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宾传播中国文化不能仅靠孔子学院，最重要的是商品与人

在菲律宾，除了马尼拉的唐人街之外，随处可见许多中国文化元素。

街头随处可见的Chowking快餐连锁店，其招牌上赫然写着两个中国字：“超群”。

笔者到过巴科洛德和碧瑶，那里都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华人教会，以及浓郁中国风格的寺庙。特别是寺庙，里面的内外门联以及各种说明绝大部分用中文书写，只怕菲律宾人进去了反倒会生地处异国他乡之感。

甚至在菲律宾的农民家里，笔者也发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装饰挂件，以及中国生产的影视碟片（当然里面多是美国电影）。许多人家里用的挂历，也清楚地分别标明了公历与中国农历日期。

但是，也仅此而已。能反映一个国家及其民族文化基本面的东西，基本上与中国无关。

如菲律宾的宗教，是西班牙传过来的天主教。教育制度甚至语言，则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例如，尽管菲律宾语是国语，但英语的运用要更加广泛。主流报纸、政府标识、街道名称等均用英文。菲律宾人的姓名，则更多的是西班牙名字和美国名字的混合，往往是取一个西班牙的姓，取一个美国的名。

有人说，菲律宾饮食文化受中国影响。可能其中有不少中国元素，如酱油的广泛使用，豆腐也很流行。但从他们用勺子和叉子就餐、更喜欢喝咖啡而非茶饮来看，其实其饮食也说不上有多么中国。

以上情况使笔者想到，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水平，但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有如下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

第一，应该推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直白地说，就是我们有哪些拿得出手的东西？

第二，通过什么途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如像当前大力推动的孔子学院是有效之道吗？

第三，所谓中国文化走出去，究竟要“走”到什么程度？是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甚至观念的一部分，或是只是为他们所知悉和了解？

中国人进取精神值得推广

第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你如果手里没有有价值的存货，就不可能向别人卖东西。从广义的文化来看，大致可以包括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社会伦理与道德、包括饮食和服饰在内的生活习俗，等等。在这些方面，可能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有相对的可取与否。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些方面是绝对完善的，这也就为汲取其他国家的文化提供了某种必要性与正当性。

就菲律宾的情况而言，它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基本上移植美国并且已经定型，中国自身也还需要大力的完善，没有向它“出口”的可能。但笔者觉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一个可能，恰是当前菲律宾政治所需要的，那就是责任政治。

这种责任政治不同于那种更多通过具体的制度形式体现出来的选票政治和问责政治，而是强调政治家自身对天命、人心的敬畏，对历史的认识与担当等。任何制度化的政治设计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需要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作为基础与补充。所以，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既需要来自有形的、自外而内的问责政治的物质化约束，也需要无形的、自内而外的精神化追求。这种精神化追求是目前中国与菲律宾都缺乏的。

对中国来说，所幸的是，传统文化中这一资源尚在，目前是要在进行制度建设、加强物质约束的同时，也大力挖掘这一精神遗产，同时作为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伦理与道德方面，中国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如关系文化、过于物质与实用主义等。但至少中国人有一点是菲律宾人所缺少的，那就是不断进取的工作伦理。

有些华人认为菲律宾人比较懒散，而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心的洪玉华女士则强调菲律宾人其实同样很勤劳，每天早上送报纸、打扫卫生和开吉普尼的其实全是菲律宾人。

我认为，这两者都对，关键在于菲律宾人乐天知命，注重享受生活，不追求更多的东西。当他们不得不为了基本生活需要而奔忙时，他们通常是勤劳的。但对于已超出基本所需的东西，他们就很可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也就是中国人眼里的所谓懒散了）。对于个体而言，这种生活哲学其实颇为达观。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不免因此而使整体缺乏发展的动力。

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则更为强调一种进取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在很多时候以财富、地位这样的世俗标准体现出来，但它在推动社会不断发展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华人以不到2%的人口比例，却能够掌握菲律宾经济相当一部分，与这种不同的工作与生活伦理是密切相关的。菲律宾的经济与整体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已经被许多东亚国家与地区抛在后面，其未来迫切需要这种整体向上的进取精神。

用好商品和人两个途径

至于通过什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想途径无非以下几种：一是语言，二是宗教，三是商品，四就是人本身。以上四种都是有文化的载体，他们的对外流动必然带动文化的对外传播。

以语言推动文化传播者，美国是最突出的例子。但也正是英语的广泛使用，剥夺了后来者中国的机会。特别是，汉字作为象形字与世界上多数语言文字截然相异，增加了他们的学习难度与可接受性。甚至有菲律宾朋友向笔者抱怨，中文比日文还难学。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孔子学院采取的就是以语言传播文化的路径。笔者曾有机会探访设在大马尼亚马卡蒂城的雅典耀大学孔子学院，这是菲律宾第一所孔子学院，迄今已有九年历史。总的来说，这所孔子学院是办得成功的。来上课的多数是那些在职业上对中文需要的商业人士，还有常驻马尼拉的外交官员，甚至总统府也请孔子学院的老师去授课。中方院长刘小芳女士给我展示的一本画集，上面的阿基诺三世总统的序言，更重要的是学员绘画很出色，让人不敢相信这是菲律宾人的作品。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相信学中文的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到的现实，要使中文成为甚至取代英语成为“世界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语言只能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辅助而非主要途径。

至于宗教，可能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途径的主要是佛教。尽管它也非中国本土产物，但经过上千年的中国化，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且，佛教强调和平与宽容的宗教，这在各种社会冲突、国家间冲突层出不穷的当前事实上是极为需要的。包括菲律宾，其南部叛乱问题之所以迟迟难决，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隔阂是重要原因。

但佛教的问题在于，正因为它的宽容限制了它的传教动力，而它过于抽象的教义（如四谛、八正道等，一般中国人自己都很难搞清楚）、繁杂的经典（不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普通教徒来说有一本圣经或者古兰经就够了）、缺乏世俗的组织，都使得它很难在普通大众中迅速传播。

特别是，在菲律宾绝大多数人都信仰天主教或其他宗教、不存在信仰真空的条件下，佛教除了部分华人外，很难有扩展空间。

中国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移民大国，华人也无处不在。对于中国来说，事实上最重要、但也最没有利用好的，还是后两个途径：商品与人。

现代社会最流行的文化产品是影视作品。中国影星成龙在菲律宾非常流行，古装电视剧甚至是娱乐节目也很符合菲律宾人的口味。笔者的一位华人朋友告诉我，他的菲律宾妻子最喜欢看的是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痛苦不堪”，因为是直接接收湖南卫视的信号，他妻子又不懂中文，只能让他担任翻译角色。笔者一次在住处的楼下发现电视里正在播放孙红雷主演的《战国》，讲的是中文，只是添加了英文字幕。但电视不大，字幕又小，让那几个菲律宾观众看得颇为辛苦。

菲律宾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开放，不排外，如果中国能够在影视作品推广方面下些功夫，是很有利于中国文化走进菲律宾的。

拿有形的商品来说，且不说那些本身与文化相关的装饰品、艺术品，就是那些现代化、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如果制造者有心，事实上都可以被赋予中国元素，如其外形、包装、用色、内涵等。但问题是，依笔者在菲律宾所见，即使是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产品，如玉器挂件、日历、小饰品，上面的文化说明是可能是远远不够的，那些菲律宾购买者往往都不知道其所代表的含义，甚至不知道那是中国文化的东西。

这可能是因为，那些生产者只是将自我定义为利润的赚取者，而非文化的传播者，在产品中赋予或宣传文化元素可能从来不是其考虑的内容。这就需要提高生产者的文化自觉以及政府在这方面有意识地鼓励和提倡。

另外一个问题是产品质量，商品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首先得要保证其质量。如果一个质量不佳，很难想像它所附着的文化会受到消费者的认同。而中国商品多在以价格取胜的情况下，质量很可能就成为了一个牺牲品。笔者一次在外遇雨，临时买了一把伞，上面赫然印着“精品洋伞”四个中文字。但用了一次，伞面一处就脱离了伞架。廉价可能是推动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重要优势，但如果牺牲了质量，事实上也就牺牲了这种商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

类似的问题是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修身为本，每一个体不但是文化的载体，更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的辐射源。但我们应该躬身自问，从数量众多的游客，到求学海外的学子，再到移民海外的富豪，有多少能够成为这样的优秀文化载体与辐射源？那些久居海外的华裔，传统文化或许反而保存得更多些。

但也要承认的是，传统上的移民出去的多是底层求生的民众，他们代表的并不是中国的顶尖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事实上分为两层，上层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作为整个社会的顶尖与统领；底层主要是一种商业文化甚至是江湖文化。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海外在商业领域往往很成功，但在政治、文化领域建树甚少。

这种情况在菲律宾非常突出，你所见到的华裔多经商为主，学术界人士也有，但不多。而政与学在传统都属于士阶层，也是儒家文化所要极力追求的。华裔之所以出现这种以末为本的现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地社会政治上对华人的疑忌，但是不是也部分与中国输出的主要是底层商业文化而非儒家文化有关？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最后，是文化走出去要走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化都想扩充自己的覆盖面，最终的结果是使其他人模仿乃至内化，至少也是得到其他人的了解与肯定。

所以我认为，文化走出去有三个层次。一是了解，我想这对中国只是浅层次目标，目前也基本没有达到，其中既有中外文化差异所致，也与上面所提到的途径利用不够有关；二是赞赏与肯定，这一层次实现更难；最后是模仿与内化。

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来说，达到第三层次是不现实的，可能也不必要，而应该以第二次为最主要目标。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在国内正本清源，大力复兴并与时俱进地更新传统文化，又需要利用好我们所能够利用的途径，特别是商品和人，使中国文化的优秀内涵能够达到世界各地。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李开盛关注中美在亚太的冲突管控机制，他于今年3月至9月在菲律宾访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邀李开盛与读者分享此行政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