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宴老板娘遛狗威胁市民，让酒店倒掉的呼声正义吗

文 | 令狐卿

安徽蚌埠徽州宴大酒店老板娘邹某遛狗时不系狗绳，与带小孩的邵某发生冲突，邹某声称“有钱不怕，几千万都赔得起”，还说狗比人值钱。当地警方7月5日发布通告，对邹某和邵某分别处以7日、3日行政拘留。6日，邹某丈夫、徽州宴实控人盛祝涛为妻子的过激言行向公众道歉。

邹某邵某冲突发生在7月2日，因为社会反响强烈，徽州宴公司在3日紧急声明，强调邹某言行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由多名股东组成，不是“某某人家的公司”，邹某不能代表公司。声明称，“接受所有公平正义善意的批评”，这纸公司告示急切想要与邹某切割，但显然有难度。

邹某的言论当然极其不合适，过激且具备强烈冒犯性，将人与狗作比，炫耀财富，仗势欺人的鄙视意味浓烈，谁听了都会恶向胆边生。尽管是邵某率先动手打人，但邹某的言论对激化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法律范围内，警方对两人同处拘留处罚，这事在法律层面上没有问题，已经结束。

但在邹某被拘留、公司意欲切割的情形下，人们心意难平，事件的核心被概括为“狗比人值钱”一句话，特别容易激起想象中为富不仁的成见。社会上有一些人跃跃欲试，要教邹某做人，坊间传播“徽州宴不倒是全体蚌埠人的责任”，有人到场举牌抗议，有退订酒席的预定，还有客人要求退还充值金。

邹某在私人身份下与他人产生纷争，已经受到了法律惩处，现在的问题是：群情激愤蔓延到徽州宴的经营，部分消费者希望这家公司倒掉，是一种合理、恰当的诉求吗？这样的诉求看起来正当，快意恩仇，但细究之下，却有过犹不及之感。邹某“狗比人值钱”一说固然可恶，态度固然嚣张，但也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如果人们没有将这句话限定在冲突场合，而对它过度阐释，会让人们陷入愤世嫉俗的境地，无形中激发民粹的莽撞行为。

邹某的错误言行已经受到法律惩处，7日行拘，已经是过罚相当了。将对她个人的愤恨，蔓延到公司，通过抵制公司或煽动更多人参与抵制，试图恶化其经营来让它倒闭，这种怒火兴许有它朴素的一面。有意见认为，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邹某的歧视言论必须让徽州宴付出代价，即使其倒掉也是咎由自取，也才能平息民忿。

邹某的言论，已经受到社会舆论与大多数公众抵制。可以说，在蔑视一种歧视性话语上，人们已经展现了最好的公众态度，无论是公司切割声明还是盛祝涛的道歉，都印证社会态度的有效性。

那句看似有理的煽动话语，“徽州宴不倒是全体蚌埠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成真，那才叫人恐惧呢。这终究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仍是所有人最大的公约数。不恰当的言论，无论是一时的激愤导致，还是因为认识差异使然，给予惩罚的只能是正当、正派的法律条文和司法程序，而不是发动群众起来批斗某个人。

作为个人来说，对饭店有个人好恶，这无可厚非，但在公共空间用仇视言论鼓吹更多人抵制，哪怕展示了所谓的道德标高，仍是不值得提倡的。道德约束只能是自我要求，一旦强加给别人，很容易越过界限，不知不觉间，变成自己所反对的那种人，更会演变成盲目、盲动的社会偏激。

总之，在徽州宴老板娘邹某被行拘、受谴责一事上，集中展示了人狗矛盾和贫富矛盾的老话题。邹某已经为她的言行付出代价，让更多受徽州宴聘用的员工付出失掉工作的代价，不能成为理直气壮的理由。讨厌徽州宴的人完全可以拒绝去徽州宴消费，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和讨厌不能强加在别人身上，不能因此就围堵企业的正常经营，不能因此就限制那些愿意继续在徽州宴消费的顾客的权利。把处罚的权力交给法治，把企业的命运交给市场，把高尚的道德留给自己，如果徽州宴因此被市场淘汰，那才叫真正的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