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年，中日如何和解？

【编者按】

本文为“高和分享”与中信学术出版社6月27日所举办的“战后70年——中国与日本的十字路口”活动现场讲话稿。因篇幅有限，多有删减，存其大要，敬请谅解。

活动嘉宾：刘柠（作家）、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冲（专栏作家，国际问题评论员），主持人：张彦武（编辑、记者，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历史中的战争责任

刘建平：90年代中期，我硕士毕业后到日本留学，感到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战后处理的问题，还有战争责任问题没有解决，通过学习才认识到：战争责任问题如果不解决，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和解；如果暧昧、无责任地解决，中国就永远被日本蔑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中国学术的荒漠化状况，假话、空话、大话充斥，其实连基本概念都没弄明白。所以，我开始翻译《日本人的战争观》，这本书实证研究战后日本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认识的演变，批评战后日本是怎么样逃避战争责任。1996年回国工作，后来上博士才到早稻田大学去留学，继续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完成了我现在的这本书——《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在这本书里，我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因为战争责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中日关系必然周期性恶化。

王冲：我最早去日本是十年以前，那次是带着仇恨去的日本。当时正值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中日当时我们叫“政冷经热”，政治关系并不好，所以回来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对日本进行无情的批判。但是有一点我对日本没法批判，就是教育问题。因为我到那儿发现日本它的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这些体制系统，比我们中国强太多。我个人观察中日关系，由于我的职业及我对历史的认知，一方面我要客观理性。但同时也免不了感性的成分。我更愿意讲它教育方面的一些好处，来映衬我们今天教育发生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把日本拆开了来理解，它好的地方我会使劲地夸，差的地方我就使劲地批。

到了2007年，这个问题迎来了一个转折点，那时候安倍担任首相已经多半年。安倍刚上任立即就来中国访问，对中日关系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善作用，他提出了中日的战略互惠，“两个轮子一起转”，我国的宣传口径立即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2007年日本71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我们驻东京的同事发了一篇消息，但原本会引起强烈谴责的消息被勒令删除。那次的打击是我离开记者生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重新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中日关系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历史问题是很重要，领土争端也是我们要维护国家利益，但在这里面跟这种国内的政治以及对方国家的政治变化，它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无论是中日友好还是中日不友好，对历史问题的认真的一个追究是不能因为这个改变的。

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中日问题是否和解？

主持：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是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1972年之后这几十年，这个发展变迁肯定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刘柠老师的《中日之间》，应该是您第四部讲日本问题、讲中日关系的著述。刘建平老师也有这方面的专著。两位老师可否就战后70年中日关系分出一些相对比较大的脉络？

刘柠：《中日之间》这个书应该是我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第五本。我在第一本叫做《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即“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必须要从摒弃被作为政治宣传的“中日友好”，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开始。

从大的方向来说，日本在战后70年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战时和战前的那样的一种负面形象。在文化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55年，日本的社会党左右翼实现统合，成为最大的左派政党，然后当时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实现合并，来对抗这样的一个左翼政党的力量，这在历史上叫做“1955年体制”。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有民主党的政权更替，但是实际上这个民主党也是脱胎于自民党，与自民党共同构成了保守两党。事实上这个“1955年体制”对日本的战后的政治格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在“1955体制”之下，在政治上占尽先机，一直到战后复兴走上经济大国之路。日本在被中国超越之前，已经稳坐了40年的世界老二，在这中间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大阪世博，包括对中国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等等。

战后主流知识社会的一个主导力量实际上是被称为自由派（liberalism ）的一个左翼色彩浓厚的社会力量。如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朝日新闻》为代表的媒体，成为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频繁地在公共媒体上批判日本从战前到战时的国家主义立场，他们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经过几代人打拼积聚的国富之所以毁于一旦，这一切都是国家主义惹的祸。因此，战后日本的主流社会思潮，乃是反国家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战在进入21世纪之前，国家主义淡化的倾向非常明显。

刘建平：日本保守政治认为已经进行了战后处理，现在要恢复国家的战争职能。但中日之间并没有形成战后和解，所以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就是一个可持续的敌对关系。日本的军事力量越强大，对中国的威胁就越大。中日之间为什么没有解决战争责任的问题？“中日友好”是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思想原则。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所谓的友好这种对中日关系的解释已经失效了，不存在有尊重前提的友好。本来战后中日关系的基本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处理战争责任。审判战犯，日本道歉、赔偿，退出所占的中国的领土。但是这个主题被一个所谓的中日友好的主题给取代了。战后，政府本来是要求日本赔偿的，但是因为发生了冷战，中国站在了苏联一边同美国形成敌对关系，但美国直接占领着日本，阻断了日本对中国承担战争责任，剥夺了中国参加共同对日战后处理的权利。同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认为少数日共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支援代表了日本人民，这就是中日友好的开始。中国的对日关系思想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分开，但事实上是区分不开的，这只是一个误解或想象。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放弃赔偿、不责令道歉，但事实上日本人民根本不存在。“中日友好”这一外交政策的前提就没有了。有舆论调查说，超过半数的日本国民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是站在日本政府的“固有领土论”立场一边。所以，中国曾经想象的这个日本人民是不存在的。基于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想象来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政策，就当然要受到的挫折。

刘柠：刘老师说日本对于我们中国这种双方没有和解，但我认为《中日联合公报》、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乃至中日关系的三个基本文件或四个基本文件等这些有国际法效力的文献应看作两国关系和解的一种标志。从国际法上来说，中日在1972年9月29号《联合公报》发表之后，两国已经恢复了邦交正常化，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和解的标志。

对于日本的道歉问题，比如说以马立诚先生为代表的“对日新思维”所主张的那样的一种——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有一定迎合情绪的表述，我个人也难以同意。所以说马立诚老师在2002年他的“对日新思维”当时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之后，我在第一时间就读了，包括在日本的反应我都有所关注。然后2003年的春节我就写了一篇回应，当时是在《香港商报》发表的，实际上提出了我个人最早对于所谓“对日新思维”的理论上的一个回应。“对日新思维”十周年之际，我还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十年流变》，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上。我认为，所谓的“对日新思维”其实并没有太多他个人独特的学术主张，因为其理论内核在十年前左右，在当时社科院日本所第一任所长何方先生的相关的文章中就有所表述（见《何方集》一书，《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文）。其后，上海的一位学者倪乐雄先生在《南方周末》的一篇论文中也有所表述，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来说，它的理论内核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此乃第一。第二，我个人无法同意马立诚先生在日本走马观花一圈之后，诉诸的一种非常像游记似的记者文字。王冲兄也是记者，当然我不是说记者文字不好，但是在那种非常情绪化的文字中，充满了对异域似是而非的想象，我认为事实上它承载不了这样一种比较沉重的学术主张，所以说我当时提出了一些回应。按照马立诚的说法，几年前他说日本已经对中国道歉了22次，他前些日子在日本的演讲我也有所关注，他说已经道歉了25次。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计算没有意义。两个人打架，我挨打了，然后我一直在心里记恨对方，看他什么时候对我道歉。他如果不道歉的话我就悄悄地在心里看他什么时候对我态度有所转变，把这算成是一次道歉，然后惦记着对我道歉过多少次，等等。我觉得这至少对自己是过于不自尊，所以说我认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但客观地说，1972年9月29号达成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这是被称为中日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文件。文件第二段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中日联合公报》代表了两国政府的公式表态，具有国际法意义。从这样的一些已经诉诸国际法的历史性文件来看，我认为中日两国已经完成了战后的和解，并在战后和解的基础上实现了复交。

刘建平老师对所谓的“人民外交”，以及中国对日本“一小撮”的军国主义分子跟广大“日本人民”这种两分法的批评，我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是，就道歉问题与赔偿问题而言，如果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文献的话，这背后有着中日两国各种力量的攻防在里面。日本由于当时在法理上，作战的国家实际上是中华民国，但是战后蒋介石，中华民国法律上的领导人逃到台湾，他并不代表中国大陆。战后，由于中国内部分割而治的状况让日本占尽了先机，从蒋介石到毛周一代都是要争取日本，想要在国际上利用日本。战后初期，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做了所谓的“以德报怨”的演讲，继而在法律上认可了《旧金山和约》中的相关条件，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毛周追随了蒋介石的“以德报怨”主张，然后也跟着放弃了战争索赔的要求。

中国人泛泛地说日本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认为老百姓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应该理解其背后的相关历史背景跟这种力学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适合泛泛而谈。ODA贷款、无偿援助，实际上它有一种准战争赔偿的性质在里面，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承认，至少知识分子应该理解这一层关系。这样的一种贷款一直到2008年才终结，实际上持续了25年左右的时间。

刘建平：关于战后和解，并不是嘴上说和解或友好就有效的，更因为是民族国家间的问题，更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第一，战后国际关系的进程有其规范的形式：战犯审判，对战争受害的赔偿，攫取领土的退出。中日之间有没有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你以为和解了，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呢？你认为没病了，为什么还发烧呢？所以不要从我们的想象出发，要从目前发烧的事实开始，来寻找这个发烧的逻辑。如果我们寻找这个逻辑就会发现，《中日联合声明》根本就不是一个进行战后处理、结束战争状态的国际法文件。这个文件签了之后，当时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本外务省条约课的课长叫栗山尚一，他回到日本就说：这个文件没有法律效力。不经过国会批准，只是两国政府间的声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事实也是这样。现在中国充满了混乱，大家看官方的文件，包括领导人讲话、学者言论，经常说什么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这个说法好像跟我说的一致，中日关系文件不是法律文件，是政治文件。联合声明即使它算是法律文件，也不存在什么道歉。道歉有几个前提，第一，为什么道歉？因为侵略战争。道歉是什么？日本语的词里边，对你表示一个相互关系的时候有几个词，反省，道歉，谢罪。谢罪是正心诚意的，认识到犯了必须承担责任的过错。《联合声明》里边讲日本国对因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损害的责任表示反省，什么意思呢？我打了你，就是因为想抢你的衣服，抢完了之后你要我道歉；我说因为我们俩打架把你的头打烂了，我表示反省。反省的结果是什么呢？也可能就该打，也可能是我的错。因为没有明确对侵略战争的损害表示痛悔和承担责任，所以《联合声明》根本构不成任何道歉，构不成中国和日本之间任何的和解。相反，倒是经常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借口——比如，中国的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到日本诉讼，日本法院承认事实，但就是拿《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友好放弃赔偿要求”条款堵中国受害者的嘴。

第二，关于赔偿问题。赔偿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从近代国际关系实践来看，分为战争赔偿和战争受害赔偿。所谓战争赔偿，比如你打我的国家，我自卫，因为要自卫，损失了我们国家的很多资源，你对我的政府进行赔偿就是战争赔偿，包括战费。另外，还有战争犯罪行为，什么战争犯罪行为？无故屠杀平民，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强抓劳工等民间受害。民间受害赔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处理开始受到追究，《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战争责任的概念。具体的中日关系，中国政府即使是当时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以战争犯罪为追究对象的民间受害赔偿的权利，政府是没有权利代为放弃的。而且事实上，中国政府从90年代的暧昧到现在基本上是支持中国的民间赔偿要求；但是光支持不够，需要国家出面来交涉，因为中国政府不交涉，日本政府根本不以中国的老百姓为对手来谈这个问题。

其实，日本没有对中国就侵略战争的损害做出过政府官方文件的正式谢罪。那些所谓“道了多少歉”、“其实也道歉了”之类，是日本舆论编出来的，在中国就有些不懂装懂或懂装不懂的人跟着人云亦云。当然，这是不是归结于日本人坏？不是。日本还有不少学者、市民团体帮助中国的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赔偿。所以，笼统地批评某国人好坏的是不准确的、错误的，容易被政治利用。作为日本政府和保守政治家，中国政府不去严肃、积极地要求，或者面目也不清，人家更是要想办法回避、逃避负担了。“以德报怨”之说是对中国舆论的愚弄，为什么呢？蒋介石从来没有说过“以德报怨”这个词，他只是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对中国国民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来对待战败国，只认日本军阀为敌，不要污辱日本的人民。当时日本，用中国小品滑稽戏的话来说，其实是“忽悠”中国，极力称赞蒋介石“以德报怨”，好像中国是自愿放弃各种要求——其实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交涉和平条约的时候是要求赔偿的，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拿 “以德报怨”这个词说蒋介石，是日本舆论编出来的话；当然词是中国词。这是舆论战，捧中国说很宽宏大量。

刘柠：刘老师说到“以德报怨”的历史渊源问题。对蒋介石在战后主张对日宽容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演说，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这个历史背景我个人是知道的。这个“以德报怨”演说确实是日本媒体对蒋介石这个讲演的称谓，是根据它的主题精神，然后概括成“以德报怨”演说，后台湾媒体又沿用了日本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法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名词的问题。我们现在谈到蒋介石战后主张对日宽容立场的时候都会想到蒋介石的那次主张对日宽容的演说，实际上恰恰是由于这个演说中所表达的一个主题，可以被称为“以德报怨”。随后，相关的作为政府层面的政策立场又有所跟进，比如说叫做“以德报怨”政策。我觉得这些东西统统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各种力学关系纵横交错、各种磁力场错综在一起的所谓“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但同时，作为一种从现在的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中国和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要对未来有所期许的一个立场出发，我也主张中国不必过度地拘泥于道歉问题，我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至于说为什么当时不道歉等等这方面的背景，我觉得确实是说来话长，不是说简单地可以扯得清楚的。我认为中国人在当时确实广大国民都是缺席的，甚至广大知识分子的声音也是缺席的，百分之百被“代表”了，而且这种“代表”是一种比较粗暴的形式。日本当时为什么不道歉？中国是不是提出过这样的道歉的要求？这是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要求，国民没有这样的共识的话，日本拿什么来道歉？它是针对这样一个要求来道歉，这样一种程度的道歉你觉得合适不合适？不合适的话我们再来谈，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可当时就是一种政治解决，所谓“中日友好高于一切”，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之下，一切东西能被代表的都被代表，然后种种的利益，种种的国民的知识分子的心声等等，实际上都是难以浮出水面的。当然，纵然历史是扯不清的一块裹脚布，并不是说就不可以研究，依然可以研究，而且这恰恰把这样的一个受种种利益关系纠葛、遮蔽的历史，把它从这种历史景深中呈现、凸显出来，以学术的或者说传媒的形式，形诸文字，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是我依然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历史真实的面貌，另外就是我们在现实关系中的现实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还是两个问题。

王冲：所有这些问题有日本的原因，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多要反省我们自己到底出了哪些问题。第一，在政府层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我们想想，历史问题80年代的时候怎么就不那么明显？怎么90年代的时候中日还依然友好？怎么忽然到了某个环节历史问题就又提出来了？我觉得这种对民意的操纵是对历史问题的严重不负责，这是第一，不负责，操纵民意。第二，就是说对整个的中日关系缺乏一个战略性的判断或者一直的坚持。就是说我们的外交很多时候是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这个时候我需要日本了，我就赶紧拉拢日本，比如说对付苏联。我强大了又可以来借机修理下日本，跟内政外交结合起来修理一下对方。我们缺乏一个战略的，比如说我们常年以来讲中日友好，友好它是一个文学类的词，一般来说很难想象一个文学类的词放在外交里面。没有中美友好，不会把中美友好放在里面去，尽管是中美联合去打败的日本。但是我们看我们外交发现，但凡提友好的，最好结果都不好。当年中苏友好，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跟朝鲜是同志加兄弟，那也是血浓于水的关系，结果现在也是不好。朝鲜想干什么？朝鲜想投奔美国啊，那是它的最终目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的层面。第三，就是一个积极的方面，为什么80年代我们没人关注这些？因为确实那个时候你提了也没人理你，那个时候是闷声谋发展，韬光养晦。那个时候实力不济，回过头来想想，越南人民有反华抗议，我们在意这些东西吗？我们不在意他们，因为越南你怎么闹，你是一个小国，不是跟我们平起平坐一个竞争对手。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前一阵公开讲话“中国就是纳粹国家”，我们大家生气吗？我们当成一个笑话。实际上中日关系的这种矛盾是随着中日实力的一个提升，中日力量对比的一个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就是说国际关系讲实力，刚才一开始刘建平老师讲了，最终还是一个实力。你80年代讲，90年代讲，你没有实力那是白讲。

现在我们需要谨防的一点是什么呢？谨防的一点就是说一种自我膨胀。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外交有这种抛弃韬光养晦，就是说以前是别人打我我骂谁，现在是不会主动打别人，但是说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很任性，我们现在外交很任性。对日也体现在这方面，我不见你就不见你，我不高兴就给你一张不好的脸色，实际上还是缺乏理性的这么一个态度。刚才讲到赔偿、道歉这些，我觉得道歉是一定需要的。就是说中日问题最终解决一定需要一个日本的或者首相或者天皇的一个正式的道歉。甚至这些中国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作为一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我觉得现在中国是很模糊，没提这个。比如我们新一届政府出来一提，只要不满足日本正式道歉这个条件，我们就领导不见面，哪些事情不能做，可以给它这个压力的。甚至中日建交的时候我们中国是面对来自苏联的压力，但是日本当时压力更大。你想当时作为日本老大哥最亲密的盟友瞒着日本，像尼克松访华，跟中国友好，“越顶外交”，那时候对日本的震撼相当大，那个时候中国对日本的需求跟日本对中国的需求实际上是很难说谁更大于谁，甚至日本的需求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它准备了500亿美元，他是准备付出，也要准备做这个的。

但是现在中美日之间又陷入一种新的问题，就是说美日又进入一个蜜月期。因为有时候说日本就不可避免地谈到美国，我就稍微只是这一次提一点。现在是个什么关系呢？我就打一比喻，日本就像是美国的“小妾”，如果说美国的正统是欧洲的话，“小妾”就是日本，这俩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中国跟美国就像“情人”，今天可能好了就好了，明天可能就吵一架，但是关系也不会坏到哪去。这种关系下有人也说中国就是争取日本来一起对付美国，但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既是“妾”，也是法律关系，也是盟友关系，我们中美关系再好也超越不了那个。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能做的实际上就是说在满足了日本道歉这么一个解决历史问题情况下，对于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这个诉求，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上个月在东方卫视，当时我们聊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以及日美同盟关系，以及日美防卫指针的调整，当时我就忽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能不能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能不能接受中国跟日本作为两个强国在亚洲共存以及互相的正常的竞争？有竞争是正常的，没有竞争是不正常的。能不能接受这些？日本以后还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经中国是拿出极大的外交资源去阻击。下一步我们对日本所有这些正常化的诉求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我觉得可能往前看的话，可能在这个环节里面，这种赔偿确实对政府来说可能不是它的一个最主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同意民间的赔偿还是需要一个来自各界的很大的支持。

（实习生冉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