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正在向中国教育“取经”：要成功，先培养Grit!

        GRIT，一个原先备考GRE可能都背不到的冷僻英语单词，现如今在美国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10年，科恩兄弟的电影《大地惊雷》（True Grit），让这个古老的单词重回大众视线；而影片中那个女孩为父报仇的故事，也被认为是GRIT这种性格的最佳演绎。

        Grit作为一种时下最为流行的育儿理念、正在全美衍生出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实践与改革。GRIT育儿理念的核心观点是：让孩子在未来人生中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并非智商，也非情商，而是一种向着长期的目标、坚持自己的激情、即便历经失败也百折不挠的坚毅品格。

        其实，中国这里早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失败乃成功之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抑或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趣的是，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教育上反思他们为什么被中国所赶超，并由此开展“坚毅教育”，并果断地将“成功”视为教育的重要目的时；许多中国家长却依然将“美国式”的轻松教育、个性教育或幸福教育视为标杆呢。

        

        GRIT一词原为古英语，意思是“沙堆中坚硬耐磨的颗粒”。电影《大地惊雷》里那个女孩为父报仇的故事，被认为是GRIT这种性格的最佳演绎（嗯，中国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部电影启发了美国的教育界人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Angela Lee Duckworth将原本发表于2007年的论文“自制力完胜智商：预示青少年未来学业表现”更名为Grit Research（坚毅研究）重新发表，再度向公众推广她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可以在课堂里培养起孩子坚毅的品格，我们将帮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中获取更大的成功。

        2013年，Angela Duckworth登上TED的讲坛。演讲中，她将GRIT定义为一种包涵了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的性格特征，并强调这种品质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进行培养的。同年，她赢得了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的62万5千美元，这笔资金将支持她的团队继续研究GRIT的课堂教学法。

        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作家、学者、政治家和教育人士也站了出来，力挺这种“新型”的育儿理念——

        2012年，《时代》周刊记者Paul Tough撰写了《孩子如何成功：坚毅、好奇心与性格的隐藏力量》（How Children Succeed: Grit, Curiosity, 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一书，该图书不但成为当年美国育儿类畅销书，而且得到了美国教育部长 Arne Duncan的极力夸赞；

        监督与课程开发协会（ASCD）专门出版了一本指南性读本《培养坚毅：如何让我的学生为进入真实世界做好准备》（Fostering Grit: How do I prepare my students for the real world?）；该书在导语部分写道：“我们的工作——无论我们教的是幼儿园的孩子、五年级小学生还是高中生——是帮我们的孩子在真实世界中取得成功。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教授坚毅。”

        有12000多名学生的上达比学区（Upper Darby School District）已正式将这种教育法引入课堂，该学区教育督导Dan McGarry向当地媒体《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表示：“我真的相信它将改变这个世界；就算不能，它至少能让学生更守规矩、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性格教育的追随者、美国KIPP学校的创办人David Levin更是在第一时间开出了GRIT培养课。KIPP在全美20个州拥有162家连锁学校，其教育特色在于会对学生进行七项“品格指标”——即grit（坚毅）、zest（激情）、self-control（自制力）、optimism（乐观）、gratitude（感恩）、social intelligence（社交智力）、curiosity （好奇心）——的评估，而GRIT被认为是这七项指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不久前，《纽约时报》杂志辟出封面报道的重要版面，详细地介绍了KIPP纽约分校的一堂GRIT教学课。这个课程专门面向美国的五年级学生，课长三十分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学生们被要求挑选一个特殊的技能；第二部分，学生被要求练习这一技能，老师反复提醒学生，他们必须将这一技能想象为一个长期的项目，并为此制定出时间表和实现目标的最后期限；最后，学生要总结练习中的心得体会，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诸如“这项技能的难点在哪里？”“有人在练习过程中感到焦虑么？”“你在感到焦虑的时候做了什么？”之类。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都开始拥抱这种教育法，试图创建一种新型的课堂文化，旨在培养孩子们应对挫折的能力。不仅如此，相关教育人士还号召家长也加入这场育儿理念的革新。Angela Duckworth就针对家庭GRIT教育提出了如下建议：

        让孩子学习一项需要长期练习才能掌握的技能，比如钢琴、瑜伽等；

        在孩子学习任何新技能时，制定必须严格执行的时间表，以坚定的态度督促孩子每日练习；绝不允许孩子在感觉糟糕时就中断学习，让他们将学习过程中的挫折（及随之而来的困惑、厌恶、无聊等情绪）视作常态；

        有必要的话，父母可以跟孩子们分享自己“失败—成功”的个人经历。

        “轻松教育”理念的动摇

        在全美一路走红的同时，GRIT教育理念也招致了一些怀疑和非议。其中大部分质疑的重点，并不在于GRIT是不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而在于目前的课堂教育法是否真的管用、是否有其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也有学者在根本上质疑这种教育理念。比如教育学家Alfie Kohn指出，在Angela Duckworth的教育模式中，行动者的“主体性”是被彻底排除在外的，因此这种教育理念将焦点狭隘地局限于孩子的行为、而非动机上；“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做的事么？或者他们只是想要绝望地证明自己的能力？好像只要孩子们在逼迫自己，我们这些大人就应该点头称赞。”

        另一些人则担心，过于强调GRIT这种品质、以及它和“成功”之间的必然联系，会让人们忽视孩子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物质基础等方面的差异；而教育并不仅仅是个性或家庭的问题，而是由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福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Paul L. Thomas教授就认为，GRIT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一个孩子只要拥有坚毅的品格，就能冲破经济的、阶层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种种障碍；而事实上，很多出身在社会底层的孩子，无论多么百折不挠、自强不息，都可能没有成功的机会。

        而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Avi Kaplan，则在这一场遍及全美、轰轰烈烈的GRIT热潮中，看到了这一育儿理念所蕴含的政治性：“GRIT其实是一个范式，而且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范式；它的作用在于给予一种确定感，而这正是今天的美国人特别需要的。”

        来自Avi Kaplan的提示是，GRIT兴起有个不容忽视的政治背景。以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的国情咨文为例。在这篇主题为“赢得未来”咨文中，奥巴马四次提到中国，甚至明文引用了“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一冷战词汇，以号召美国人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面前团结上进、延续辉煌的“美国梦”。

        演讲中，奥巴马重点谈到了教育改革，其中不乏“我们的教育质量落后于许多国家”这样的危言耸听，“中国和印度开始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教育，更加重视数学和科学”这样的借力打力，“成功不是名气或者公共关系所带来的，它是由辛劳的工作和自律造就的”这样的格言警句，甚至“只有父母在确保关掉电视的情况下，孩子的家庭作业才会完成”这样的具体指示。

        事实是，在不同的时代，美国对于“性格教育”有着不同的侧重。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的Snyder教授对此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在1840年代到1850年代、即美国公立学校系统的启动阶段，性格教育的主体内容是宗教与公民道德；在新教传统与共和政治的双重影响下，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教育核心理念是虔诚、勤勉、善良、诚实、节俭、爱国主义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性格教育的重点是“公民权”及“共同利益”这一双生双伴的概念；在此之后，一个普遍的信仰是“学生们成为更好的人，美国就可以成为更好的国家”；而196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的性格教育聚焦于“公正”这一概念，侧重对于道德困境的探讨。

        从这个角度来说，GRIT的兴起与走红，直接反映了美国当下的主流舆论、社会背景与时代精神。当Angela Duckworth将2007年的研究更名重发的时候，所谓“中国崛起”的说法已经在全美引发紧张；美国人突然意识到，是中国、而非美国，成为了1990年代美国推动的全球化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以中国为中心的“红色风暴正向我们的海岸袭来。”

        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人将华裔教授蔡美儿的自传《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在美国社会引发的巨大争议，看成为GRIT教育理念走红的前哨。在那本被《洛杉矶时报》描绘为“像病毒一样蔓延”的畅销书中，蔡美儿鼓励美国的父母效仿她个人提炼出的、中国父母育儿的“三大法宝”（对孩子自尊心置之不理，孩子须孝顺父母，孩子需父母指引），由此将战火引向了中美的教育观及文化传统的差异。

        当时许多媒体关于《虎妈战歌》的评论，在今天看来，都与GRIT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比如《时代》周刊在相关报道中发出的感慨：“我们应当将《虎妈战歌》视为针对我们的自满以及‘美国永踞第一’想法的一次合乎时宜的嘲讽。我们可以对蔡美儿书中的挑衅性细节纠缠不休，或者，我们可以将她更宏大的主题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这种激励过去时常伴随着我们国人……努力、坚持、对借口毫无耐心：不论这是中国故事还是美国故事，似乎都是我们无以争辩的成功之道。”

        无论如何，这场以GRIT为名的美国教育范式转变，标志着美国逐渐走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而陷入某种对于孩子/未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相关人士反复强调，要教会孩子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其隐藏的前提是，他们预感到这一代的美国孩子在未来将经受很多挫折和挑战——至少，他们成长的环境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优越、那样容易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