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的尊严：大国情结与生俱来，核谈被看成民族和国家胜利

根据伊朗的习俗，当一个远游异国的人回到家乡时，家人和朋友都会组织一场充满爱意甚至带着喧闹和拥挤的欢迎仪式。归乡人可能是奥林匹克摔跤选手，是国家足球队员，是在戛纳获奖的电影导演，或是在美国、德国旅居多年的叔伯姑婶。

7月14日，伊朗在维也纳与伊核六国就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在这长达22个月的谈判中，伊朗外长扎里夫领导的谈判团队功不可没。可以想见，此刻的伊朗国内，民众已经开始酝酿对“英雄凯旋”的热烈情绪了。

核谈判协议的最终达成并没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料，今年4月伊朗和伊核六国在洛桑签署的框架性协议已经将内容基本敲定，最后阶段各方争执的只是各条款的执行时效。

协议内容可以大致总结为“限制伊核换解除制裁”，即伊朗削减现阶段的核研发设施，以换取美国和欧盟国家逐步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外界广泛认为伊朗是迫于经济制裁的压力，才最终接受“P5＋1”谈判协议；但从伊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伊核问题的解决意义远超过解除经济制裁本身。

在今年4月，伊朗与伊核六国达成框架性协议后，迎接外长扎里夫回国的人群高喊出“遵从逻辑的部长，我们记得摩萨台！”的口号。扎里夫在伊朗国内被誉为新时代的默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后者因为在1950年代出任首相期间推行伊朗石油产业国有化被公认为民族英雄。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的伊朗人来说，发展核工业犹如过去的石油产业，是伊朗民族与生具来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核谈判协议的签署，则是全世界对伊朗民族权利和尊严的认可。

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

伊朗和敌对多年的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实属不易，而伊核谈判来自伊朗国内的阻力并不比谈判桌上来得少。伊朗国内的保守派是反对核谈判的主要力量。

在他们看来，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都将是伊朗政府对美国和欧盟的妥协，将动摇之前若干年伊朗核技术和核能力的根基；任何核谈判都是对伊朗现有核专家以及被以色列等国暗杀的核专家烈士们的背叛。同时，保守派人士还强烈抵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或其他国家的专家（敌人）参观或检查伊朗的核设施。他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是对伊朗军事的间谍行为，而其检查结果是虚构的不实信息。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在核谈判桌上对伊朗别有图谋。

虽然保守派支持解除制裁，但是他们并不支持为了解除制裁而不讲原则，他们认为伊朗的核谈判者不应做出太多对伊朗不利的让步。

在外界看来，伊朗的保守派普遍带有强烈反美情绪，执着于政治伊斯兰和伊斯兰革命的普世性理想。事实上，伊朗的保守派并不将自己定义为“保守派”，而是自称“原则主义者”，以区别于改革派的妥协态度。

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和改革派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如何界定“向外国势力投降”，类似的争论至少从哈塔米总统时期就开始了。

保守派认为，2002年哈塔米政府向外界公布纳坦兹的秘密核设施构成了对国家的“背叛”。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保守派支持者尽管尊敬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在两伊战争期间作为总理的贡献，但他们仍认为改革派是国外势力通过“非伊斯兰式”改革削弱伊朗的帮凶。

在争论政策的过程中，保守派由于其强硬的“反霸权”立场往往在对话中占得上风，处于防守状态的“改革派”在政策宣传时也会自觉地披上“国家尊严”的外衣。当鲁哈尼总统和扎里夫外长对伊朗国内媒体说“在谈判桌上伊朗赢得了胜利”，他们并不是简单重复宣传口径，更是在向伊朗人民，也向他们自己保证，伊朗的国家尊严没有收到任何损伤。

在谈判最终签署后，鲁哈尼将谈判成果解读为伊朗和国际社会改善关系的第一步，作为对他2013年的选举承诺的兑现。这是一个让保守派以及普通民众都能接受的解释，他并不希望激化与保守派的矛盾，以为今后的改革换取更多灵活性。

尽管勉强接受了协议签署的既成事实，保守派对协议产生的效果还是有所顾忌。他们担心的是改革派对手主导了伊朗核谈判，后者很可能会抬高民众对谈判结果的期望值。

各个阶层的伊朗人普遍对谈判最终结果都有所期待，包括从用上进口洗衣粉和先进医疗技术，到国际社会宽松的签证限制，甚至进一步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化……

一旦改革派因为核谈判协议达成而民意攀升，在2016年的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中，保守派很可能将落于下风。

此外，协议本身也可能将伊朗的核工业置于不可逆转的被动地位，即按照协议，伊朗在近年内不能进行核研发，更不能将其用于军事目的。而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是根据伊朗对协议的执行情况逐渐解除，因此协议在具体执行层面尚存在变数。

核谈判最终协议签署以后，可以从伊朗国内改革派和保守派媒体的言论窥见两派不同的心态。改革派媒体纷纷赞扬这一历史性成果。《信任报》（ Etemaad）的头条是“世界已经改变：12年谈判达成协议”。《理想报》（Arman）的头条题为“伊朗获得世界尊重”，并称协议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新闻”，文章认为谈判是“极其复杂的问题”，伊朗人最终用“尊严和力量”解决了难题。相比之下，伊朗最著名的两份保守派报纸《世界报》（Kayhan）和《今日祖国报》（Vatan-e Emrooz）的头条多少有点“泼冷水”的意味。前者的头条是“等待协议执行”，文章认为协议签署后的执行效果还有待观察，后者的则是“协议的另一种解读”，它列举了协议条款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部分。不过它们都称赞了谈判团队“勇敢而忠诚”的辛苦工作。

事实上，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深知核谈判的达成对伊朗利大于弊，这一点从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对核谈判模棱两可的默认态度就能看出来。他一方面支持核谈判团队作出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求鲁哈尼政府倾听反对者的意见，要在全国精英层面形成讨论，让他们充分知晓最终协议的细节和利弊。哈梅内伊在谈判期间的频频强硬表态更多地是在营造伊朗国内的强势民意，以增加在谈判中的筹码；同时也塑造了保守派帮助改革派达成“更好的协议”的形象，避免伊朗社会和政治因为核谈判产生严重分裂。

虽然协议内容还需要伊朗议会和最高领袖的最终审核，但面对缓和国际关系和制裁松绑的政治经济红利，除非美国国会否决了伊朗核协议草案，伊朗的政治家应该乐于接受这份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民族尊严”语境下的核谈判

在伊朗国内政治中，关于核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谁忠于国家或者谁背叛了国家”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

核谈判被视为持续守护伊朗主权的最新战场，它常常被比作19世纪向沙俄割让高加索地区的古利斯坦和土库曼察条约、1908年沙俄哥萨克骑兵炮轰伊朗国会大厦事件、英美主导的1953年推翻摩萨台的政变以及1980年伊拉克对伊朗的入侵。

机场欢迎群众高喊“摩萨台回归”，外宣反复提醒国际社会“伊朗250年来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外交官在各种国际场合要求有尊严的对话，这一切都源自伊朗在近代以来饱受外国干涉和邻国背叛的创伤，苦涩的集体记忆成为这个国家奋发图强的力量。

抛开实用层面的考量，伊朗人的核谈判其实是一场事关独立自主和民族尊严的斗争，核谈判的达成是伊朗人期待已久的民族和国家的胜利，它的意义超越了伊朗保守和改革两派的分歧。

回顾历史，伊朗在外交上的自负与强硬和它与生俱来的大国情结有关。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劳森在《永恒的伊朗》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伊朗的巅峰时期，伊朗统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大部分及高加索。现今的许多伊朗人仍认为，这些地区是大伊朗的影响范围。”“伊朗的小学在教授有关伊朗人渊源的历史时，不仅提及到巴库等城市，也提及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罗斯南部的杰尔宾特。过去几个世纪里，伊朗的统治权一度西进至现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责伊朗干涉边界外的事务，而伊朗政府则坚称，这只不过是对其过往的领土施加影响力。”这种延续传承的对历史的怀念，对他们的大国心态和“伊朗例外”心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和排挤30多年后，伊朗期待以全新的大国姿态重回世界和地区舞台，伊核谈判协议的签订成为伊朗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转折点。正如鲁哈尼的政治顾问哈米德·阿布塔勒比（Hamid Aboutalebi）在推特上所说，“伊朗与世界大国的互动比核议题本身更加珍贵。我们不应该让它轻易流失。”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