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正“回归”家庭：无奈牺牲，还是自我实现？

2005年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曾以上海和东京为样本城市，抽样调研中日两国16-19岁的年轻女性对未来的态度。当被问及自己的职业理想时，中国女孩的前五位多是诸如公司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层或经理等，而日本女孩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排名第一的则是——家庭主妇。

这个调研结果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和许多国人一样，我几乎从不把“家庭主妇”视为一种职业，更不必说是女性的“理想职业”了。现在十年过去了，当年这些曾接受调查的少女们或许也已成家立业，她们或许会发现：中国社会的风向又已发生了变化。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婚后当家庭主妇。

和国外某些偏保守的文化氛围下“从小立志当家庭主妇”的倾向不同，当下中国都市中女性在婚后选择做家庭主妇多被当事人描绘为一种出于实际考虑的临时性选择。在我的周围的人际网络中，就能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个案，其共通之处在于：促使女性向家庭主妇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是结婚，而是孩子的降生。

这些年来保姆的人工费见涨，甚至可能比自己的薪水还高；保姆虐待儿童的报道屡见报端，实在不能放心而得自己带；父母老迈多病，不能帮忙；即使父母可以来带孩子，也担心老人的教育方式带坏孩子，还是得自己来；二胎政策放宽，如果生了两个，那家里就更得有个人全职照料了……上述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导致女性选择辞职居家。但如果两人婚后还未生育，则很少会有女性主动选择回归家庭——不但如此，她丈夫大概也不愿意。

不难看出，在这种心理因素下，“家庭主妇”不是一个自己人生的长远理想图景，而仅是为了孩子而采取的一种阶段性的战术妥协。当孩子上学之后，有些妈妈也会重回工作岗位，但不可避免也有些人自此适应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在我家邻居中，有一位个性甚强的母亲，她不是被迫而是主动选择了当家庭主妇：她原本事业也还平顺，但怀孕后就决定辞职，虽然两边父母都愿意带孩子，但她却不放心，一定要按自己的方式来抚养孩子。孩子三岁上托班后，她被德国老板召回原公司，上了一年多班之后，她再次离职，原因是她觉得这几年是孩子人生的关键阶段。

问题在于，对孩子而言是“人生关键阶段”的这几年，对母亲而言常常也同样如此——25~35岁原本就是一个人职场发展的关键时段。因此，我有些朋友虽然抱怨“阿姨的人工费简直比我的薪水还高”，但还是宁可请阿姨，因为自己职场如果断档三年，长远来看更得不偿失。正因为难以兼顾，所以现在人们在述说自己为何选择当家庭主妇时，更多自认这是一种“放弃”或“牺牲”。两难的原因说到底，是女性自我角色设定的冲突——自我实现的逻辑（事业有成、实现理想自我）更重要，还是母性逻辑（身为母亲应悉心照料孩子）更重要？这两者构成了二律背反：分别看都是对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矛盾。

怀有这种两难选择的，多是目前新兴的社会中产阶层。因为收入较低的阶层往往也无从选择；而已实现财务自由的那些，则不必多想，她们可以在家请两个保姆分别做家务和带孩子，自己则在家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同是“家庭主妇”，意味可就大不相同了。

话又说回来，对照料孩子和家庭，人们也并非没有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长辈转包”（由老人来带孩子）、“市场转包”（雇佣非家庭成员的保姆），最后才是核心家庭内部的“性别转包”。在以往，其实前两者更为普遍，但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却对这三者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追求晚年的自我自由，甚至拒绝带孙辈，尤其是二胎；保姆的人工费逐渐上涨；与此同时，生二胎的家庭在增多，他们对孩子成长的关注却远超前人，认为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按《跨国灰姑娘》一书中的洞察，即便是选择雇佣保姆的台湾家庭，主妇也往往把准备家人餐点、给孩子洗澡、陪孩子看书入睡等更具“精神性”的母职工作留给自己而不是女佣，因为这被认为是建立情感联系的重要情境。

令许多人为难的是，除了“自我实现”、“母亲”这两重自我期许之外，女性还有第三重角色的压力——“妻子”。如果说传统时代女性从小就被教导准备做好一个“母亲”，社会主义时期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下更强调妇女的自我实现，那么现代人择偶时还想要一个“灵魂伴侣”（soulmate）。和以往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或“革命伴侣”不同，如今更强调的是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者在一个更庸俗的意义上说，要相互匹配。

很多女性在当了全职主妇后，内心担忧的并不是自己不上班损失的那部分收入，而是与社会脱节或人老珠黄，导致拉开了与丈夫之间的差距，因为投入家庭生活，难免会相应减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时常听人半开玩笑地说“一孕傻三年”、“我怀孕后胖了二十斤，在家一年多了都没减下来，都被我老公嫌弃了”之类，心情低落有时还来自闺蜜狠批“看看你现在，当了几年主妇也不打扮了，真要成黄脸婆了，你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小狐狸吗？”这都是此类心态的折射，它要求家庭主妇们：“主妇”并不只是收拾家务和照料孩子，你还得做你自己，同时仍保持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虽然男性未必都有这样苛刻的要求，但这些却常内化在女性对自我的期许中，而能同时完成这三重任务的人显然不会太多。这就是压力的根源。

在我们以往所受的教育中，“解放”是女性权利的主基调，因此不免会把女性回归家庭视为一种不可思议的退步，甚至就算对小家庭来说也不是培养女儿成长的目的——当我岳父听说他女儿想在家带孩子时，惊讶之下脱口而出：“那我们栽培你上大学干嘛？”

不过历史地看，其实职业女性才是一个短暂的新现象。虽然现在的上海女性多立志于职场发展，早前也堪称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但据美国学者曼素恩的看法，解放前的上海“宁波帮”中也存在一种“主妇居家崇拜”（the cult of domesticity）——以女人外出工作为有失身份之事。《私人生活史》第五卷“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中也说：“温顺的家庭主妇，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相比具有独立个性的女性，都是更理想的婚姻伴侣。”这当然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也并不一贯如此（例如中国至少有一个时期，为人称羡的理想城市家庭形态是“双职工”，夫妻共同工作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却被证明是一种顽强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变化。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日本。20世纪初的日本少男少女杂志上，人生最高志向被描绘为这样：男子成为大将/大臣，女子则做家庭主妇。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条英机在演说中还强烈反对征用女性劳动力，认为她们应继续行使作为母亲、妻子、主妇的“本来使命”。日本女性一贯被视为温良的家庭主妇的典范，以至于风传“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开美国车、吃中国菜、住英国房子、娶日本老婆”——这里的“日本老婆”自然不是一个职场女性的形象。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原田康平等人指出的，这种奠基于日本社会“年功序列制”之上，“只依靠户主工资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专职家庭主妇化倾向，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种‘对未来的放心感’。”与之相比，当下中国都市社会的普遍心态，却是“一切皆有可能”，很难感到有一个“确定的未来”。

但有一点大概是相似的，即中国当下都市中出现的“家庭主妇回归潮”与社会的富裕化是分不开的。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选择当专职主妇的女性从1955年的517万人跃升为1970年的1213万人（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而在社会和经济体制崩坏之下，希望妻子婚后当专职主妇的日本男性比例，已从1987年的38%，跌到2002年的18%（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不过以往那种“温和日本主妇”的形象也掩盖了诸多辛酸。早先日本法律规定妻子离婚后不得分享丈夫的退休金；当2007年后日本相关婚姻法规修改，规定妻子如果是全职主妇即可从65岁起拿到丈夫一半养老金，消息一出，立即激起全日本的“银发离婚浪潮”，当了数十年主妇的日本太太觉得终于“无须再忍”而纷纷提出离婚。但即使在新法规下，仍规定婚后购入的房产，如果妻子是全职主妇则只能分得1/3，因为日本社会默认家务劳动强度不如上班工作。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家庭主妇的形象与角色，本质上与社会经济状况关系不大，甚至也不一定与现代化进程有关，而更多与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关。爱尔兰剧作家St. John Greer Ervi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访美国，受一家庭招待，见主妇朴实不造作，便夸赞：“You are very homely.”然而令人尴尬的是：homely一词在英式英语中虽指“朴素的”、“家常的”，在美式英语中却指“不漂亮的”、“丑陋的”。这种词义变迁或许正是因为美国妇女相对更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因而也是“最糟糕的家庭主妇”——据孙隆基言），因而认为外出的女性更有魅力吧。虽然很长时间里美国社会也存在大量反对妻子外出工作的声音，但妈妈的家庭主妇角色，却是战后进入社会就业的新女性所要全盘否定的。

为什么是讨论“女性要不要做家庭主妇”，而不是“男性要不要回家带孩子”？

要不要成为家庭主妇？在中国的语境里，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纯粹只是人力成本的考虑，那倒也简单，就意味着全社会能像北欧那样，如果爸爸收入不如妈妈，那就爸爸离职在家带孩子。然而问题是，这样的“全职爸爸”在中国城市里极为罕见。所以为什么是讨论“女性要不要做家庭主妇”，而不是“男性要不要回家带孩子”呢？

按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共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就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控制，而其中“最强悍牢固的意识形态就是将妇女建构成家庭主妇”。但如果女性的权利得不到改善和保障，甚至“与老公离婚就没饭吃了”，那对女性来说很自然的想法便是推迟或放弃生育，乃至选择不结婚，这被一些韩国媒体称为女性的“生育罢工”。朴光骏等日韩学者认为，正是对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东亚少子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快速富裕的阶段，但如果环境发生变化，人们发现当一个专职主妇是一件风险如此巨大的事或至少是不轻松的事，那你就很难指望在不改变社会结构和父权体制的情况下，让她们单独承受所有后果了。

概言之，主妇居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与“许多问题”相纠结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