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防治暴力伤医

6月中下旬，21天之内，上海医患矛盾频发，7起医患冲突见诸报端，5名医生和3名护士在事件中遭受患者及其家属不同程度的伤害。截至6月20日，最近20天内，全国连续发生至少12起暴力伤医案，超过了2012年的总和。

6月24日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将“医闹”列入修改范围。草案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环视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主张对暴力伤医行为予以严惩。英国2009年修正后的《刑事司法与移民法》增设国民健康服务机构内滋扰行为罪。美国爱荷华州规定，对医护人员实施暴力，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造成严重伤害另计；伊利诺伊州则规定，对医护人员实施暴力属于3级犯罪，可判处2至5年监禁。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暴力袭医将最高刑期14年。

尽管惩戒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据美国劳工部统计，每1万名医院工作人员每年大约碰到8起非致命性质的攻击，约为一般职业的4倍。预防和制止暴力伤医，不能只依靠严刑峻法单兵突进，更需多管齐下。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等举措，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参酌国外实践经验，可从从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开展医疗场所暴力行为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已将医疗场所的暴力冲突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如美国方面的研究发现，急诊室、候诊室、老年病专科和精神病院较其他科室有更高的暴力事件发生率，急诊部门遭受非致命攻击与暴力相向的医护人员中有46%是护士，绝大多数暴力攻击行为发生在晚间11点至次日７点间……与此对照，中国大陆医疗暴力行为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医患矛盾和医德问题，迫切需要在定量方面进行梳理归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防范程序。

第二、赋予医院院长紧急处分权。从最近几次的医疗暴力事件皆可发现，由于事件临时发生，警察往往在伤害发生之后才介入，无法在第一时间针对医疗暴力予以遏止，丧失立即应对的良机。

英国《刑事司法与移民法》则规定，当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滋扰院内国民健康服务工作人员，非基于自身医疗目的滞留院所，且拒绝依医务人员要求离去时，国民健康服务机构工作授权其工作人员在必要情形下，行使合理强制力驱逐该行为人。

在处置暴力伤医紧急情况时，医院院长所扮演的角色犹如航行于海上的船长、飞行于空中的航空器机长。建议我国未来的相关立法可以参酌英国，比照《民用航空法》等规定，创设医院院长及经其授权的保安人员驱离医疗暴力行为人或准医疗暴力行为人的权力。当然驱离是否必要，需考虑被驱离人是否仍须接受治疗，或该驱离行为是否会危及其身心健康等特殊情形。

第三，建立受害者支持机制。为职场暴力受害者提供医疗、心理、法律咨询和援助应成各方共识。在中国大陆，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职工遭遇医疗暴力时，仅有9%的医院会依法为职工维权，或支持员工用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医院这种姑息纵容态度会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