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百年︱荆棘丛生，但若重头再来，他还是会选择马克思主义

今年是冯契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家诞辰百年。冯契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中途赴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联大复学，问学金岳霖、汤用彤，承继了他们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学问，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执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数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写。我们在这里回顾冯契先生的经历，记念他在20世纪中国度过的一生。

冯象说：“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给他贴任何一个标签都不太合适。”上世纪80年代曾师从冯契先生六年的高瑞泉，在座椅上出了神，“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说他是唯物主义吧，他和一般人理解的意识形态上的唯物主义还真不一样；你说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50年代写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写的文章，对儒家的看法很高；他内心又特别喜欢禅宗和庄子。有人说儒家讲通人，庄子讲散人，可他的乐观，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个样子。”

那么，“独立”，在各路思想竞相登台、时代大潮裹挟着人前进的20世纪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在同窗赵俪生的回忆里，这位两次入党、两次受了处分的好友，“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作为‘坯子’，……他似乎是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和小说，喜欢思维，往深邃的地方思维。”

而在次子冯象的记忆里，父亲知道他去云南上山下乡，还随身带着《史记》选读时，曾面露欣慰之色。他后来知道太史公的《报任安书》是父亲在“牛棚”里经常默诵的自励文章。在困厄中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真正是“倜傥非常”。

这种卓异、不同寻常的人格，可以在许多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寻找出路的读书人身上辨认出来。

今年是冯契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家诞辰百年。冯契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中途赴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联大复学，问学金岳霖、汤用彤，承继了他们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学问，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执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数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写。

我们在这里回顾冯契先生的经历，回顾他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坎坷，记念他在20世纪中国度过的一生。

“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

借钱也要让他读书

1915年11月4日，冯契出生于浙江诸暨山区一户农家，得名“宝麟”。

会稽山脉一带，发达的一端在北边的绍兴，诸暨则是艰苦的山区。历史上，诸暨民风坚忍，山民好械斗，老人说，这是越王勾践留下的传统。

而冯契笔下的故乡却是秀美、太平，在这块出过西施的地方，“人们的一生是一只情歌似的：小孩子唱山歌，青年们谈恋爱，中年人造安乐窝，老年人儿孙满堂”（《我的故乡》）。当然，他也写过乡民报血仇的故事。

大约是乡土的滋润，冯契的父亲正是一位脾气刚烈、揭竿为旗的农民。那是清朝末年，冯春德受了当地一个地主的欺压，他一把火烧了地主家的礼拜堂，逃去了杭州，结果被通缉，回不了家了。幸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当了新军，参加了杭州的光复，这才能够回家种田。他认为，当年地主家之所以能够欺负农民，就是因为农民没文化，所以，要儿子读书，借钱也要让他读书。

上了一两年私塾之后，8岁的冯契开始去外婆家附近的翊忠初级小学读书了。他12岁初小毕业，转入镇上读高小（旧制初小4年，高小2年）。这期间，冯春德曾带儿子到杭州，住在一家小客栈。父亲有意考验一下儿子，就把他带到闹市，故意躲起来，偷偷看他。这小男孩并没有哭，只是东张西望，慢慢按照记忆摸索回客栈了。父亲大为满意。

上清华哲学系

1928年，冯契14岁，在高小毕业后，考进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一路成绩优异。杭初校长、同时担任国文教员的唐世芳先生（1899—1983）非常赏识他。3年后冯契考进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8岁时，父亲去世了，冯契休学半年。唐先生让他在杭初担任文书工作，以补贴家用。

1935年春天，冯契高中毕业。夏天，先后报考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都考上了。南开有奖学金，清华则是作为清寒公费生被录取，这个录取标准是高于一般学生的，而冯契当年考了榜眼。最后，他决定上清华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是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当时的清华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张申府等诸位先生。一入学，冯契就前去拜望冯友兰，冯友兰说清华哲学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建议他一年级就选金岳霖的逻辑课，他照办了。

“少年气盛”，“脱颖欲出”

南下宣传，练习抗战

就在冯契入学前后几月，华北情况日益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华北特殊化，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偌大一个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刚刚进清华不久的冯契，接连参加了“一二·九”请愿、“一二·一六”示威两次大游行。

当时，学生们中间已经分作左中右三派，属于“革命外围”的各种学生团体也已经出现，“平津学生南下抗日扩大宣传团”便是其中一个。1936年1月，冯契参加了宣传团，大冷天沿着平汉铁路线南下，每天都要徒步几十里路，以颇为军事化的长途行军作为抗战练习。

同行的学生中，有一位清华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名为于光远（在校时名郁锺正，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和冯契两人很投缘。于光远后来回忆说，当年少年气盛，冯契谈话间不轻易推举中外哲学家，是个“要求很高的评论家”；讲到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又自信颇高。可惜宣传团行军十多天，就在河北保定的高碑店被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队伍被强迫解散，人员遣返北平。

宣传团的成员们并不气馁，回到北平后又组织到了一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队员为了学习打游击，多次到圆明园和西山一带研究地形、描绘地图。于光远和冯契两人也因为参加“民先”而继续来往，还是大谈哲学。于光远在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讲给冯契听。

“左联”文学青年

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北方部，开始在“民先”中发展组织。于是有了“左联”清华园小组，冯契、王瑶、魏蓁一（韦君宜）、赵甡（赵俪生）等都加入了。因为是个秘密组织，得有个公开的名目，这些“平时都喜欢舞点文弄点墨”的学生们就组织了“国防文艺社”，接着又扩大改组成为“清华文学会”。他们热闹地办起一个文艺刊物《新地》，冯契任编辑，既负责校对，又负责送去书店出售，但出了两期，就被禁了。

喜欢写诗的冯契，用提曼、鹰潭等笔名，1936年间在《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上发表了多篇作品。他笔下散文诗的主人公多是贫苦人，比如走投无路的母子，落了寡的蚕娘，丧母、孩子又接连夭折的爱人。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拖油瓶》《哥哥》，写的也都是受欺凌的可怜人。

看到捡煤屑的孩子无意中践踏了路旁的蒲公英，这“一点小小的事”，也会引起他“无限忧伤”：

我倦了，像春风一样地倦了。/但我不能安息。（《春游》）他为捐税负担沉重的农民们抱不平，而反剥削反压迫的情绪还同抗日救亡的激越融在一起：

我爱北平。……因为这儿颜色比江南单调，情绪比江南兴奋。

……现在我更爱北平了。因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难的英雄。敌人的飞机和暮鸦，在他的头顶翱翔，他报之以粗豪而凄怆的呼声——学生和劳动大众的呼声。

我更爱北平了。因为此地有热情的面庞和狂跳的脉搏。因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们和我同甘苦共患难。

“一二·九”以后，我这样写信告诉江南的友人。（《我爱北平》）

“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

但这位天性温静、谦和的年轻人，并没有忘记学业。大学一二年级时，他就啃起大部头的西文版康德和斯宾诺沙著作来，很快得到老师的器重。

大二时，冯契选修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冯友兰先生有些磕巴嘴，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

这下引得“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就只是‘叨陪末座’了”。用同选了这门课的赵俪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话说，冯契那时候就已经“脱颖欲出”了。何炳棣也回忆，这门课是他自己上得最得意的课了，得90分以上只有三人，冯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有一日晚饭后，冯契去清华园东北角散步，经过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家门前，被正在躺椅上剔牙的朱先生叫住，夸道：“听说你的白话文写得很不错！”冯契听了有些不快，心想：为什么不说文章、散文，而要说白话文呢？朱先生“凸起腹，架起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态”，也让他觉得难堪。但后来听说朱先生保护学生的经过，就又很敬佩了。原来，“一二·九”之后数月，当时的北平市长宋哲元派大兵抄检清华园。好几位被点名的学生躲在朱自清家里，幸免于难，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冯契妻子的物理系学生赵芳瑛。她的大哥赵万里是朱自清的好友，进清华时，赵万里就把妹妹介绍给他照顾。几位学生在朱自清家很受优待，朱先生夫妇安排他们夜里睡沙发，早上还给每人煎了一个荷包蛋。

“几乎在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支队，都可以碰到‘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

“民先”介绍去山西参加“牺盟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民抗战开始，清华园也不再恬静。29日，北平沦陷。

8月，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里也成为进步学生的大本营。11月，冯契来到衡山上的临时大学文学院报到。先去投身革命的赵俪生也在中途上山见了一面同学，和王逊、冯契、邵森棣、查良铮聚谈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别。不久，徐特立从延安来给学生们讲话，动员年轻人支援、投身抗日。学生们都很受感召。不久，有些进步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决定赴北方参加抗战工作，冯契也报名参加。

临行前，冯契向金岳霖告别。金先生非常赞赏他的行动，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20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

12月，“民先”介绍冯契先后到山西省临汾、赵城、汾西等地，参加由薄一波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冯契那时候去北方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一二·九”运动中和他一起的李昌和于光远，这时都已经在山西了，他们参加的是陈世渠的部队。热血青年们都纷纷从课堂走向战场，冯契说，几乎在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支队，都可以碰到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

清华实在论学派的唯物主义倾向，让学生们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冯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便是在“一二·九”运动中。一开始读得较杂，有苏联人写的，有中国人写的，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马恩、列宁著作。他后来评论说，清华哲学系可说是个实在论学派，相比五四时期流行的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兴起较晚。清华实在论跟西方分析哲学有血缘，又与中国的理性主义传统相结合，其中含有唯物主义因素；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金岳霖几位教师的著述里，都有唯物主义倾向。而他们的这种倾向，也对学生们产生了影响，让他们“在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抗战的经历中，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新理学”的理性精神》）。

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有了这种政治上的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满怀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冯契和他许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在山西前线，冯契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后来这么诉说当时的兴奋：“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在大家对抗战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是《论持久战》指明了前途，让人豁然开朗。冯契说，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感染力”。

鲁艺文学系的艾提，跟何其芳一路在谈英国浪漫主义

不久，山西近乎全面沦陷。

1938年春天，当时化名陆旦的冯契一路与山东大学学生丛一平（解放后任西安市市委书记）、刘晓沛（解放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同行，自称为“三剑客”。冯契从汾西冲过封锁线，九死一生地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恰巧赶上鲁迅艺术学院开办文学系第一期，他就进入文学系学习，学名艾提。

当时文学系主任是周扬，具体事务由沙汀负责，教员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学员二三十人，比鲁艺最初三个学系音乐、美术、戏剧系人稍多点。在鲁艺学习期间，冯契在政治生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入党。11月，由音乐系同学安波（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曲，解放后曾担任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编导）作介绍人，冯契和何其芳一起在鲁艺入了党。

不久，贺龙将军从前线回来，为鲁艺师生做报告，动员大家上前线。于是鲁艺决定，让这批学生头三个月在学校学理论，接下来三个月就到部队去，作为实习。12月，鲁艺四个系二十多位师生随八路军120师来到晋西北，其中文学系有七八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带队。贺龙还亲自带他们去和白求恩会面，后又辗转到晋察冀、冀中等地。

同去的学生里，只有冯契念过大学。在后来一些人的回忆里，说起一路上只听得何其芳和艾提两个人，大谈英国浪漫主义，艾提出口就是济慈的诗，“a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丽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悦）”——可了不得，都上前线了，还谈论这个。

在120师，得了第一个处分

然而，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冯契背上一个多年未能解决的处分。建国后初期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他在检查报告中也回顾了这桩事。据冯象介绍，虽然其中具体细节不甚明了，但大致许是这样的：

鲁艺师生们到了120师前线之后，有的人下部队，有的人在师部宣传科。当时日军方面经常轰炸，他们白天不能行动，只能睡觉，晚上行军作战，这对于师生们来说非常艰苦。

这时候，部队里有干部开始追求他们中的女生。有位女生不愿意，其他学生便为她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背景让人很容易想起之前发生在延安的一个悲剧——黄克功案。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不成，在延河畔枪杀了16岁的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这位少年即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功臣”，后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这被称为是毛泽东的“挥泪斩马稷”。可以想见，在1938年的鲁艺，大家对此还记忆犹新。

鲁艺的同学们为这位女生说话，提出要回延安。报告是冯契递上去的，因为他在师部宣传科工作，而且年纪稍长、又是大学生，被看作是学生里的头。师部不同意，冯契据理力争。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前来调解，批评了他们，但还是作出了让步：愿回延安的，待足六个月再回；但是领头的学生，因对抗组织，还是要给一个处分，“停止组织生活”。冯契不同意这个处理，但他们最终还是在1939年夏天回到延安。

到了延安，冯契又向学校党组织提出申诉，要求恢复组织生活，结果受到严厉批评。他一怒之下就走了。在“整风”之前，延安气氛还比较自由，这自动出走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是从组织的原则来说，毕竟是违纪。十多年后，写进了思想检查。

冯契决定离开延安回昆明复学。“三剑客”里的其中一位，从西安来，帮他搞到一本胡宗南的通行证。有了这本通行证，一路走就容易多了。半路上遇到一位清华同学，两人一块儿回重庆，再从重庆去昆明。路费则是由赵芳瑛给他寄去，那时他俩已经恋爱了。

冯契9月初离开延安，11月到达昆明，离开长沙临时大学两年后，他回到西南联大复学，成为哲学系三年级学生。

“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

在西南联大复学

在前方及延安近两年，冯契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写下组诗《北征》。艾思奇曾将这部诗稿介绍给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未能出版。抗战胜利后，三联书店成立，迁往北京，诗稿交还作者。但《北征》在“文革”中被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到了昆明，金岳霖见他来，便约他去住处谈，还特别准备了大后方难得的咖啡和点心，详细询问他在前线的情况和所见所闻。金先生说，他们这一代人，生在有瓜分恐惧的时代，一直担心中国要亡国；现在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复学后的冯契开始上课。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冯契有机会受教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北大汤用彤先生。冯契先后选读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汤先生一人能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课程，令冯契感到十分敬佩。

冯契归校后，在政治活动上也没闲着。12月，他参加了西南联大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群社”。因为要办壁报、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常常缺课。但汤用彤的课，除非生病，他绝不缺席。

1940年，“民先”解散，冯契由“民先”队员转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在地下党领导下做宣传和联络工作。也曾去昆华农校组织读书会，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这期间，他常写杂文登在“群社”办的墙报“腊月”、“热风”、“群声”上。

“后来我终于在昆明留下来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令国共关系大为紧张，大后方白色恐怖严重，坊间盛传国民党特务已开出黑名单，即将派出武装到西南联大进行大搜捕，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学生运动暂时沉寂了，“群社”的公开活动被迫停止。冯契来到昆明郊区龙头村暂住。龙头村是昆明郊区的一个集镇，又叫龙泉镇。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都疏散到这里。

王明（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为冯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数百函《道藏》的包围中安了个书桌，搭了个帆布床。有一天，汤用彤先生来了，悄悄问冯契：“哲学系有几个学生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么？”冯契：“不知道。”“不会是被捕了吧？”“没听说。”“你不会走吧？”冯契踌躇了一下，说：“暂时不会走。”汤先生叹了口气，盯着冯契：“希望你能留下来！”

冯契恍然：原来，汤先生并不是不问政治，只做个“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这严峻时刻对进步同学如此爱护、真诚地关心，使得冯契对他更感亲近了些。

这一年冯契27岁，在夏天时大学毕业，接着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搬到司家营。司家营离龙头村不远，都是乡下。如果步行去昆明城，得有十七八里，要走两个小时。这时候地下党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正什么公开活动都不能干了，冯契便决心埋头读书——“非常寂寞，便发愤忘食地读书，常读到晚上两点钟。”

金岳霖为冯契一个学生单独开课

成为研究生之后，冯契的导师是金岳霖，他从此和这个旁人眼里看来有些古怪的教授，建立起特别亲密的师生关系。

1942年，金岳霖决定为冯契一个学生单独开课。每星期六到金先生那里去读书，先是休谟，后是布拉德雷，边读边讨论。

开始读休谟的《人性论》时，只有一本书，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向冯契提问。答不上来，金先生就给冯契细讲，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说，金先生对休谟的书真是熟透了，还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这时，金岳霖正在把他写的“知识论”讲稿整理成书。大后方没有稿纸，连白报纸也没有，金岳霖便把薄薄的油光纸裁成练习簿那么大小，用毛笔按横行自左至右书写，这样写成几十万字的著作。冯契大概是第一个有幸系统读到这部油光纸手稿的学生，有几章，一脱稿就交给冯契带回去读，让他送回时提出问题、意见，进行讨论。冯契为此写过不少读书笔记，可惜后来在“文革”中丢失了。

除了金岳霖指定读的书，冯契还给自己开了两个书单：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读了常有一些疑问和看法要向老师请教。通常，有关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去问金岳霖；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去问冯友兰和汤用彤。

“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当时，许多教授为了躲敌机轰炸，也到郊区借房子安家。冯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一会儿就走到汤用彤家，两人于是经常谈天。

一次，师生俩谈得高兴，不觉天已黑了，师母进门来：“你们也不点个灯，黑洞洞的，谈得那么起劲。”汤用彤说：“我们谈玄论道，在黑暗里谈更好。”冯契说：“我们在黑屋子里抓黑猫。”两人都哈哈大笑。有时，兴致来了，一直谈到夜阑人静，冯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说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金岳霖有时则感到寂寞，因为他那时候写成的《论道》一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没人评论也没人骂。冯契对金先生说这是曲高和寡的缘故，将来会显示出价值。金先生则说，所谓考验，通常要通过讨论、批评，攻来攻去，有点攻不倒的东西，那才算站住脚。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公开演讲，主题是讲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像诗的意境、宗教体验这些，说不得，但还是要用语言来传达，这又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做到的呢？讲演之后不久，金先生整理出一篇文稿，题目就是《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

冯契和金先生也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觉得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的“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这个提法可以商榷。金先生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而元学，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裁判者是整个的人，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但冯契认为，这样的二分太绝对了。他觉得，认识论不应限于关于知识的理论，而是也应该研究“元学（智慧）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金先生听了，表示他所说的知识是名言世界，而冯契所说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要“作一种理智上的跳跃，跳出名言世界范围之外”才能抓住它。但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金先生心里也有一个矛盾

1943年，敌机减少了对昆明的轰炸，教授们陆续搬回城里。冯契也回到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

读了两年书，冯契开始考虑怎么写毕业论文了。同时，他也在协助冯友兰处理“中国哲学会”的具体事务，主要是《哲学评论》杂志和《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的编辑工作。

金岳霖的《势至原则》一文，正好要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因为要求有英文目录，冯契问金先生，题目该怎样翻译？回答说，译作“Principleof Actualization”。这让冯契想起金岳霖曾经说到的：“大概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一类是concretemind。”金岳霖觉得冯契可能喜欢具体，自己有点偏于抽象。他曾自述，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金岳霖回忆录》）。

但冯契认为，金岳霖在《势至原则》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却正是在探求“具体”。

对金岳霖的思想以及他的为人了解得更多之后，冯契越来越感到，金先生内心里有个矛盾，很有点像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对冯契说：“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因此，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所以，冯契觉得，金先生对重视身体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非常留恋。金先生想探索“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想解决自己内心中的矛盾。

对于“智慧”，金先生偏重如何表达，而冯契偏重于如何获得

冯契感到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如何“转识成智”等，实际上都和这个问题有关，因此他表示也想就此试着写篇论文。金先生鼓励他循着自己的思路去研究。

“元学如何可能？”冯契认为，首先是如何能“得”，即如何能从知识中获得智慧，这是他感兴趣的地方；接着是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是金岳霖偏重之处。

冯契也请教了汤用彤，汤先生叫他系统地研究一下魏晋时候的“言意之辩”，冯契于是从老庄一派读起，在读《齐物论》的时候得到思想火花，于是发挥心得，写成了论文，题名《智慧》。

1944年，冯契30岁，完成了这篇论文。《智慧》后来发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学评论》10卷5期，具名冯宝麐。

冯契晚年回顾说，这篇《智慧》确实是他学术工作的起点。“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此后，他终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在这篇论文里，明显可以看到金岳霖的影响，从使用金岳霖的术语便可见一斑；而其中说到和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则是和汤先生讨论“言意之辩”的收获。冯契后来回忆说，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能在司家营期间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严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习惯，真是难得的机遇。

1993年，汤用彤之子汤一介给冯契写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于《哲学评论》上的《智慧》可以说对我启发最大。当然，我走上哲学研究这条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对我的影响。”

“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

“到民众中间去”

1943年之后，白色恐怖缓和了些，大学生中秘密学习革命理论的读书小组越来越多。前两年疏散出去的联大同学吴显钺、董易等在距昆明300多公里外的磨黑县创办磨黑中学，需要教员，冯契介绍了好些同学（大多是地下党员）去教书。

革命工作，是冯契觉得义不容辞的。那时读原著的时间减少了，他也不认为是牺牲，因为这能让他接触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而这对于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是必要的——“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也因此，冯契对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感到不满，觉得它太学院气了。

冯契记得，汤先生不止一次对他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以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冯契明白汤先生的所指，也同意他的概括，但又觉得这未免消极了一点。“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汤先生有点像老子。我以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1944年9月起，冯契受云南大学聘，任云大文史系讲师，讲授哲学、逻辑学。同时他也在联大同学创办的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在那里组织读书会；给另一些新办的中学介绍进步同学去教书；为几所学校张罗购买进步书籍。其中，就有陆良县县长、兼任陆良中学校长的熊从周（1946年7月被当地反动势力设计下毒而遇难）的委托。冯契先后介绍去的同学有邓艾民、董易、马凌云、黄平、刘国（金志）等，他自己也几次去陆良与老县长商量如何办学。

“历史是傻子们创造的，傻子们都未免单纯”

董易解放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职，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决心再次写下西南联大进步学生与地下党的故事（40年代他曾写过类似题材，但稿件因战乱丢失），纪实体小说《流星群》最终没有全部完成，遗稿于2006年出版。冯契和董易常常写信讨论这部小说：“昆明、陆良那一时期的生活，实在令人依恋。……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正能了解和怀有热情的时代，还是《流星群》的时代。”

小说里面有位背叛高官家庭投奔革命的姑娘陶思懿，原型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钟爱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一位俄罗斯女郎站在一道门槛前，门内深处有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女郎，跨进这道门槛，要“和人疏远、完全孤立”，不仅是敌人，连亲戚、朋友都会给她痛苦、打击，她可愿意？甚至是牺牲，她可愿意？

可那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也不要名声。

女郎跨进门槛的那一刻，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一个圣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回答。

《门槛》的这种甘愿牺牲的精神也激励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冯象“文革”时在云南插队，70年代后期，他陆续走访父亲当年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那时候，他们都变成了“党内右派”。冯象说：“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文革”期间，陈琏被迫害致死。1979年，冯契去参加陈琏的追悼会，又闻得联大同学、地下党员刘忠渊的死讯，感慨不已。“这几天老想起一些往事，如在昆明和刘三一起啃枣子下酒。他后来神经失常了，到上海抱了我给他的蚊帐满城跑等等。一个热情、正直、善良的灵魂落得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老实人总是吃亏、受屈，一个社会怎么能进步呢？”他在给董易的信里反复提到，要留下那个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山水、人物”，要歌颂那些老实人、傻子，发扬正气：“那一代青年……现在回头看看，觉得未免太单纯了……然而，历史是傻子们创造的，傻子们都未免单纯。所以，还是要歌颂傻子，歌颂单纯性。”

“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6年，32岁的冯契在昆明与清华同学赵芳瑛结婚。8月，他们从重庆坐船一路回上海。赵芳瑛的弟弟回忆当年到十六铺码头去接新婚的冯契夫妇，却老没见着他们下船，于是上船去找。直听到有一群人在高谈阔论，果然，正是西南联大这群人。

回到上海后，经冯友兰先生的推荐，冯契在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任教，讲授哲学、逻辑学及中国哲学史，后来陆续在上海纺织工学院、复旦大学执教。从这一年起至上海解放，常为进步刊物《时与文》《展望》等杂志撰文，用的名字有商翼、冯契等等。契与锲通，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从此以后，冯契就成了正式名字。

抗战胜利后，冯契多作杂文，讨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自由主义的本质与方向，也谈知识分子在中西、古今、上下、左右、真伪之间的彷徨，他写道：“江河东流，归于大海，知识分子下降，终必与人民合而为一。这是无可阻挡的趋向。”（《知识分子的彷徨》）

冯契的杂文写作，后来未能继续。虽然，“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

他的最后一次文学努力是和著名导演黄佐临的合作。1950年初冯契去绍兴参加土改工作队，认识了话剧演员丹尼。回上海后，丹尼介绍冯契与她的丈夫黄佐临相识。那时候，黄佐临受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启发，正想拍一个中国版的乡村女教师，便约冯契写剧本。过了一年，剧本写成了，取名“荷花塘的女教师”。结果又一轮政治运动到来，这个剧本就此搁浅，“文革”时也被抄走。

解放初，学校调查教员，要求填写教学意愿。冯契写的是：“除了哲学逻辑学，愿意做一点文学工作。”

华东师大校园：“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194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时与文》，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偏左的高校知识分子，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参加大教联的教授们构成了杂志撰稿人核心群体。

冯契因为参加大教联，认识了刘佛年、陈旭麓，三人一见如故，经常一起喝酒。陈旭麓邀冯契到大夏大学兼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大夏大学原址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是创始人之一。两人都劝冯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把家也搬来。这样，冯契从兼课转为正式受聘于华东师大。

搬进师大校园之后，三人真如陈旭麓说的那样，“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让冯契觉得称得上是“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三人经常在一块儿说话，各自都以为说的是普通话，但除了绅士派头的刘佛年先生真的说得很好之外，陈旭麓先生讲的是别人很难听懂的湖南话，冯契则带着诸暨口音。好在他们彼此之间都听得清。

结果因为这三人来往最多，“文革”时，造反派便说他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开批斗会，还要他们交代“三家村黑话”。冯契回答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这“忘”，他说，还带着茶余酒后聊天时候“鱼相忘于江湖”，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意思。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比苏格拉底更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

思想改造：“自以为革命有功”

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于是，“洗澡”开始了。

在1954年1月内部发行的《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中，收录了华东地区高校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查、汇报，时任华东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冯契就有一篇位列其中。

这本汇编里，大部分思想检查基调相似。比如欧元怀校长，是民国时期十分活跃的教育家，受过蒋介石的接见，他因此要检查当时没有认清楚独夫民贼的真面目；谭其骧先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典型知识分子，因为有教会学校背景，也自然要检查；许杰先生，虽然是一个左翼作家，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事情要交代。而冯契需要检查的内容和以上几位都不相同，虽然他也属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的问题，用他的话是：“自以为革命有功”。具体说来，就是指他在延安时期不服从组织，愤而出走的那段故事。

另外，据在拍场上得到这本汇编、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说，这篇检查风格很不一样，通常，越是熟悉革命话语，检查越是符合规格而“呆板”，但冯契这篇写得非常个人化，甚至有点“抒情”的意味，颇像聂绀弩的一些检查。

第二次入党，又被处分

解放初几年，冯契应《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之请，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杂文，有介绍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有思想和舆论的辩驳。如驳斥一度流行的“哲学无用论”；如引用列宁，号召青年们“要幻想！”，即培育共产主义理想和进取精神；又如讨论新社会人与人如何相处，知识分子如何说出心里话，消除与党的隔阂。还有从现实斗争中找“习题”，阐发理论知识的千字小品，多数发表在《文汇报》的“社会大学”版，后来结集成《学而思小札》，书名则从《论语》里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来。另外，还有一本小书《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1956年10月16日，冯契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文，受到批判。为此，原本当年3月在华东师大再次入党的冯契，又被给予了延长预备期一年的处分。幸好市委和学校党委出面保护，或因是准备发展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冯契没有带上“右派”的帽子。但这处分直到“文革”结束了好几年，1981年1月，华东师大党委才发文撤销。

在50年代，冯契认为总的原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哲学表述，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觉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一方面是要让哲学成为方法论，另一方面是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培养新人。也就是说，哲学理论要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一种普通人也能及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爱的。”

挨了批判以后，冯契便不提这两句话了，也很少写报纸文章。但冯契说，此后他的思路还是顺着这两方面前进，心里继续发问：“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如何培养？”冯契觉得，正是这两个问题，将能使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趋于合流（1982年6月12日给邓艾民信）。

毛泽东也推荐通俗哲学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

1957年，冯契去北京参加在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提出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张与构思，并提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

冯契趁着开会的机会，去北大燕东园看望了金岳霖先生，请他给自己的通俗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提些意见。金先生鼓励他顺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还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把许多问题搞成唯心论、形而上学了。冯契对金先生说，他的小册子里好些内容，都是金先生的见解，他只是换了两个字，略加引申，像概念对现实有摹写和规范的双重作用，在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过程中，理论便转化为方法……那天晚上，他俩讨论认识论问题，直至深夜。

什么是“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呢？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即体现了这一点。他曾写道，近代思想家们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中心问题，便是“中国向何处去”。当时的爱国青年们都为这问题争论不休。冯契在昆明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篇文章，对一百多年来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识现实，又从中提取理想，为中国指明了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动员人们为之奋斗。“哲学要回答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了，冯契觉得，心悦诚服。

而当年金先生颇感矛盾的问题——哲学家不再身体力行，世间已无苏格拉底——冯契认为，正是因为金先生那时候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比苏格拉底更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冯契说，热爱科学与热心传道（也即传马克思主义之道）之间并无鸿沟，“哲学的发展正要求两者的结合”。显然，金先生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对于金先生的选择，另一位弟子王浩则说：“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金岳霖先生的道路》）

1960年，毛泽东把《怎样认识世界》这本通俗哲学读物推荐给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他自己看过的一本上，还满是圈圈画画。有些地方批注说“不讲阶级”、“不讲历史”，但他还是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初学者认真阅读的好书。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一封信里说：“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

赵万里看了冯契书房里那两架线装书说，没有收藏价值

1958年至“文革”前，冯契去老区参加过劳动锻炼，去农村开展过教育运动，也参与教材的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用本，主编之一），还被中央有关部门借调往北京，参加撰写跟苏共论战的“反修”文章“九评”。解放后他一直非常忙碌，经常不在家，即便在家，工作习惯也是夜猫子式的，经常熬夜抽烟，晚上干活干到凌晨，孩子们也不是很有机会和他在一起。有一阵，妻子赵芳瑛也在北京编教材，家里全靠保姆丁阿姨照料。

小时候的冯象了解父亲，有两个途径，一是看病，一是写作文。冯象小时候牙不好，时不时要到汾阳路的医院去看病，这对小孩来说是很痛苦的事，作为安慰，父亲带他去吃顿饭，看场戏。那段时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冯契把刚补过牙的冯象带到文化俱乐部（现在的延安西路文联所在地）吃西餐，大概觉得西菜比较容易吃。

另外，小学三年级的冯象被布置了“千字文”的作业，感到很苦恼，也会去找父亲商量。冯契就给孩子讲个故事，然后让他写。这时候冯象才知道，父亲过去做过什么事情，见过白求恩——贺龙把他们带到120师，到前线去，跟他们说这老头很怪，凶得很，你们去见见他？在延安的时候，晚上看演出经常会遇上毛主席和江青，那时革命队伍里还是很讲平等的，不像后来分三六九等……

正是在冯契被调去写“九评”的1963年，赵万里来过一次上海。冯象记忆里，大舅那时候“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赵万里解放后出任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经常受文物局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在上海家里，丁阿姨给赵万里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他吃了一顿，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冯契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得一手好菜！不过丁阿姨讲，赵万里到冯契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赵万里到哪儿心里都想着寻访古籍，冯契却是买书只是用，从没想到收藏古籍。

“文革”开始了，手稿、信件、日记通通被抄走

从来没有想到自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冯契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他1959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兼任哲学所副所长，结果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两帮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来抄家。数百万字的手稿，更多的写作准备材料，连同青年时期的习作、亲友来往信件、日记等等通通被抄走，从此下落不明，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1967年底的一个晚上，冯契被几个戴大口罩的人绑到师大第五宿舍三楼的一个“牛棚”隔离审查，接着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原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萍也被押送到这里。

从前，两人住得近，还经常走动，夏天，冯契还会去常溪萍家院子里乘凉，这对“牛棚战友”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当时，隔离室的窗上装有铁丝网，日夜有造反派轮流看守。有人跳楼自杀，“牛棚”气氛紧张。

出去劳动的时候，冯契和常溪萍看到了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姓车。车老师被人打了，常校长就对他说，小车你要坚强，你没去过延安。这话的意思是，冯契去过延安，我对他就是放心了；红卫兵、群众的批判冲击，免不了有过火的，要正确对待。

丁阿姨也会对冯契说，千万不要自杀。冯契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自杀，并且相信，不卑不亢、更坚强的常溪萍更不会。

后来，造反干将聂元梓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想通过常溪萍来打击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断被拉去大会、小会批斗，多次遭毒打，什么都能作为理由，如他关心冯契，为党的事业爱护专家，都被说成是包庇冯契。冯契难过自己连累了常溪萍，同时为这是非黑白的颠倒感到迷惘。

但常溪萍依然坚持学习，看《人民日报》，读《毛选》，对冯契说：“毛泽东思想，集中了一切哲学思想的精华。以后，还得抽出时间好好学习。”不料，仍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常溪萍，于1968年5月被迫害致死，还加了个罪名“跳楼自杀”。

1968年4月下旬，冯契被从第五宿舍三楼的“牛棚”转移到楼下。虽然仍是隔离审查，但可以和政教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到室外劳动，星期天可以请假回家。

这年，15岁的冯象上山下乡去云南，走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也正是在下乡之后，来到了父亲曾经挥洒青春岁月的地方，接触到了父亲当年在滇桂黔边疆纵队的故交，冯象对父亲有了真正的了解。

解放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相互写材料

解放后，知识分子之间还有一种联系：互相写材料。因为在各种政治运动里，要接受批判，组织部门或批判者就会不止一次地找其故交做调查。冯友兰就时不时要被他的这位学生“麻烦”，此外还有何其芳，当年一块儿在延安，一块儿入的党，也经常受牵连要给冯契写材料。

“三剑客”之一的丛一平，也常被凶巴巴的外调人员找到，但不知道冯契那时候已经改名。“文革”后丛一平夫人来到上海，才知道那一堆怪名字（比如什么什么斯基）都是冯契写文章用的。

到了“文革”后，则是有无数人来求平反的证明材料。整个云南、两广的地下党要平反，都会写信给冯契说，你帮我证明，我当时没有被捕，我不是叛徒。虽然实际上冯契自延安出走以后，组织关系就断了，一直没接上。西南联大的地下党领导知道这个情况，但把他作为党员看待；一般党员就不知道，他实际上不是党员。

“‘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

几年辛苦的“战备劳动”、“野营拉练”之后，1972年冬天，冯契去往苏北大丰的五七干校。次年，五七干校迁至上海奉贤。这时候开始，写信变得自由一些了。在这年1月给老友董易的信中，冯契说：“现在我们的干校是半年轮换一批，又读书又劳动，生活很愉快。”他感叹：“孙行者在回到唐僧那里去之前，先跳到东洋大海中把自己洗刷了一番。我也应该彻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唯心精神，以求在思想上真正入党。……然而，‘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再不肯转过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

这时候和冯象通信也更多了，冯象会写信来问一些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到了尼克松访华以后，学外语、借外文书也都可以了。冯契去干校，也会带一本康德，或者罗素的数理逻辑；学生去冯契的宿舍串门，会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读德文版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此后“评法批儒”，冯契被调到市里参加《法家著作选》注释定稿工作，同被调去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胡曲园。

“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枣树”

1975年春，经医院检查，61岁的冯契发现患有肺气肿并有肺源性心脏病迹象，便戒了烟。但酒没有戒，只是稍加节制。冯契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时，做广播操。他在给董易的信中说，“还希望多活几年，为党做点工作。虽然自己明白，终于没有长成为可以给千百人乘凉的大树，而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枣树。但是矮小的酸枣树，也希望能结出几个小红果，给过路的孩子尝尝。”

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

“这是又一次真正的解放。……再次证明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冯契心情很激动，又是喝酒，又是吃螃蟹。他对董易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手稿被悉数抄走，又长期受精神折磨，此时也已入老境，但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力争上游，还是可以用十年时间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赠后人，不枉此生。“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奋斗吧！你以为如何？”

冯契在“文革”后去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看望金岳霖，告诉他自己决心使原来计划要写的著作复活过来——主要还是想围绕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金岳霖还是像以前一样，听得兴致勃勃，连声说：“好，好！你写出来！现在像你这样多年来一直专心搞哲学问题研究的人不多。”

冯契当时期望有一天还能像40年代在昆明、或1957年在北大燕东园那样，和金先生再作一次长时间的讨论，这个期望却没有实现。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去世。

一位哲学家的乐观和忧虑

“转识成智”

“我希望，中国的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是一个能产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应该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但也要人们努力去争取，要有一些敢想敢说的志士仁人才行。”

“文革”结束后，冯契这样写道。

冯契说自己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或许也和经历有关。就像50年代那份思想检查里面所反映的，去过延安的人，多少晓得一点党内的政治斗争。冯契两次入党，两次都是刚入就立刻被处分。但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就比较能应付后来的批判斗争；而如果这些批判斗争是突如其来，性格又比较刚烈，可能就易折了。

另外，这和他的研究也不无关系。冯契研究的哲学，和其他学科不一样，要探索的就是人生的基本问题。而且他始终相信，哲学家应该把自己对哲学的思考贯穿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在“牛棚”里，冯契也曾心灰意冷，达到濒于绝望的地步。“但我扪心自问，共产主义信念并没有丧失。我还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冯契在1991年10月12日给董易的信中这么写道。在政治运动中遇到挫折、经受考验，得把知识转变成智慧，有一种能经受苦难的意志，有一种能对付它、克服它的心灵上的自由。这就是冯契在西南联大写《智慧》论文开始，终身都在探究的“转识成智”。作为理论的哲学，发自真诚，便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冯先生的哲学已渗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证明了他的哲学。”（张汝伦语）

尤爱庄子

虽然读的是英美分析哲学这一路，但冯契要梳理的却是中国古典的思想。他说做学问最好是像和爱人谈恋爱一样有热情，并且不论是研究问题，还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诚”。儒家讲求诚，道家讲求真。“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

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颜之乐的“一箪食，一瓢饮”。他自己的气质，则更近道家。在家中的书房兼卧室，摆着一个庄子像。

早些年他曾写过参观鲁迅故居的感受，鲁迅吃得简单、朴素，却有风味、有诗意：想象鲁迅先生工作到深夜，便从挂在书室窗口的竹篮里，“剥两只风干的老菱或荸荠尝尝，这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也颇能增加文思”（《吃的美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

日常生活，不能再简单了，除了买书，基本不用钱，也很少出门。每天的消遣，是读小说。他喜欢《红楼梦》，还会听绍兴戏和京剧。爱喝绿茶，更嗜黄酒。每天晚饭都要温一点黄酒。只有当家里黄酒没了，他才会出门去，带些回来。有朋友来聚会，也是一桌小菜，贮酒以待。平日寡言，可是见了朋友，话就多起来。

“恐年岁之不吾与”

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各种学会、单位的工作也复苏了，生活也安定下来。1978年，冯契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开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课，每两周一次。再接着，杂志开始索稿，各种研讨会开始筹备。他还兼任了一阵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1985），上海几个单位准备协作搞《哲学辞典》，也要他挂名。

冯契不是独善其身的学者，为了顾全工作与自己的写作，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十分紧张。“上海又搞提升职称的事，我虽然并不具体管，但最后还是要处理许多矛盾，开许多会，搞得头昏脑涨。”他在给挚友邓艾民的信中说。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样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却不能这样彷徨求索了。”冯契感觉自己这架身体机器老了，慢慢有点力不从心，心情也急迫起来，“‘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有种急迫感，缺乏从容思考的心情，这实在是不好的。但也控制不住自己，能工作的年数很有限了，怎能从容不迫呢？”（1980年5月6日给董易信）

“我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

冯契1982年夏天去了一次昆明。看老朋友，把酒话旧，心情愉快。“恍惚回到了40年代。”他劝邓艾民应该趁着许多老友健在，而且还是他们被平反、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再去一次昆明：“尤加利树还是那么高大，西山还是郁郁苍苍，天气还是四季如春。”

恍惚回到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冯契专注地要把从前丢失的稿件重写、把思考过的题目“复活”过来。

上世纪80年代，冯契陆续发表《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诞生》《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五四精神与哲学革命》等多篇论文，写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智慧的探索》等著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中国近代哲学史》《哲学大辞典》等书，为相继辞世的老师金岳霖，同仁好友徐怀启、陈旭麓、邓艾民整理遗著，还给好多学生的书作序。其中，他对哲学史的大量论著，也是在为个人的哲学创作做知识积累的准备。他对邓艾民说，“我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如果天假以年，还是想把‘论真善美’一书写出来。”（1981.12.6）

六十几岁开始写作，争分夺秒，这十多年终于成为一个高产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思想变成人格、理论化为德性，为什么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中国真的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了。新时代的青年人，好像再也不相信什么东西，不谈理想了。讲真善美这些问题，好像不合时宜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在老一代看来是很自然的生活的逻辑，年青一代是怀疑的。“斯大林的女儿讲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他们这一代却不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冯契给邓艾民和董易的信里都写道，“但是，如果没有理想，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极“左”思潮深恶痛绝，但对马克思主义，他坚信不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可以相统一。

所以，冯契觉得，新一代青年人在极“左”思潮的巨大破坏下，发生“信念危机”事出自然，不能一概抹煞，“不经过相对主义的洗礼，无法到达真正的辩证法”，“经过怀疑而又能坚持理想，才是真正坚强者。”他说，在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统治之后，这是一个需要庄子、休谟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理论、哲学还能回答时代的问题，指导人德性的养成吗？他和董易反复讨论这一问题。

“在唐代诗人身上，真正看到了思想变成人格、理论化为德性，这是别的时代比不上的。李杜、王维等人把儒道释的思想对象化了、形象化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条件最有利于培养真实的性格？好像是康德曾经说过，战争环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养人的德性。但是，难道单有战争环境就行吗？我以为，从大范围说，要有斗争（同敌人斗争、同自然斗争），从小范围说，要有一种互相信任和充满爱心的生动活泼的集体（家庭、友谊、学校等都包括在内）。”

回顾中国近代，冯契觉得，真正能培养真实的独立人格、那种自觉与自愿相统一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时地却也不多。大概只有戊戌时期的湖南时务学堂、同盟会办民报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昆明。

一位曾和冯象一起在云南插队、那时已是企业家的青年人，曾经来冯契家里，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可是冯契觉得，他已经很难体会这位现代化的青年的感情了。反过来说，在这个令人惶惑的时代，青年人也已经不同了，大概也已很难为他们当时在云南的那种热情所感动。

“但正因为如此，便尤其需要有人把当时的生活感受写下来，使之成为艺术品，让后人可以观赏。”就像现在的人们，还是可以去《红楼梦》《儒林外史》里体会那种感情。冯契鼓励董易完成他的《流星群》。

同样地，冯契为此也勉励自己把《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有这段历史——在那时候，许多思想家曾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继。”

“而且，我想，我也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我对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有同情的了解，而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看问题也比较客观了些。所以，我有条件来作历史的总结，也应该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1987.6.27）

“述往事，思来者”

进入90年代，冯契开始回顾20世纪中国：“在本世纪中，中国进步确实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了不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一次又一次的狂热浪潮席卷全国，使人难于定下心来对历史进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1993年，北京“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八届年会”）这一次打来的，是商品经济的大潮。“文革”动乱让人们远离理论，走向怀疑和虚无，特别是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人性被异化，精神面貌似乎更是再也回不到那个重理想的时代了。

冯契再次提到了曾给他无数激励的司马迁，这一次，激励他的是“述往事，思来者”里的乐观精神：“作品，是赠给‘来者’的。司马迁对他的时代和人类的历史打了许多问号，然而他‘述往事，思来者’。……不为忧患、惶惑所压倒，深信自己是属于‘来者’的，这是思想家、作家的乐观精神。”（1990.1.23）

“我以为，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写作，而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不知你以为如何？”（1992.4.23）

他认为，在世纪之交，中国可能会开始进入自我批判的时代。他说现在就应该为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作准备，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将是对20世纪作批判总结的著作（1994年，华东化工学院“20世纪中国现代化思想学术研讨会”）。

1995年1月，冯契在给董易的信中说，“希望能尽快把《智慧说三篇》整理出来，然后再把以前发表过的东西系统地清理一下，看是不是还有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冯契于当年3月1日因病去世。1996年6月，他的个人哲学创作《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作为《冯契文集》前三卷，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年哲学系系庆十周年，立了冯契的铜像。站在这尊铜像前，再加上学生们的这些回忆，或许可以想象冯先生的样貌——“慢言细语，言谈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讲课语言并不生动，但是逻辑严密，表达简练……像吃橄榄一样，放在嘴里，越吃越有味道”，“眼神永远的那么亮，那么透，那么静”。

2015年3月1日，铜像由会议室迁放到了华东师大新校区哲学系楼的大厅。

长子冯棉和次子冯象，分别念了逻辑学和文学，人们都说，他们好像分别继承了父亲两个不同的爱好。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公众号是“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