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报、躲轰炸、唱歌谣:一位重庆大轰炸亲历者的见证

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2015-07-27 10: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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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南京陷落,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大批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等纷纷西迁至此。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次,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5年多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这对重庆城市和生活于此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上海市民章宗城今年80岁,上海沦陷以后,他随母亲辗转逃难到重庆,正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见证者。
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
辗转逃难到重庆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上海沦陷后,他们跟随单位西迁到重庆。因为是集体行动,要赶时间,当时没能带走家人。后来,我和姐姐是随母亲以及家中的一个亲戚逃出了上海,辗转去了重庆。”
逃出上海后,章宗城与母亲一行四人先后到了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后来,母亲想办法带着我们到了武汉,当时武汉保卫战尚未打响,从那里可以乘船去重庆”。
经年累月,对于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儿时的经历要记得清楚并不大容易。但逃难这一路上的辛苦,其中的一些场景,章宗城至今还记得。“我们是绕了个圈子才到了重庆,一路上很辛苦。具体的时间、地点我都记不得了,还记得的是,一路上遭遇日本飞机扫射的情形——那时候逃难的人很多,空中一有飞机扫过,大家就躲到稻草堆里。我还记得逃难路上乘坐过的汽车。战时资源紧张,我们乘坐的那个汽车不烧油,用木炭做动力燃料,车厢里煤气很重,很多人受不了。我们通常是走一段,大家下车出来缓一缓,好一点,再上车,再继续赶路。逃难的人很多,搭汽车、乘火车以及乘船的时候,总是很挤的。”
逃难到重庆,一来是与祖父、父亲团圆,二来,这至少意味着他们远离了敌占区,似乎更“安全”一点。“祖父、父母、我和姐姐都去了重庆,而祖母还在浙江老家。她是中国传统女性,本来就是小脚,加之年老体弱,腿脚行动不便,我母亲带着孩子,没有办法再带着她一起走,这是我父亲在重庆的几年里一直感到愧疚的事情。虽说老家也有亲戚会帮忙照顾她,几年没有家乡的消息,我们都很牵挂祖母,后来1944年形势稍好,1945年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来。”
重庆生活的关键词:跑警报、躲轰炸
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几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容。
初到重庆,章宗城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可是没过太久,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就接连而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日本鬼子轰炸得很厉害。每次轰炸警报一来,老师就带着我们往防空洞走,有时候妈妈也会从单位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接我和姐姐一起往防空洞跑。我的家被毁过两次,一次是被落下的炸弹炸毁,一次是被燃烧弹烧掉了。”
在防空洞中躲避战火的人们
大轰炸下陪都重庆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断壁残垣,也能看到尸首,有的残肢就在树上挂着。我曾见过一个抱着死婴的母亲,她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孩子。我也记得有一次轰炸,死了很多人,因为炸弹落在了防空洞口,很多人因此被闷死了。”
这次轰炸发生的具体年月,章宗城并不记得,伤亡多少,他也未必知道,或许可以这么说,重庆大轰炸期间能给他留下这样记忆的片段实在不少。从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在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日本利用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对重庆主城及29个周边区县采取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造成一系列的惨案。比如,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还有1941年6月5日,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在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下,重庆民众涌入公共防空隧道,由于空袭时间太长,在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大量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以及同时发生的推挤践踏而死亡。
除了人员伤亡之外,物质匮乏、住房困难、城市环境恶化等也是大轰炸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
“战争年代的生活都很艰苦,富饶的地方让日本占领了,四川虽然说是天府之国,但是国家要拿出很多物资去供应战争,一般老百姓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这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我穿草鞋上学,这是我之前在上海生活所没有过的经历,其实当地的农民一直都是这么生活的。”
“我的父母在政府上班,物质条件要比普通农民好一些,但是我们最后住的那间房子,我想是现在的农村也不太找得到的。最后一个家建在重庆偏郊区的地方,房屋很简陋,屋顶是由稻草搭成,所谓的‘墙’,就是竹片编起来,再糊点泥,我妈妈当时在广播电台做会计,这就是他们作为公务员的宿舍。”
重庆大轰炸造成的城市“房荒”,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有谈及。当时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的人很多,大轰炸又使许多建筑化为焦土,据《重庆市防空志》的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17425栋,37182间。于是,重庆建了不少临时住宅、防空设施,如章宗城所述,政府公务人员的宿舍也不过就是那样简单的茅棚草屋,所以,有回忆文字记载,在这样的草屋门前时常晾晒着西装衬衫、旗袍一类的服饰,看似不协调,却也是真实写照。
没有警报的间歇,人们在防空洞口透气
全民动员的力量:记忆至今的抗战歌谣
在重庆的几年,正是章宗城读小学的时期,战时生活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儿时接受的抗日爱国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抗日歌曲。
“这一点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才深刻感受到的。1952年,我上大学,当时也是国家统考录取,同学们都来自全国各地,那么,其中就有同学是来自抗战大后方的。有一天,我很无意地哼唱起小时候在重庆学的一首抗战歌谣,结果同学们一个接一个,都唱了起来,而且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我们想起了很多曾经在大后方学到的歌曲。这使我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战争动员一下有了很深的体会。”
民族存亡,是抗战动荡年代的关键词,经历过战火、流亡,伴随危机感而来的恐惧萦绕在人们心头。作为陪都,重庆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战时陪都文化的政治倾向,就是抗日救亡——广泛利用社会各种资源来支持配合抗战,动员民众参与抗战。街头随处可见的抗日标语、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抗战主题的艺术演出等等,音乐教育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抗日的标语满街都是,也有抗战主题的艺术演出,具体记不太清。但小时候唱过的那些抗日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不少。”对章宗城来说,这些抗战歌曲,就是他记忆中那个时代的缩影。
“吹起小喇叭,答滴答滴答,打起小铜鼓,咚隆咚隆咚。手拿小刀枪,冲锋上战壕,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大家来抵抗……”
“河里的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张家庄,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年缴军粮,……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咱抵抗。”
这都是章宗城在小学低年级时学唱的歌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庆应运而生了大量的抗战歌谣。这种文化形式能够直接、有效地宣传抗战、发动群众、鼓舞士气,不论孩子,还是成人。
“抗日歌谣是孩子们唱的,当时广为传唱的一些抗战歌曲,对大人、孩子都是一样的动员作用。其中一类歌曲是歌唱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今山河破碎,以此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比如,有首歌是这么唱的: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家可破国须报,拼将头颅为国抛。”
章宗城说,至今仍然在传唱的《松花江上》,是当时大人小孩都会唱的流亡三部曲之一。战时重庆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其中就有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难民,“那时候大家都唱这首歌,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曲后来大家唱的比较少,我记得是这么唱的,‘不分穷不分富大家来抵抗,不论党不论派,大家一起来抵抗’,‘告别了白山黑水,流浪到长江,长江,我们到处流浪,流浪,何处是我们的家乡……’”
随着时日推进、抗战形势的转变,抗日歌曲也发生了变化。“我母亲工作的广播电台有个小礼堂,那里演出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八百壮士》那首歌,其中有句歌词唱作‘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后来,不知道哪个文艺团体就把歌词改成了‘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大人唱得激昂慷慨,小孩子也跟着附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给中国提供战争援助,特别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来了之后,空军是男孩子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个事件,我们中国的一个飞行员驾驶飞机飞到了日本上空,投放传单,新闻中有报道此事,特别鼓舞人心。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差,谁能想到我们也能飞到日本上空去!武汉保卫战中,我们的飞机击落了敌机,这个消息传来,大家都很兴奋。一时间,以空军为主题的抗战歌曲也传唱起来:……我们是中国的空军,人民的英雄,同胞对我们的期望隆,期望隆,趁着天高云淡,热血正红,我们一起建奇功。”
在轰炸后的残垣上书写的愈炸愈强标语
抗战动员的效果不错。在章宗城童年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情正可以说明。
“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来了,我们需要建设机场。当时我们的生产条件并不好,机场建设全靠人力。我还记得马路上总能看见一排排的农民,他们把大石头打成小石子,然后拿去铺飞机场。当时人们都希望战争胜利,期盼着我们的空军能强大起来。”
“我家的一个亲戚比我大十几岁吧,他去参加了青年远征军。还记得,他临走前激昂慷慨的讲话,‘这一去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的,但是我要去报国去了。’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从战场中活着回来。但是我一直记得几个字:伟哉中华大国民,勇哉青年远征军。这是他们参军临走时挂出的标语,那时参军的青年人人都是挺起胸膛,气势很盛,一心为国。”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重庆大轰炸,防空洞,松花江上,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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