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粉丝”天下：东方敬唐僧，西方爱猴王

暑假来了，又到了重播《西游记》的季节；中央台以及地方台，开始第N次地播放1986年版《西游记》。

而这个夏天，这个精彩纷呈的神话故事还增添了新的内容：这边厢，电影《大圣归来》在烂片扎堆的院线硬是杀出一条血路，让许多观众看到了“国产动漫的希望”；那边厢，美国AMC电视网打造的《西游记》（Into the Badlands）放出了最新的预告片，由吴彦祖饰演的男主角Sunny大耍拳脚，让人们对这部美剧颇生期待。

事实是，“西游记”不仅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也是全球最为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中国故事。在世界各地，美猴王（Monkey King）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06年日本版《西游记》以恶搞博得不少眼球。

在日本，西游记与三国并列，是当地人最为熟知的中国故事。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文艺样式包括电视、电影、动漫、木偶、游戏等，其中仅电视剧就已出现了四个版本，其中2006年富士通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首集便创下29.2%的收视率。

2001年,NBC电视台,The Monkey King《猴王》

而早在吴彦祖主演的“Into the Badlands”出现之前，美国NBC电视台2001年便制作了The Monkey King(《猴王》）。

同年元旦，德国在Super RTL电视台播出与美国合作的电视连续剧《美猴王》，赢得广泛好评。

“西游记”是如此著名，以至于当北京申办2008奥运成功后，西方媒体普遍猜测孙悟空将成为这届奥运会的吉祥物；在“福娃”揭晓之后，英国BBC依然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推出一部以“孙悟空鸟巢取经”为主线的动漫片，表达他们对美猴王的情有独钟。

《西游记》在东亚的流传

当然，西游记故事在东方的盛行要远远早于西方。在日本飞鸟时期（唐贞观年间），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就传到了东瀛之国；而当明世德堂本《西游记》在华刊行后，日本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刊本。江户时代的宝历八年（1758），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着手《通俗西游记》（共五编三十一卷）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经过前后三代人、历时74年的努力，到天保二年（1831）宣告完成；而由西田维则等人参加翻译的另一译本《绘本西游记》（共四卷），则从文化三年（1806）至天保八年（1837）完成，并在明治时代一再重印。

1758年，日本小说家西田维则开始着手将百回本《西游记》翻译为日文，日本版《通俗西游记》至现代已累计有30余种日文译本。

而在朝鲜，早在元朝末年，“西游记”的故事便已妇孺皆知。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当时朝鲜王朝的汉语课本《朴通事谚解》中，就已经提及了“西游记”的故事，并有“十万八千里途程，正是瘦禽也飞不到，壮马也实劳蹄，这般远田地里，经多少风寒暑湿，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难路，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这样的文字。

在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辐射下，“西游记”的故事顺理成章地流传到周边大小邻国。1721年前后，蒙古语言学家阿拉纳完成蒙文首译本《西游记》。阿拉纳在译本中进行了符合蒙古传统的佛教教义阐释，让后期的抄书者将之奉为一本佛教启示录；目前蒙古乌兰巴托所藏的13种 《西游记》早期蒙文手抄本中，有一个译本直接题为“Tangsang—blama”（即“唐僧喇嘛”），内容则几乎是玄奘一个人的故事。

东南亚诸国对于西游记故事的诠释也同样深受佛教的裹卷。它构成了一种宗教景观，甚至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对“唐太宗游地府”异乎寻常的兴趣：早在19世纪末，此间所盛传的5种西游故事中，有3种是专门叙述唐太宗的；此后，不少译本都是从原著中抽取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单独发行。这些译本都忠实地反映了原文最微末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十八层地狱和各种刑罚的叙述，还特别添加了旁白与注释，对读者进行对于罪恶与因果报应的说教。

浮世绘绘本西游记

而直到19世纪晚期，西游记的故事才传入西方，但从一开始，它的传播方式就与其在东方的流传迥然不同。中国邻邦对于西游记故事的引进，基本上是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的介绍，甚至对原著中的诗词歌赋都力图翻译；而西方，最初则体现为片段性、猎奇式的引介。

1895年，上海北华捷报社（N.C.Herald）出版了塞谬尔·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翻译的小册子《金角龙王， 皇帝游地府》，这可能是西游记文本最早的西文译作；1901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简史”第十册、汉学家翟理士的《中国文学史》中，出现了对《西游记》一书和唐僧、孙悟空等人物的简要介绍，并有对“五行山下定心猿”与“灵山证佛”这两节的翻译。

此后不同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都有对于《西游记》的介绍及片段译文。比如伦敦G.G.哈拉普有限公司于1922年出版的、倭讷编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第十六章为“猴子如何成神”，在介绍《西游记》主要情节的同时，还配上了“黑河妖孽擒僧去”与“五圣成真”两幅插图；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编著的《中国神话故事集》，其中第十七篇“杨二郎”，第十八篇“哪吒”，第六十九篇“江流和尚”，第七十四篇“猿猴孙悟空”，均为对《西游记》原著文本的综合译述。

1931年，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了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的译著《三国演义与圣僧天国之行》，《西游记》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中国讽喻史诗”，构成了该书的后半部分（第115-265页）；差不多同一时间（1930年），伦敦约翰·J.·默里出版社及纽约E·P·达顿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海伦·M·海斯（Helen M Hayes）的英语选译本，该书作为“东方知识丛书”的一部分，书名为《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

然而，让西游记这个故事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最终要归功于美国人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本《Monkey》。该译本1942年由纽约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出版，内容包括原书中的三十回（第一至第十五回、第十八至十九回、第二十二回、第三十七至三十九回、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九回、第九十八至一百回），书前还译有胡适关于《西游记》的考证文章。

在序言中，韦利以西方人的视角追索了这个“中国寓言”，指出唐三藏代表“普通人”，孙悟空代表“天才”，猪八戒代表“肉体的欲望”，沙僧则代表“诚”——这些论述至今在西方还颇有影响。韦利还在1944年推出了一本专门针对儿童的《猴子历险记》，书中附有库尔特·威斯（Kurt Wiese）所绘的插图。

由于韦利对于吴承恩的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省略，学界普遍认为亚瑟·韦利的节译本“未能足译”或“不忠实于原文”；而在余国藩的英文全译本《西游记》1977年出版之后，韦利译本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毋庸置疑的是，韦利的《monkey》，对于西游记故事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的版本出现后，西方诸国竞相转译，《西游记》也顺势登上了各国的大百科全书——

英国大百科全书将《西游记》称为“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奇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将其定位为“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表示“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而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则认为，“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

如果说“西游记”此前在“东土”的传播过程中，唐僧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主角；那么西方视野中的西游故事，孙悟空则是绝对的“男一号”。就像韦利在其译本的序言中所说的：“书中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

在韦利的译本之后，西方各国的《西游记》译作，均纷纷以“猴”或“猴王”为题：比如乔吉特·博纳与玛丽亚·尼尔斯的德文百回选译本《猴子取经记》；塔杜什·兹比科斯基的波兰文译本书《猴子造反》，捷克百回选译本书《猴王》……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智勇双全的猴子，很容易得到“个人主义”或“英雄主义”的读解，因此在西方世界能激起强烈的共鸣。

《猴与猪；神魔历险记》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贡献了一个小小的例外，由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翻译的《西游记》法译本书名为《猴与猪；神魔历险记》——猪八戒受到了法国人的特别重视（是因为法国人比较注重吃么？），但依然没有唐僧什么事儿。

以孙悟空作为切口，西方人没有坠入《西游记》繁复而神秘的宗教意象，而是迅速发现了这个故事中的反讽意味，并闻到了相似的“人”的气息。比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指出，《西游记》中的人物，或多或少地建构了一个欲望的世界，甚至连孙悟空这一“空”的代言人，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性”，因此他的超脱“实际上也是虚假的”；而蒲安迪（Andrew H.Plaks）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述《西游记》，也将其中涉及的宗教矛盾归结为作者对反讽手法有意识的运用，“神圣者和滑稽者的联系正是辩证关系的两极”。

因此可以说，《西游记》这个传统的中国故事，却是在一种“近代的意义”上被归入了“世界”的文化圈。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一个真正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而从也许不太好的方面来说，各国人对于这个故事、对于其中人物的理解和演绎，就由不得中国人自己了。

比如美国NBC电视台的《The Monkey King》(《猴王》），虽然还保留着唐僧师徒四人及众多的中国元素，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与原著相去甚远；在这个美国式的拯救故事中，唐僧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和尚，而是一个身怀绝技的美式超人。而日本更在“西游记”的故事中融入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生产出种种“变异”的西游动漫作品，比如引入“无敌英雄”、“科技万能”、“末日危机”等独具日本特色的母题，抑或是加入“耽美向”和“萌向”的御宅化元素。对此，有中国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些海外作品“篡改”甚至“丑化”了中国的神话故事。

其实这又何必？一个像“西游记”这么精彩、这么丰盛的文化文本，完全可以经得住多维度、多视角的重读与再编。不说外国人，只说中国人自己对于《西游记》的当代演绎——比如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今何在的《悟空传》，不也都结出了“正统”以外的灿烂果实？而《西游记》本身，又何尝不是对玄奘取经的颠覆性解构和创造性戏说？以华夏历史之悠长、神话之灿烂、文本之丰富，理应为今日之“全球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像《西游记》这样成功“世界化”的中国故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本文参考及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献，包括王丽娜的《<西游记>在海外》、李舜华的《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李萍、李庆本的<西游记>的域外传播及其启示》、 郝稷的《再造西游:阿瑟·韦利对<西游记>的再创性翻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