不料，20日上午9点，早报报童们的叫卖声令整个伦敦为之震惊，“光荣的消息！波拿巴战败了！”率先报道的《晨邮报》在20日的第二次印刷中向第三版临时插入了一条简讯——威灵顿在周五（6月16日）上午离开布鲁塞尔应对法军威胁，在周五晚上住宿于布鲁塞尔以南十七英里的热纳普（Genappe）村，周六上午7时攻击法军，一番苦战后将其击溃，随即猛烈追击。波拿巴的士兵试图在沙勒罗瓦稍作坚持，但很快就被迫烧毁城镇退回本国境内！

        这是伦敦所能期望得到的最好消息——威灵顿击败了波拿巴，将他赶回法国。一家外地报纸后来描述道：“星期二早晨，整个都会都陷入了极度兴奋当中，描述它是徒劳的。”《晨邮报》报社窗外立刻排起了长龙，这份早报的印刷一直持续到中午乃至下午，当日发行量达到了平时的两到三倍。与它政见对立的《纪事晨报》随后也只得承认：“昨天上午，第二次印刷的《晨邮报》上的叙述令整个城市陷入了最狂喜的状态。”

        细心的读者在体会到当时伦敦人的兴奋之余，不难发现20日上午距离滑铁卢会战结束仅有一天半，距离普军19日下午5时夺回沙勒罗瓦尚不足二十小时。在这个马与帆的时代，《晨邮报》从何得知法军撤离这个城镇，又如何生造出法军将其烧毁？更重要的是，这份报道将决战定在了周六亦即6月17日，比滑铁卢整整早了一天！显然，这条让伦敦陷入狂喜的新闻并不准确，甚至与滑铁卢无关。

        为了增强报道可信度，《晨邮报》给出了报料人的相关信息——短途邮船“玛丽亚号”船主丹尼尔·萨顿（Daniel Sutton）。萨顿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他不仅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谋得了市政官员职位，也在整个埃塞克斯（Essex）郡颇负声望，此外，他的同名父亲老丹尼尔·萨顿还是接种牛痘的主要提倡者之一，在医疗界名声极佳，退休后定居在伦敦。小萨顿则常年往来于科尔切斯特和奥斯坦德（Oostende）之间，曾运送英军中著名的“苏格兰灰龙骑兵”（正式番号为北不列颠龙骑兵团）前往大陆。他在6月18日傍晚从奥斯坦德得知胜利喜讯，当即扬帆赶回科尔切斯特，作为《晨邮报》忠实读者，他登陆后立刻赶往伦敦，最终于20日凌晨抵达报社。

        

        显而易见的是，萨顿虽然并非恶意欺骗，却并没有得知滑铁卢会战的真正结果。那么，他的消息从何而来呢？

        在真实历史上，1815年6月16日反法联军与法军在四臂村、利尼展开了两场大战。普军在利尼遭遇法军重创，被迫撤出战场，英军、荷兰军、不伦瑞克军虽然在四臂村挡住了法军，次日也不得不退向滑铁卢。为了鼓舞人心，17日上午10时，布鲁塞尔的最高级别官员国务大臣范德卡佩伦（Van der Capellen）男爵根据四臂村战况稍做夸张，发布告示如下：

        “对（荷兰）国王陛下和他盟友的所有军队而言，此次战斗是血腥而光荣的。我军控制了战场，在那里过夜。敌军被赶到了四臂村以外很远。奥兰治亲王身处激战、表现极佳。上校在今天上午六点半离开了亲王。战斗在今天上午会持续进行：一切都预示着最欢乐的成功。”

        在口口相传中，这个联军已经驱赶法军、并将于17日取得成功的安民告示自然会变形，成为萨顿在18日下午的奥斯坦德得知的好消息，最终让伦敦欣喜若狂。

        20日夜间，伦敦依然高度亢奋，号称来自威灵顿公爵总部、实际上却没有去过比利时的克兰伯恩（Cranborne）勋爵出现在剧院，他宣称法军损失了两万人和五十门火炮，剧院顿时陷入一阵阵欢呼之中。与此相反，真正去过比利时的森德兰（Sunderland）勋爵，却因为极力反驳夸张的好消息，而被友人们斥之为“传播不利预感”。        

信使二：绿骑士菲茨杰拉德

        在整个伦敦为萨顿的消息欢呼时，6月20日下午5点，英国大臣们在白厅匆忙碰头，第18代凯里骑士（Knight of Kerry，也称绿骑士）、下议院议员莫里斯·菲茨杰拉德（Maurice FitzGerald）带来了令人惊讶的消息。投身政界多年的菲茨杰拉德在17日英军退往滑铁卢时碰到了威灵顿公爵，一番交谈后前往根特（Ghent），计划前往海牙旅行。18日夜间，应海军少将马尔科姆（Malcolm）的要求，菲茨杰拉德中断假期，自根特赶往伦敦禀报战况。

        绿骑士在19日下午2点45分乘坐“幼兔号”（Leveret）离开奥斯坦德，这比萨顿晚了大约十五个小时。20日上午9时，“幼兔号”抵达迪尔，下午4点30分，他的马车来到了海军部的大门外。菲茨杰拉德的报告足以扫清萨顿的夸张言辞，他确认四臂村并非英军的决定性胜利，将利尼之战普军惨败的新闻第一个带到伦敦。不过，绿骑士的消息并非全然悲观，他转述了马尔科姆在18日上午的观察，威灵顿公爵拥有良好的阵地，公爵信心十足，依然和普军维持联系。

        得到这一信息后，如何将其宣布却成了一个难题。贸然否定萨顿的说法无疑将导致伦敦人心惶惶，伦敦各报最终从政府手中得到了这样的说辞，“战争部人员已奉命彻夜等待，预备接收从弗兰德斯发来的任何消息。”若干亲政府的报刊获得了绿骑士的新消息，但它们多数选择了剪裁和混杂，依然宣称萨顿的消息大体准确，21日的《晨邮报》则给这位船主留了不小的广告版面。

        作为素来亲近辉格党的报纸，《纪事晨报》自20日以来便一直致力于寻找萨顿的破绽，绿骑士的消息无疑是最有力的武器。不知通过何等手段，《纪事晨报》最终在21日早报印刷前弄到了原本不会给它的新闻，随即以“最新说明”的大字标题将其印发：

        “凯里骑士菲茨杰拉德骑士阁下……于周日离开布鲁塞尔，昨日抵达（伦敦）。我们从这些绅士的叙述中得知昨天最早给予公众的报告大大夸张了，两军间的战斗尽管是极为可怕的血战，却以双方都没有取得标志性优势告终……我们的读者将看到，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正在努力集结兵力，他们已经向后退却。”

        虽然伦敦人多数依然选择相信20日的乐观报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威灵顿公爵信使的久候不至，人们越发难以忽略来自绿骑士的信息。21日下午，此前还欢庆“彻底挫败波拿巴”的《信使报》放弃了原先说法，承认“威灵顿公爵……得以在苏瓦涅森林前方设立坚固防御阵地……在17日夜间将总部设在滑铁卢”。《太阳报》也开始了自己的退却，宣布威灵顿在17日选择了坚固防御阵地，“政府对18日的事态一无所知”。著名的军人兼外交家威尔逊爵士更是断言，波拿巴已经完全掌握了布鲁塞尔。       

信使三：多佛尔的C先生

        然而，就在21日午后不久，《信使报》突然插入了一份简报——“以下文字据称来自一位周一（19日）下午一点在根特的绅士。”这位绅士自称是多佛尔的C先生，他声称6月18日当天两军激战九个小时，最终以波拿巴的重炮全部被缴获，法军在极度混乱中退却告终——在所有传入伦敦的消息中，这是有史可考的第一条滑铁卢战况，C先生也是全伦敦第一个知晓滑铁卢会战结局的人物。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威灵顿公爵直至19日下午1点才在布鲁塞尔写完标明滑铁卢发出的官方战报，这位神秘的C先生如何在那时便得知此事？他的消息源是谁？难道是传说中神通广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战况的了解的确要比大多数伦敦金融家早一些，但并不比C先生更早，内森·罗斯柴尔德并没有出现在滑铁卢战场，也没有身处比利时，更没有在20日下午大量吃进公债。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他最终在21日下午收到“一封来自根特的书信”，随后前往外交部禀报此事。

        

        C先生和罗斯柴尔德的信息来源都是根特，那么是谁将战况传到根特呢？

        此人便是波佐·迪·博尔戈（Pozzo di Borgo）伯爵，一个科西嘉人，一位俄国外交官。在家族私斗盛行的科西嘉岛，波佐·迪·博尔戈家族和波拿巴家族在大革命中陷入对立，成为死敌。流亡国外的波佐最终选择为俄国效力，在1815年作为俄国观察员前往英军。

        

        身负国仇家恨，波佐自然对反拿破仑事业极为热衷，18日子夜，他就曾建议威灵顿公爵尽快将战况告知正在根特避难的路易十八，但疲惫不堪的公爵不打算勉强自己动笔，波佐于是自行赶往布鲁塞尔，在19日凌晨5点向路易十八发出了战况简报，“九个小时的激战后，（波旁）法国的敌人已被击败……敌军全面溃逃，丢失了火炮”。上午9点，波佐的信使抵达根特，路易十八随即将这个好消息广而告之。

        对C先生而言不幸的是，大概是由于萨顿“假消息”的影响，伦敦人对这条货真价实的滑铁卢信息并不热衷。21日下午，伦敦不断得到了英军在滑铁卢取胜或惨败的消息，即便是新闻老手一时也难以判别真假。较为冷静的《圣詹姆斯纪事》（St James’s Chronicle）如此提醒读者：“我们并不能断定这一点，信使尚未抵达……鉴于当代的会战并不是几个小时的煎熬，而是在极为宽阔的战区里、由一系列绝望而顽强的斗争组成的，也许要到会战结束后三四天，最终结果才能够完全弄清楚。”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威灵顿公爵携带官方战报的信使。     

信使四：多灾多难的珀西少校

        “除了失败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与胜利中的忧伤相当”，威灵顿公爵的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虽然英军苦战得胜，但他的诸多将领搭档、副官乃至官兵不幸殒命沙场。因此，沉浸在忧伤和疲倦中的威灵顿直至19日下午1点才在布鲁塞尔完成了用语相当谨慎节制的战报，全文没有出现一处“胜利（victory）”，也没有出现一处“凯旋（triumph）”，唯一的“光荣（gloriously）”是在形容战死的皮克顿（Picton）中将。其用语之沉郁让一位美国外交官据此认为英军必定战败。

         

        完成战报后，选择信使则是又一个问题，以当时惯例而论，将捷报带回首都的信使往往能够得到晋升，因此，公爵最终选择了他少数几个没有受伤的副官之一——亨利·珀西（Henry Percy）。珀西上尉在1810年被法军俘虏，之后四年，他作为战俘，自然错过了一系列提拔，直到1814年才被公爵选为副官，并提拔为少校。此次选择他呈递战报，也是有意让他再升一级。

        

        不过，珀西少校此时已经相当疲倦，从14日晚上的里士满公爵夫人舞会开始，他就没有好好睡过觉，如今又要面临漫长的伦敦旅程。但他还是携带战报和两面法军鹰旗即刻出发，一路上珀西不断展示战利品、告知沿途人群胜利喜讯，这就不可避免地耽搁了时间。直至20日中午，他才抵达奥斯坦德港，随后搭乘海军的双桅轻帆船“秘鲁人”（Peruvian）号，于下午2点离开港口。

        不幸的是，“秘鲁人”号并没有赶上好时候，由于天气影响，这艘船偏离航向，直至21日上午11点才靠近距离伦敦大约120公里的英国渔村布罗德斯泰斯（Broadstairs），随后珀西改乘小型划艇，才在下午3点登岸——渔村村民们因而自称是第一批知道滑铁卢的英国人，虽然此时C先生已经来到伦敦。经过七个小时的陆上疾驰，珀西最终抵达伦敦，晚上11点15分，精疲力竭的信使在狂热人群的簇拥中越过西敏寺桥（Westminster Bridge），子夜时分，在《看英雄凯旋归》和《上帝保佑国王》的歌声中，珀西手执两面鹰旗，匆忙迈向摄政王，单膝跪地，将旗帜放在脚下，喊道：“胜利，殿下！胜利！”

        就这样，在滑铁卢会战结束后整整三天，伦敦人最终确信英国取得了胜利。英国摄政王不幸成为了反法同盟主要君主中最后一个得知确切战况的人物：身处海牙的荷兰国王在19日便得知此事。俄、普、奥三国君主此时都不在国都，而是来到海德堡（Heidelberg）就近决策，他们三人在21日白天就已了解战况。     

番外：四信使的结局

        虽然一路辛劳赶到伦敦，但珀西少校只得到了临时中校军衔，1818年威灵顿公爵参谋部解散后，他依然只是少校。被俘时受的伤和不眠不休的旅途让他身体状况不佳，在1821年便退出现役，1825年，年仅三十九岁的珀西少校不幸病逝。

        绿骑士菲茨杰拉德此后一直活跃于政坛，直至1831年都维持着下院议员席位。不过由于理财不善，他晚年虽然备受尊敬，但生活并不富裕，最终于1849年逝世。

        命运最悲惨的无疑是丹尼尔·萨顿，他的错误报料并没有给生意带来什么好处。1816年，萨顿宣告破产。1819年，由于无力归还债务、“玛丽亚号”也不幸船难，萨顿和他的成年子女被流放到当时还是一片荒蛮的澳大利亚，丹尼尔·萨顿穷困潦倒，死在塔斯马尼亚岛。他的儿子罗伯特·萨顿后来参与远征新喀里多尼亚，根据法国传教士的记载，土著人杀死了一位名叫萨顿的英国人，而且“他们觉得这人的肉很好吃”。

        神秘的C先生依然难以捉摸，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依然无法确定这位率先给伦敦带来滑铁卢消息的绅士究竟是谁。但愿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埋首于故纸堆中的人们可以确定他究竟是何方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