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生和传教士引领了百年前的上海滩时尚

今天的上海俨然已是世界时尚之都。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顶级时尚品牌在这座城市争相抢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女性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时尚品位、心得和操纵能力，可以身处潮流之中又不被风潮所轻易左右，在大牌风范与个性风格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而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发现，这一切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已露端倪。

1913年8月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专门辟出一个版面，介绍中国时尚服饰的变化，并配发了七幅着各种新式服装的中国女性照片。文章极其细致地描摹了中国上海“时尚先锋”们的着装打扮，从服装、鞋帽到发式，甚至脚上穿的长短袜子，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这篇报道将上海的南京路称为“远东的第五大道”，认为中国女性以其特有的灵性，将东方与西方、新式与传统做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时尚着装风格。

纽约时报1913年8月3日的报道，“中国时尚之变与此间无异”

传统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今天所谓的“时尚”着装。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服饰的政治作用与社会规范效应，以至于改朝换代之后的首要举措总是包括“易正朔、定服色”，统治者藉此宣示自己的权威，并规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

清代对服制的规定可谓细密严格到极致，自上而下不同等级的冠服样式、质料、颜色、饰物、纹样、绣品均有区分，甚至服饰镶边用什么颜色的布料和线也有明文规定。不仅贵族官员，普通百姓也被细分为士绅、庶民、商贾和仆役。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最为多彩的女性服饰也受到严格而苛细的限制。以妇女头饰为例，士绅的妻子可以佩戴金银冠簪、耳环、珠宝花各一件，但不能使用珍珠串成的龙凤、螭虎和花枝围冠；庶民和商贾家的女性只许用金耳环及金花一件，冠簪、钏镯等只能用银且不得全部贴金；至于仆役妇女，则只能用银耳环、簪，戴绸、帛、线、纱、竹布做的冠。

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开放，租界等地方不再受到地方官的约束，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传统社会舆论、村社监督机制减弱，服式制度随之渐渐松弛，服式僭越和混穿的情形越来越多。1869年6月24日的《上海新报》曾为此发出感慨：“上海地方，忘八（王八）着官服色，污闺（乌龟）准捐前程。每逢冬令，貂皮马褂满街乱走，那分贵贱乎？”

而与此同时，大批西方政客、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使得中国人看到了与宽袍大袖的传统中国服饰完全不同的新样式：男式西服短衣长裤，短小紧窄，便于活动；女式西服则窄衣长裙，更能勾勒出女子的身材曲线。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都不敢轻易尝试西洋服饰。尽管一些开明人士意识到了西式服装拥有“裳无绊足，举动步履间轻捷便利”等诸多好处，但情感上依然倾向于认为西服“大略尚质不尚文，取适体而不尚观瞻”。

即便是在上海这样较为西化的大都市，偶尔出现留洋回来的华人着西装的景象，则不仅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围观，甚至还能登上报纸新闻的版面。比如1872年3月3日，《上海新报》上刊登了《长人着西人服色》的文章，描绘了安徽长人詹五穿着西装在上海街头与友人对话的新闻。直到十四年后的1886年12月21日，《点石斋画报》依然以此为题，刊出《遇丈人》的图文，发出“惜乎仅能食粟，徒为西人揶揄之，并使西人赖以衣食之，虽长亦奚以为”的批评，足见此事在当时的耸动效应。

直至清末民初，中国城镇服装才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虽然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改变固有的穿着习惯仍需待时日；但是，那些天性爱美、又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女性，已经敏感地捕捉到时尚的气息，并勇敢地赋予实施。

1908年美华书馆出版的《女子须知》上，专门有“论衣服何色悦人目”的篇章，从人的视觉系统如何分辨颜色，到如何界定颜色的美恶，层层递进，教导人们颜色的搭配是需要后天的培养和训练的。作者告诉读者搭配的重要：“一位妇人穿的衣服，我很欢乐，到如今不忘，不是因他的衣服材料贵重，是因颜色配得合式那衣服的颜色一件是卤虾色，一件是青色，两件相衬，这件更显出那件的颜色鲜明”，反之“一小姑娘穿着绿裤、藕色夹袄，袄上有五色绦子，穿着蓝坎肩，头上戴着玫瑰紫和粉红花辫根扎红头绳，脚上穿粉红鞋，我一看就觉着很丑。”

在这场时尚启蒙运动中，女学生无意间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当时，无论是教会女学还是中国人开办的女子学堂，大都向学生明确提出不缠足、衣饰整洁等要求，以塑造一种清新纯朴的形象；而这种女学生的装扮迅速引来人们的瞩目，一时间，无论良家妇女还是青楼妓女都争相仿效。就像时人徐珂总结的那样：“自女学堂大兴，而女学生无不淡妆雅服，洗尽铅华，无复当年涂粉抹脂之恶态，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饰，初由北里而传至良家，后则由良家而传至北里，此其变迁之迹，极端相反者也。”

清末新式女学堂学生合影

那批百年前活跃于上海的“时尚先锋”，就像当时《纽约时报》上所刊登的女子照片那样，即便一下子还不敢“全盘西化”，但都在装扮上尽量融合东西服饰的特色，比如中式的裙袄配上西式的马夹，中式的鞋子配上西式的阳伞，甚或选上一块花色最新的洋布做中式的衣服，总之，绝不能落于人后。

于是上海滩上，时尚女性的着装日趋华丽繁复，有人开始模仿西洋女子束腰提臀，巴黎伦敦的新式服装也不断通过报章杂志介绍进来。而基督教会则在这股风潮中推波助澜，在面对女性的期刊中给予种种着装方面的切实建议。

比如，1912年广学会面向女基督徒的中文家庭刊物《女铎》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题为《服式改良议》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寓居福建的英国女士周莹珠。文中，作者指出中式服装最大的弊端——“夫华衣之当亟除者，莫如右襟之衣”，并认为右襟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外观，而在于“胸前左右均属肺部，过煖转令肺弱”，尤其是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右襟导致妇女育儿时往往只“仅开右面，据泰西医生研究云，左右宜平开，若仅开右面，不惟乳妇有损，婴儿亦无大益。此右襟之衣之，尤不可不改也”。作者还结合自绘的两幅图画，提供了自己对于中装的改良建议。

根据作者的描述，这种改良中装，“上半对开，下半全合，由头穿入，然极妙之术，内外均是对开，而裹面则可全开，始虽不便习惯即成自然矣”

在西式服装中，大衣因脱卸方便又十分保暖，且能自如搭配中西女装，迅速成为时尚女性钟爱的单品。只是西式的大衣“皆用泰西呢绒等料所制，式样甚多，然价极昂贵。有余之家，尚可制备，无力者则购制不易。若用旧式披风又未免俗陋难看，不合女学生之用”。于是，《女铎》杂志特别刊登出了“简便新式女大衣”的文章，画出图样，教女学生制作“雅而不俗，朴而不陋，价亦低廉”的棉大衣。

这种简便“新式女大衣”，则近似中国棉袍的制作方法将袖子与衣身连为一体，但正面不用传统大襟而是采用西式对开，衣服不在两侧而在后部开叉，袖口和口袋仿西式制作，衣料则完全国产。

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尤其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之后，基督教会的《基督教育》、《时兆月报》、《节制月刊》、《女青年》以及《墨梯》、《凤藻》等教会学校刊物，纷纷刊登《服饰》、《服饰的原理》、《服饰与奢侈》、《上海的时髦妇女》、《衣服》、《Changing Styles》、《谈谈服装的色素》、《中服与西服的谈话》、《服饰与风化》等文章。这些刊物一面劝诫青年人不要一味爱慕虚荣，追逐时尚，一面又给出许多操纵时尚的小“贴士”，比如——

“若家里的钱不富足，每逢起了什么新样子，断不可把那旧衣裳全送于人，另作新的。但若必须作一件新衣裳，不如随时兴的样子作才上算。旧样子虽现在还有人穿，但这件新衣裳还没有穿破了的时候，恐怕这旧样子令人笑话。”

“无论什么时派推倒极处，就是快要过去。比方袖子太宽不方便，因为费布，作营生吃饭时常挂东西。但作太窄太长也不方便，作营生容易裂开，也常掳袖子费事。不如随从时兴、但不要随从时兴，但不要随那太过的地方，也常察这作法、与那衣裳的正用处，相合不相合。”

……

由此可见，上海女性那种既精打细算、又不失潮流的时尚践行方式，是有其长达百年、并具有鲜明历史和地域色彩的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