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农村改革看万里

2015年7月15日中午12时55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悼念这位老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是在1980年代初代表百姓口碑的一句话。

这句话说的就是在1970年代末，经过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以来的瞎折腾，加上“文革”十年全民族的折腾，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吃不上饭，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

安徽是折腾得比较厉害的省份。1977年，万里到这个省担任第一书记，农民的贫困，让他吃惊。万里曾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万里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万里调研路上遇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他就停下车子问这个农民，你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农民也不认识他，就拍着肚子说，只要少一点山芋（红薯）干就行了。万里就跟身边的人说，你说我们的农民要求高么？！就这么一点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

要满足农民，其实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

现成的例子在这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当年，老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其对立面。

作为一名政治家，万里选择了担当。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计酬”，是这个文件的关键内容。

由此，万里在安徽省所主导的包产到户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要吃米，找万里”的话语开始流行。

怎么看万里这种担当？在准备写作这篇悼念万里的文章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话语体系中，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常常被无端地拔高。当然，这也不仅对万里是这样，对其他有历史贡献的人的叙事，也是如此。

我们惯常的叙事方式是，要突出一个人的贡献，首先要确立一个对立面。把对立面写得越顽固，或者说越强大，越能突出我们要宣传的人的形象。这种叙事方式，说到底还是浸润在我们脑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的表现——尽管我们不提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多年了。

说万里在安徽的改革，面临着众多阻力，违宪，与中央农业学大寨的方针相违背，当然没有人反对；说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当然也实事求是。但是，万里支持农民，让农民吃饱肚子，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是不是说他的贡献越巨大，他承担的政治风险也就那么“巨大”？

同时代的人的作为，或可作为一种参照。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直接与时任中央第一把手相对抗的行为。邓小平这样做，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再说胡耀邦。胡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开始了为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的举动。胡耀邦这样做，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四川也在做这样的探索。还有，稍微晚一点进行这种探索的，像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甘肃的宋平，等等，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少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那么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至少在周惠、池必卿、宋平那么做的时候——他们虽然比万里晚一些做这样的探索，但他们与万里面临着同样的形势，也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

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到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是好是坏，在像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多数老干部心中，已经明镜似的；在全国多数人民心中，也明镜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去世后，尽管华国锋担当了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加上了“英明领袖”的称号，但在中国，威权政治已经逝去了，人为强加上的“英明领袖”无法让中国再回到威权政治的阴霾下。

失去了威权政治，也就不再使人有在威权政治下被迫害的恐惧感，就给各路诸侯，不管在中央如胡耀邦还是在地方如万里等，留下了自我发挥权力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对“文革”，对那套斗争哲学有反思的人，觉得顺应民意比一切都重要。于是，万里顺应老百姓吃饱肚子的要求，率先开启农村改革；与此同时，胡耀邦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顺应广大干部的要求，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推行与现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政策，本身就说明他们有了一种行使自己权力的空间。哪里存在什么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万里的贡献当然值得铭记，但在他去世后继续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拔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这种拔高，还有着另一种效果，过分地渲染万里在农村改革的贡献，则掩盖了他在其他领域改革的贡献。

譬如，相比万里在农村改革的作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倒更值得大书特书。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田纪云说的是实情。万里这篇讲话发表后，在当年的思想界引起过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甚至让我们这些在学的学子们，好像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曙光。

在讲话中，万里先从“科学”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来阐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关系。他说：“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

他认为，在我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万里提出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重要的课题，在后来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都被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这个课题，至今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和加强。

与万里同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回忆万里在中央的“改革岁月”中的作为时有这样的概括：“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田纪云的概括告诉我们，作为改革“高级工程师”，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仅仅是他在改革岁月中一小部分，而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和全国人大工作的作为，则是大部。而且，农村改革，只要顺应民意有担当即可，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踏踏实实的勇气和探索。

可是，很多媒体在怀念这位老人时，都把“要吃米，找万里”当成了万里贡献的大部。当然，此前出版界也有这样的误导，出版的有关万里的书大都是讲他在农村改革作为的，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万里作为改革的“高级工程师”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贡献。譬如，上面提到的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贡献，就常常被人忽略。

如今，万里魂归道山，要更好地追念他，传承他的改革思想，超越农村改革全面梳理他在改革过程中的贡献，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作者系《炎黄春秋》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