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希腊债危机：该是欧盟觉醒的时刻了

【编者按】

2015年7月5日，希腊公民进行投票，决定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的新一轮救助提议。在公投结果出来之后，当代最富盛名的哲学家、“学术跨界天王”齐泽克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希腊债务和整个欧元区走向的文章，也许问题并不像国人的第一反应那么简单：“还不还钱还要投票决定”，而是蕴含着现代政治官僚技术化以及欧洲福利国家模式不再可能的诸多重要问题。

希腊公投中没能预料到的“不通过”是在绝望的境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我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个笑话：苏维埃共和国最后十年，一个犹太人想要移民。移民局的官员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担心苏共会失去政权，“新政权会让我们承担苏共的罪责，又会有新一轮的反犹运动。”

“但是，”官员打断他，“这不可能。苏维埃共和国中没什么会改变的，苏共会一直掌权下去的！”

“那好，”这个犹太人镇定地回答，“这就是我要走的第二个理由。”

我得知现在雅典，这个笑话的新版本正在流传。一个年轻的希腊人到澳洲领事馆申请工作签证。“你为什么想要离开希腊？”签证官问道。

“有两个原因,” 这个希腊人答道. “首先，我担心希腊会离开欧元区，这个国家会陷入新一轮的穷困和混乱当中……”

“但是,” 签证官打断他, “这不可能！希腊会留在欧元区，接受新一轮救助！”

“那么,” 这个希腊人镇定地答道, “这是我走的第二个理由。”

用斯大林说的话来讲，难道这两个选择真得一个比一个差吗？

现在不是争论希腊政府可能犯的错误和判断失误的时候了，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太危险了。在希腊和欧元区进行的谈判中，那个总是最后一刻产生的妥协方案自身就是有严重病症的，因为它不再真正关注事实上的财政问题。欧元区通常指责希腊只谈一般性的条件，做出模糊不清的承诺却没有具体细节；然而希腊却指责欧元区甚至连最细微的细节都想管控，并且强加给希腊的条款比之前的都要严苛。

如果齐普拉斯和默克尔单独会面，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

但潜伏在这些指责背后的是更深层次的冲突。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最近讲到如果他和默克尔单独会面共进晚餐，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了。他想表明的是他和默克尔作为两个政客，会把不同的意见当作纯粹政治的来看，而不会像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受技术官僚的影响。如果这个故事中一定有个坏人，那一定是迪塞尔·布洛姆，他的座右铭是“如果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处理事情，我什么也得不到。”

这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齐普拉斯和亚尼斯·瓦鲁法基斯——7月6日辞职的前财政部长——他们说起话来好像是一个公开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在这里决议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依据规范性的偏好），然后欧元区那些技术官僚说起话来就像这纯粹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监管措施。当希腊人拒绝这种方式并且提出更多更基本的政治议题时，他们就会被指责为撒谎、逃避具体的解决方案等等。并且现在很清楚，真理是在希腊一方的：布洛姆所主张的“否定意识形态的方面”事实上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伪装成纯粹专家级别的监管措施，其实都是根植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决定。

如果谈到这种对立，齐普拉斯或者鲁法基斯同他们欧元区小伙伴的对话就像一个年轻学生和一个孤傲的教授之间的对话。年轻学生想要辩论基本的议题，但教授却在他的回答中，具有羞辱性地忽略了议题本身，反而用技术问题来责备学生（“你陈述得不正确!你没有考虑规范!”）或者像一个被强奸的人和警察之间的对话。前者在绝望地诉说着自己遭遇的不幸，而后者却不时打断她，问一些行政类型的细节。

也就是说，从政治正当性到中立的专家级管理的过渡是我们整个政治的过程：基于权力的战略性决定越来越伪装成基于专业知识的行政监管，这些决定越来越多是在私下谈判达成的，在没有民主商议的情况下就被执行。

我们现在对待欧洲的立场是：只有一个新的“异端”（此时被激进左翼联盟所体现）能够拯救那些在欧洲传统中值得存留的东西：民主、对人民的信任和以平等为基础的团结。只有当激进左翼联盟以策略致胜时，这样的欧洲才能以一种带有亚洲价值观的方式获得胜利（这里的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无关，但却同当代资本主义向悬置民主发展的趋势有关）。

希腊的危机也可能是整个欧洲的危机

在西欧，我们看待希腊都带有同情和怜悯的心情，这样一个角度来自于一个坚定的幻觉：过去几周在希腊发生的事情和我们都有关，这可能就是欧洲将来会遇到的危险。

因此，当我们读到希腊，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一句俗话， “改了名字，这个故事就适用于你。” 一个理想的世界正渐渐从欧洲对于希腊公投的反应中产生，这种理想世界被《金融时报》所用的标题最好得表达出来：“欧元区最脆弱的环节在于选民。”

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欧洲摆脱了这个“最薄弱的环节”，专家直接获得实行必要的经济措施的权力 - 如果最终举行选举的话，它们的功能是只是为了确认专家的共识。问题是，专家所提出的这项政策是基于“拖延和假装”的虚构故事（延长投资回购期，但假装所有的债务最终将会偿还）。

为什么这个虚构故事能够如此坚持己见？它不仅使更多的德国选民接受延期，也不仅使希腊债务的注销引发可能的来自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的类似要求，而是说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执政者真得不希望债务全部偿还。债权人和债务管理者指责债务国没有内疚感，希腊人因感到无辜而被指控。他们所受到的压力非常符合精神分析家所说的“超我”：超我的吊诡之处在于，正如弗洛伊德看来，我们越顺从其要求，越是感到内疚。

想象一下，一个恶毒的老师给他的学生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当他看到他们的焦虑和恐慌时，在一旁毫无怜悯之心地讥笑着他们。借钱给债务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赢得利润，而是无限期延续，永久保持债务人的依赖性和从属的债务关系。对于大部分债务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债务人，他们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债务人。在理论上，不管希腊还是美国都将无法，甚至从理论上偿还它们的债务，这一点目前是公认的。因此存在可以胁迫债权人的债务人，因为他们绝不允许破产（尤其是大银行），有可以控制还款条件的债务人（比如美国政府），最后，还有那些可以被摆布和羞辱的债务人（比如希腊）。

债权人和债务管理者普遍指责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没有愧疚感——他们被指控对债务感到无所谓。这就是欧盟机构对激进派政府感到如此烦躁不安的地方：后者承认债务，但没有丝毫的愧疚感。他们摆脱了超我的压力。在与欧盟交手时，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立场：他完全承认债务之巨，但却十分理性地辩论道，“既然欧盟的政策显然没有作用，应该找到其他的选择。”

矛盾的是，瓦鲁法基斯和齐普拉斯反复提出的观点是，激进派政府是唯一能有机会为债权者至少拿回来一部分钱的一方。瓦鲁法基斯自己很想知道，为什么银行将资金借给希腊时，态度谦卑，但也同时心知肚明，“如果没有西方的纵容，希腊永远不会有这么重的债务。”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很清楚，主要的威胁并非来自布鲁塞尔……而在于希腊自身，这是一个被宠坏的腐败的国家，如果曾经还算个国家的话。欧盟官僚机构是应该为此负责的，虽然欧盟批评希腊的腐败无能，但它却又支持正好容纳腐败和低效率的政治力量（新民主党）。

这个时代对于“激进”的评判标准越发严苛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目标正是打破这一僵局——看到瓦鲁法基斯的纲领性宣言（刊登在《卫报》），它表达了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终极战略目标：

希腊、葡萄牙或意大利从欧元区脱离，将很快导致欧洲资本主义的碎片化，将产生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可以蔓延至莱茵河东部地区以及阿尔卑斯山以北，而欧洲其他国家将在恶性滞胀的控制当中。你认为谁将会受益于这一发展呢？一个进步的左翼，它将从欧洲公共机构的废墟中凤凰般得诞生？或是金色黎明的纳粹、各色的新纳粹支持者、排外的和游手好闲之辈？这两者谁更会从欧元区的解体中受益，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拿我来说，我不准备对1930年的后现代帆船吹什么新鲜的风。如果这意味着就是我们……适时反复无常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资本主义身边努力挽救欧洲资本主义，那就只能这样了。这不是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爱，也不是对欧元区或布鲁塞尔或欧洲央行的爱，而是因为我们想尽量减少这场危机不必要的损伤。

激进左翼联盟在政府的金融政治中严格遵守这些准则：没有赤字，紧缩的政策，更多的资金是由税收筹集到的。一些德国媒体近日评价瓦鲁法基斯是生活在他自己宇宙当中的精神病人——不可理喻。但他真是如此激进吗？

让瓦鲁法基斯如此衰弱的不是他的激进主义，而是他的理性的实用主义式的谦虚——如果密切关注由激进左翼联盟提出的建议，人们不禁注意到，他们的民主议程也曾一度温和，也是符合现代社会民主议程标准的（在1960年的瑞典，政府的计划更加激进）。今天同样提倡这些措施，却必须归于“激进”的左翼，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标志——一个黑暗时代的标志，但也给左翼机会抢占这个空间，而几十年前，它曾属于温和的中立左翼。

福利国家已成为浮云

只是，也许不断重复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有多温和，仅仅好像是在说又好又悠久的社会主义民主 的话，则没有看到它的目标——这正如，如果我们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观点，欧盟官员将最终意识到我们不是真正的危险，从而会帮助我们。激进左翼联盟事实上是危险的，它威胁到了欧盟目前的走向---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已无法回到以前的福利国家了。

希腊公投的许多评论家声称，公投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姿态，并嘲讽地指出目前很多人还都不清楚公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真有公投的话，它不应是关于欧盟欧元或希腊货币德拉克马的，而是应该关于希腊是否会脱离欧盟：希腊政府一再强调其继续留在欧元区的愿望。并且，这些评论自动将公投所提出的关键政治问题翻译成了具体经济措施的行政决定。

现在轮到欧元区来行动了。它能够从自满的惰性中醒来、并且理解由希腊人民带来的希望的迹象吗？或者它将继续在希腊身上发泄它的愤怒，以便能够继续它那独断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