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美好时代的背后

包括前阵子印度疫情肆虐时的骇人场景在内，展现印度糟糕贫困状况的照片屡见不鲜。而与之并行的，是这十几年来，金钱开始向印度流动，蓬勃的现代化发展正让印度变得强盛，通过软件产业成为新贵的个人奋斗故事也常见诸报端。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印度同样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但除了那些刺激眼球的照片，深入印度社会现实问题的记录和分析却少之又少。

美国记者凯瑟琳·布一直关注贫困问题，这次她来到一个坐落在印度新机场附近的安纳迪瓦贫民窟，深度调查了四年，以下是她在完成调查后写下的手记。她目睹了机会和希望在光临安纳迪瓦，当地人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挣得生活的改善。但那里离美好时代依然遥远，政府和市场的政策没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是滋生腐败，竞争的环境导致了人心冷漠，穷人之间彼此对立，想要做个好人，很难。

《美好时代的背后》手记

撰文：凯瑟琳·布

十年前，我爱上一个印度男人，多了一个新的祖国。他叮嘱我不要从外表判断它。

认识我丈夫时，我已在美国做了多年的贫困社区报道工作，思忖在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如何才能脱离贫困。当我来到印度，这一日益富足强盛，却依然占据全球三分之一贫穷人口、四分之一饥饿人口的国家时，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印度贫困状况的辛酸照片，我很快变得不耐烦：骨瘦如柴、眼睛周围飞着苍蝇的孩子们，以及走进贫民窟五分钟内，一眼即可看到的其他悲惨画面。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对多数贫困儿童的父母而言亦然。我要探索的是，在这个社会，什么是机会的基础结构？市场和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让哪些可能性如虎添翼，又让哪些可能性付诸流水？要通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让骨瘦如柴的孩子富裕一些？

安纳瓦迪

另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关于极端和并列的不平等——这是许多现代都市的鲜明特征。（调查居民贫富差距的学者认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不平等程度，几乎同内罗毕和圣地亚哥一样。）有些人认为，这种贫富并存属于道德问题。我诧异的是，为何不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毕竟，在世界上如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里，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多。为什么贫民窟和豪华酒店紧紧挨在一起的机场大道，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和造反游戏《合金弹头 3》并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不平等的社会起来造反？

我想阅读一本可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的书，因为我觉得自己写不成这种书，毕竟我不是印度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曾在其背景下生活一辈子。在多年糟糕的健康状况后，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应付雨季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在我独自待在华盛顿特区家中的一个漫漫长夜，我下定决心尝试一下。当时我被一本大词典绊了一跤，倒在洒了一地的健怡苏打当中，肺部穿孔，断了三根肋骨，无法爬到电话边。在那几个钟头当中，我明白自己既然在与一本大词典共处的安全环境中都会出事，那么去尝试我在另一个领域的兴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一领域超出我所谓的专长，失败率或许很大，却可能有更具意义的互动。

我一直觉得有关印度的纪实作品严重不足，无法深度报道低收入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如何应付全球市场时代。我读过许多人在印度软件产业中改造自己并取得成功的报道，有时会略去其在幼年时就拥有的种姓、家庭、财富和私人教育等特权的记述。我读过道德崇高的贫民窟居民的故事，他们被困在单调悲惨的地方，直到救星飞驰而来，拯救他们。我读过帮派和毒枭的故事，他们的滔滔不绝，连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也会羡慕。

我在印度认识的贫民窟居民，既不神秘也不可悲。他们绝对不消极，在全国各地欠缺救星的社区，他们往往巧妙地随机应变，去追求二十一世纪崭新的经济机会。官方统计数据透露了一点这些家庭的处境。然而在印度，就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关于穷人的统计数据，有时与生活体验存在着微妙关系。

在我看来，要和一个国家产生联系，就必须为这个国家最弱势的人群提出有关正义和机会的问题。对这些人越是了解，提问的冲动就越强烈。虽然我认为不能以偏概全，但我却认为，在印度崛起之际，用几年时间追踪一个平凡的贫民窟，看看谁成功、谁失败，并了解原因，或许是最佳的方式。我的确不是印度人，因此，我以我在美国的陌生环境中采用的方式，通过投入时间与关注，通过获取文件资料，以及通过反复核查人物的叙述，来弥补我的局限。

安纳瓦迪

本书前面所记述的都是真实事件，人名也都是真名。从二○○七年十一月踏入安纳瓦迪，认识阿莎和曼朱那天，直到二○一一年三月完成报道，我用书面笔记、录像、录音带和照片记录居民的经历。贫民窟里的几个孩子熟悉我的便携式摄影机之后，也参与了记录。曼朱从前的学生德沃·卡达姆是个特别热情的记录者。

我还参考了三千多份公共档案，其中许多是根据印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息权利法案》，向政府机构请求多年后取得的记录。来自孟买警方、公共卫生局、邦与中央教育局、选举事务处、市政局、公立医院、太平间和法院等机构的官方文件，有两方面至关重要：这些文件详尽验证了本书当中的诸多方面，并揭露了政府有多么贪腐和冷漠，将贫穷老百姓的经历从公共档案中删除。

我在本书前面叙述的人物想法，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我和我的翻译，或在我们面前传达给其他人。当我事后试图掌握某人在特定时刻的想法，或当我为了了解某人的复杂观点而必须多次采访时（这是常见的情况），我便采用转述的方式。比如说，阿卜杜勒和苏尼尔先前很少提及他们的生活和感受，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家人也是。我在反复（他们会说是无尽）的对话以及查证事实的采访中——往往是在他们干活儿时不断询问他们——才逐渐了解他们的想法。

尽管我尽量避免过度诠释，然而，只聚焦在口齿清晰、或许能提供更多精彩叙述的少数几个安纳瓦迪居民身上，会更有歪曲事实的危险。在工作过劳的人当中，许多人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默默处理垃圾中度过，日常语言对他们来说往往与交易相关，因此不能实时传达出在近四年间强力浮现出来的深刻、独特的智慧。

当我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倾听或观察时，我不想欺骗自己，认为个人的故事本身就足以成为观点。我只相信，当我们对平凡的生活了解更多时，才可能建立更好的论点，甚至更好的对策。

为了比较，我也待过其他贫民窟，之所以选择聚焦于安纳瓦迪，原因有二：随着财富从四面八方侵入，此地充满无限可能，同时由于规模小，能让人挨家挨户进行家庭调查，这是流浪式社会学（vagrant-sociology）的方式。这些调查让我开始能区分个别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安纳瓦迪的移民和跨性别者没有选举权的问题。

我的报道并不美好，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在安纳瓦迪居民看来，我是个荒谬可笑的家伙，会在录像时掉入污水湖，或和警方发生冲突。不过，居民有比我的出现更迫在眉睫的其他问题。一两个月的好奇过后，他们在我记录他们的生活时，或多或少都会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聪颖宽厚的姆林马伊·拉纳德帮助我度过这个过渡期。在此次研究计划的前半年，她担任我的翻译，她深邃的智慧、细心的耳朵和温暖的参与，让我逐渐了解了安纳瓦迪的居民，也让他们了解了我。大学生加维塔·米什拉在二○○八年也是我得力的翻译。同年四月起，就读孟买大学社会学系的翁纳蒂·特里帕蒂参与这项计划，担任翻译。对于一个西方人书写贫民窟居民，她抱持怀疑态度，然而，她对安纳瓦迪居民的眷恋显然比她的保留态度更强烈。她很快成为共同调查员和重要的采访者；她的见解散见本书各处。三年间，我们共同思考：白天待在安纳瓦迪鼠满为患的垃圾棚子，深夜和小偷在迷人的新机场展开探险，这些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不平等世界中追求机遇有什么贡献？或许有吧，我们坚定地下了结论。

我目睹了本书所叙述的多数事件。有些事件，我在事发不久后立即通过访谈和查阅文件进行报道。比方说，对法蒂玛·谢赫自焚前几个小时及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所做的报道，来自对一百六十八个人的反复访谈，以及警察局、公立医院、太平间和法庭提供的记录。

我在报道这则事件，以及其他许多真相极具争议的事件时，发现安纳瓦迪的孩子们是最可靠的目击者。长辈们对政治、经济和宗教争论不休，对此他们大多无动于衷，也不在乎自己的说法听起来如何。比方说，法蒂玛的女儿们在最终导致母亲自焚的冲突发生时，一直都在现场，她们始终认为阿卜杜勒·侯赛因无罪，随着时间推移，我也学会倚赖安纳瓦迪其他孩子们敏锐的眼睛和智慧。

事发当时在现场，或事发后随即报道相当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有些贫民窟居民会因害怕触怒当局，重新调整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萨哈尔警察常会威胁跟我谈话的贫民窟居民。） 另有一些安纳瓦迪居民为了心理安慰而改编他们的陈述：毕竟比起事发当时的经历，他们对回忆更有控制权。沉溺在不愉快的回忆中被认为不吉祥，而且起不了积极作用。阿卜杜勒某天的抗议，道出他许多邻人的感觉：“凯瑟琳，你是糊涂了吗？我已经跟你讲过三次， 你也记在你的电脑里了。我现在已经不去想了。我想继续这样，所以， 能不能请你别再问我了？”

不过，从二○○七年十一月到二○一一年三月，他和安纳瓦迪的其他居民极其努力地帮助我描绘他们的生活和困境。即使他们明白，我不仅可能书写他们的美德，也可能揭露他们的缺陷，即使他们明白自己可能不喜欢或不同意书中的每一件事，他们却依然这么做。

我相信，他们参与这项研究计划并非出自私人情感。在我尚未挑起不好的回忆时，他们还算喜欢我。我对他们，则超过还算喜欢的程度。不过，他们之所以容忍我，主要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关切这个他们热爱的、变革迅速的国家的机会分配问题。例如，曼朱·瓦根卡坦率地谈论贪腐问题，希望有助于为其他的孩子建立更公平的体制，无论希望多么渺茫。若考虑到做出这些抉择的人在社会经济上的弱势处境，便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敢。

安纳瓦迪

安纳瓦迪的故事不能代表印度这样庞大多元的国家，也不能简单囊括二十一世纪世界的贫穷与机会状况。每一个社区虽然细节各异，却都举足轻重。尽管如此，安纳瓦迪和我曾待过的其他贫穷社区之间具备的共同点，依然令我震撼。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特别的、工作不稳定的、竞争激烈的时代——希望并非幻想。极端的贫困逐渐缓解，尽管程度不均，成效却很显著。然而，当资金在全球流动，固定工作的想法变得不合时宜时，不可预知的日常生活总有办法磨平个人的展望。理想情况下，政府可以减缓不稳定；然而很多时候，弱势的政府却会加剧不稳定，比起培养人的能力，它更擅于助长贪腐。

我发觉贪腐最受人忽视的结果，不是经济可能性的缩减，而是道德空间的缩减。我在报道中，不断对年轻人的道德想象感到震惊，即使是那些身处绝境、自私恐怕已成为一项优势的年轻人。孩子们没有力量单凭想象行事，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时，或许已对一个在路边慢慢流血致死的拾荒者视若无睹；在一个烧伤的妇女扭成一团时转身离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喝下老鼠药时简单耸耸肩。这是怎么回事？何以——借用阿卜杜勒的比喻——决心当冰的孩子们，却变成了水？关于印度，有一个老套的说法：在这里，生命的损失与其他国家相比算不了什么，因为印度教相信轮回，而且这里的人口规模如此之大。在我的报道中，我发现年轻人对生命的损失感受深刻。对他人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这无关乎轮回，更无关乎生性残忍。我相信这与环境大有关系，环境使他们与生俱来的道德蒙上阴影。

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一个如此变幻莫测的世界，使得帮助一个邻居，等于拿你的养家能力，有时甚至是你本身的自由来冒险，贫穷社区相互支持的观念于是被推翻。穷人为政府的选择和市场而责备彼此，我们这些不是穷人的人，也同样动辄严厉地指责穷人。

站在安全距离外，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在贪腐当道的底层城市，疲惫的民众在贫乏的地带为了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互相竞争，在这些地方想当好人，是极为困难的事。让人惊奇的是，有些人的确是好人，许多人也尝试成为好人——所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个人，每天都发现自己面临种种困境，就像阿卜杜勒的遭遇一样，只是拿着一块石板，然后在七月的一个下午，他的生活就莫名地天崩地裂。如果屋子歪歪斜斜、摇摇欲坠，坐落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那屋子里有可能摆正任何东西吗？

（本文摘自《美好时代的背后》，由新经典文化提供。）

原标题：《哪有什么美好时代，总有人被不平等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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