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俄知识分子学会了明哲保身

佩里·安德森论希腊的溃败

据法新社报道，备受瞩目的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的新一轮救助技术性谈判再次推迟，将于28日正式启动。尽管希腊方面透露主要是因为组织安排工作尚未协调到位，但一再延期令外界对谈判前景的担忧情绪再次升温。在希腊国内反对声浪高涨、执政党内部分歧加剧的背景下，本次谈判的形势难言乐观。

近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网络杂志《雅各宾》上发表题为《希腊的崩溃》（The Greek Debacle）一文，分析希腊危机的根源，以及激进左翼联盟谋求希腊退出欧元区如何失败。在文章中，安德森认为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太过老实天真（Candides），故而除了请求与诅咒外，希腊并无任何任何实质的牌可以打。

安德森说，希腊危机不出所料地在欧洲激起了愤怒和自我满足的混合情绪，除此外，还有人哀叹强加给雅典的严苛和解，或庆祝希腊留在欧洲大家庭的最后一分钟，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每一种行为都是徒劳，其分析全不现实。

安德森指出，欧洲货币联盟从一开始就没有带来构想中的好处，受益于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利益是非常有限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单一货币的束缚给欧盟南部带来的影响，同它给德国带来的好处一样具有灾难性，在德国，工资压制给了其行业富有竞争力的有利地位，却掩盖了低迷的生产效率增长的事实。

但这场危机并未撼动“欧洲大家庭”的意识形态，这是货币联盟和“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构建而成的现实。在官方和知识分子话语中，欧盟保证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繁荣，它驱散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恐惧，捍卫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并坚持温和的自由市场原则。人们认为它的规则机动灵便、坚如磐石，而又富含效率。

整个欧洲政治机构、绝大多数评论家和新闻记者共享这种意识形态形成的感性，它不忍卒睹希腊的痛苦遭遇。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达成折衷方案，所有人都必须共同期望，危机不会对欧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自激进左翼联盟在今年一月的选举胜利后，希腊危机的走向已可预测。危机的根源在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泛希社运”，2009-2011年希腊 执政党）靠欺诈行为骗取进入欧元区的资格，以及2008年的全球经济崩溃对原已负债累累、缺乏竞争力的希腊经济造成冲击。

近五年来，经过大规模失业和福利削减之后，希腊债务依然居高不下。激进左翼联盟赢得了选举，因为它言辞激切地承诺，希腊拒绝服从三驾马车规则。它是怎么做的？只是恳求被温柔对待，如果这种希望落空就高声咒骂，呼吁欧洲崇高的价值观，那么欧洲理事会肯定不会听不见。

安德森批评了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的天真和软弱，他认为，断念欧元区的任何想法都与这些激情而混乱的恳求不相容，这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认为难以从心理上区分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身份，将退出其中一个，当作好像虚拟排除了另外一个，这是任何“好欧洲人”的终极噩梦，特别是他们自认为是“好欧洲人”；其次，他们还认识到，希腊的生活标准在泛希社运时代确实提高了，这使希腊人对欧元有温情回忆，而不会将它与之后的灾害联系起来。

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放弃了跟真实的欧洲严肃谈判的希望。但对于欧元区各国政府都赞同的欧洲意识形态来说，希腊威胁退欧（Grexit）对单一货币乃至“欧洲计划”本身的象征性打击将是沉重的。如果激进左翼联盟当选之初，就将违约管理的诸般应急计划落实到位，并以此威胁欧盟，那么它手里将拥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利器。

如果它同时明确表明，若是出现经济停滞，它会将希腊拉出北约，这种前景必使美国感到惊恐，因此就算德国也要重新考虑第三轮财政紧缩措施。但对于激进左翼联盟的天真人士来说，这自然是比希腊退欧更为禁忌的想法。所以，面对这个请愿者时而恳求，时而暴戾，手中却没有一张牌，为什么欧洲列强要做让步，既然他们无论做出何种决定，对方都得接受？

安德森进而问道，危机更大的逻辑是什么？根据所有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各个地方，过去十年来，对欧盟的依附已经急剧下降。现在人们普遍看到它已经沦为寡头结构，充斥着腐败，拒绝任何形式的人民主权，强制实行少数人拥有特权、多数人被胁迫的经济体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盟面临任何形式的生命危险。人群中愤怒在滋长，但恐惧仍大大胜过它。在不安感越来越多，却少有灾难的情况下，人的第一直觉总是会紧抱身边既有之物，无论多么不甘心，也不会冒险接受全然不同的事物。只有当愤怒超过恐惧时，事情才会起变化。安德森说，就目前而言，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和他的同事加入的那个政治阶级——还是安全的。

俄罗斯知识分子学会了明哲保身

今年五月底，俄罗斯出台了《不受欢迎组织法》。近日，莫斯科发布了一份“不受欢迎组织”的初步名单，称这些组织“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体系根基、防御实力，以及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等多家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名列其中。

而在去年，俄罗斯司法部也曾经集中打击了一批非政府组织，指责它们接受外国资金。其中包括成立于2000年、旨在揭发政治人物和政党违法选举的“呼声”（Golos），以及因描写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作品而著名的非政府组织“记忆”协会。

普京政府的这一举动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让人感到诧异和沮丧的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俄罗斯学者对于克里姆林宫此举总体上采取的消极反应。

美国乔治城大学副教授、麦克阿瑟基金会“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项目理事会哈雷·D·鲍尔泽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学会了明哲保身。他说，在面对政府无理取缔合作关系时，俄罗斯多数人的回应都是同一种方式：保持低调，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受害者。

鲍尔泽说，克里姆林宫宣称华盛顿正利用美国NGO组织在俄罗斯建立“第五纵队”。美国政府尽力避免强化这一说法，这不难理解。他们的反应非常谨慎。但这是俄罗斯学术界和其他专业组织必须进行的一场战斗。俄罗斯学者和外国NGO组织要用响亮而清晰的声音捍卫自己的工作。

鲍尔泽指出，如果合作的支持者们保持沉默，对俄罗斯学术机构的伤害就会更加巨大，也会严重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繁荣。

有趣的是，佩里·安德森也在本期的《伦敦书评》上发表长文，谈论俄罗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德米特里·福尔曼（Dmitry Furman）。文章开头值得分享。安德森说：俄罗斯给了世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概念，尽管这个术语第一次是在波兰被写下，但是在俄罗斯，它才于1860年代变成通用货币，20多年后传到西方。在历史记忆中，它仍然是与这个国家最为相关的文化标志，直到今日。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现了一批被目为社会良心的作家，跟这个概念息息相关。不过该术语在那个时期被用来指称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政治思想家和评论家激情相应，以被压迫者之名，公然反对不公正的既定秩序，并提出如何补救或推翻它——他们是人民的斗士，虽然人民可以还没听说过他们。别林斯基、赫尔岑与巴枯宁；该阿克萨科夫兄弟；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克鲁泡特金：这些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直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翼领袖那里达到顶点。

打击腐败无法终结贫困

对于贫困与腐败的关系，有一种说法很具诱惑，即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政府腐败。如果政府不能保证公共资源不被窃取，公共权力不用于私利，那么它们就会一直穷下去。这样的叙事将承诺繁荣与反不公斗争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日，委内瑞拉的前计划部长、现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发文，从南美的经验出发，认为“打击腐败无法终结贫困”。

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CCI）证实了这一点。这一指标自1996年开始发布，涵盖了180多个国家。CCI表明，富国的腐败情况比穷国少，但相对腐败更少的国家，比如加纳、哥斯达黎加和丹麦，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比相当的国家快。

CCI分数有所改善的国家，如赞比亚、马其顿、乌拉圭和新西兰，并没有增长得更快。相反，世界银行政府效率指标表明，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政府效率相对较高或改善政府绩效的国家确实增长更快。

豪斯曼认为，这种错误认识也许跟与纽约大学的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谓的“正义思维”的性质有关：我们的道德情绪与面对伤害和不公时的同情心有很大关系。动员反对不公远比动员支持公正容易。我们对“斗恶”——比如饥饿和贫困——有很大热情，而对为了保证粮食和可持续生计充裕的增长和发展而奋斗的热情要小得多。

豪斯曼进而认为，善是一种能力国家（capable state）：能够保护国家及其人民、维持和平、执行规则和契约、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监管经济活动、可信地进行跨期借贷、对社会征税并用之于全社会的官僚体系。能力国家的缺失（无力阻止公职人员以公谋私以至于常常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相悖）造成腐败，也造成了贫困和退步。

豪斯曼引用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可问责的、法治的能力国家的发展是人类文明成就的皇冠。它需要创造出“我们”的共同感，即一个国家代表其行动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社会因为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而处于深度分裂状态时，这绝不是个容易的任务。

豪斯曼总结说，反腐斗争之所以能动员我们所有人，是因为我们希望赶走恶魔和不公。但我们应该铭记，将恶投入大海并不能让我们需要的善立刻出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