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强国家能力与中国现代化

赵鼎新：中国能够成功现代化，归根结底在于强国家能力

赵鼎新

7月25日，凤凰大学问刊出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近日在“第四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上，所做的题为“国家能力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中国的经济成功”的讲座，他在讲座中提出，后发国家如何能发展起来的必要条件是“强国家传统”，采用什么政治制度，领导人的英明决策，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赵鼎新认为，在对诸多追赶欧美进入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的研究中，涌现了对诸如自由主义、进口地带、改造文化、革命或是改良、政治强人等一系列经验的总结，但这些条件都不是一个国家成功进入现代化的最充分条件。例如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无论在进口替代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都没有成功实现现代化。而日韩、台湾、中国大陆等东亚国家与地区，则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都实现了腾飞。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前现代阶段，他们都有一个强国家的政治传统。

有强国家政治传统的国家即便一时走了错误的政策错误道路，但总会在恰当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下腾飞。不过赵鼎新认为，强国家传统虽然重要，但各种现代化路径的讨论也十分重要，“可以少制造灾难，少走弯路。”

赵鼎新近年来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其刚刚出版的论文集《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一书中，赵鼎新以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这一终极的历史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对于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赵鼎新的立场似乎是要对中西文明高下论做一个终结式的回答，他认为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甚至不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因为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下。”“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

由此赵鼎新一直强调一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客中”式态度，认为对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殇”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出于此一立场，赵鼎新在这次演讲中罗列了自东周以降，中国国家能力发展过程中在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组织层面的各种因素：例如，天命观涉及到“绩效合法性”概念，“大洪水了、大蝗灾了，都涉及到你天命的检验。”所以自古以来中国政府的绩效压力就很大，“一旦不好老百姓就骂，一旦不好农民就闹。”

而历史则在中国扮演着宗教的道德裁判作用：“春秋笔法就是通过写历史创造一个新的道德，历史变成宗教运动。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名，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则很边缘。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是官，中国很多官员干到高级别开始想到历史地位，就不怎么贪了。”

此外，儒学对文官政治的塑造作用，让中国产生了统一的精英意识形态。而有基督教传统的罗马，则很难产生强国家力量。这一文官政治传统还让军事力量在中国政治中始终出于边缘地位，“以至于我们中国20世纪初那批军阀，他们一到了社会看不出是军人样子，完全像文官。”

宋朝以后，儒学开始走向社会。赵鼎新认为朱熹的儒学可以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去理解，并最终塑造了中国在社会文化上的同质性。“到20世纪初，只有少数边疆地区认为自己不是汉人。在现代化到来之前，（通过儒学）中国已经解决了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

赵鼎新甚至提出，晚清即使国家在崩溃，但国家能力却在增强。“晚清的军事能力可以，国家能力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则将中国的国家能力渗透到了基层。宋朝以后，中国统一的文化认同渗透到了基层，而新中国则将制度和组织力量也渗到基层，提高了全民动员能力。这让中国即使在经济政策经历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很快调转方向。“经济上的输赢很清楚，即使随机选择，最后总能选择正确。其中最重要的道理是，中国有一个强国家传统，可以让它始终进行持续的竞争。”

在演讲的最后，赵鼎新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又出现了对中国经验过于美化的趋势。他提醒，后发强国也存在诸多共同性的弱点：一是市场往往受政治干扰，经济行动者和政治行动者的权力关系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二是经济效益一般都比较低下，社会离公平竞争状态尚有距离；三是社会缺乏创造力，例如日本其实创造力也不高；最后一点是，可供转移发展成本的国家在日益在减少。

凉山彝族为什么不歧视艾滋病人？

诸多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研究皆认为，在主流社会群体之中存在着夸大了的艾滋病感染威胁，并由此产生出针对艾滋病人的社会歧视，并导致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全面断裂。这并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控，更严重妨害了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因此不少学者和社会运动，皆在呼吁消除全球范围内对艾滋病存在的普遍歧视。

然而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周如南最近在《开放时代》刊文指出，作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地区之一，凉山彝区却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对于艾滋病的社会歧视。凉山彝区的艾滋病传播源于前往城市打工的彝族人在吸毒时共用针具的行为，但在彝族乡村社会中，艾滋病在当地仍被置于普通疾病范畴，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与健康村民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之中，彝族“家支”（血缘群体）的成员以及社区成员，还会共同为病患提供照顾与关怀。他们并没有将艾滋病看作一个带有道德批判意味或污秽意义的传染病，而是将其与其他该地区常见的疾病一视同仁。

“这种民间自发性质的社会互助行为是建立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并有效覆盖到农村社会的前提之下出现的地方自救性疾病抗争行为。”因此该文作者周如南认为，之所以凉山彝区不歧视艾滋病，在是因为彝族的传统文化系统在通过“毕摩仪式、家支制度、神灵观念、道德经济等社会实践的整合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并显示出与现代性裹挟下强势的国家主义和科学主义话语思维不同的疾病诊断、治疗和关怀路径。”

彝族人之所以不歧视艾滋病，在于他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对于洁净与危险的定义与现代社会并不相同。这种分类体系背后则是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地方性深层文化价值逻辑体系。

例如，彝族社会中的“喝转转酒”这一社交行为，在公共卫生学看来，属于相当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因为不同的人通过嘴唇表层皮肤共同接触一杯酒，可能导致细菌和传染病的传播，尤其如果这一群人中有人口腔溃疡或牙龈发炎，则情况更加危险。但是，彝人认为主人家敬酒、客人饮酒以及主客共同饮酒的行为表达了感情的浓厚和关系的亲密。在喝转转酒的过程中，还实践着彝族社会长幼有序、以左为尊等社会秩序原则。因此，这一重要的行为是彝族人进行社交的重要方式。单纯的外来输入式“卫生”知识宣教根本无法对这一文化传统造成影响。

同样的逻辑，艾滋病并不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由于艾滋病潜伏期较长，在艾滋病感染者未发病时，人们往往将他们视为普通病人进行照顾和关怀。在照顾过程中，人们更多地以社会关系亲疏而非疾病的危险性作为照顾原则。因此，甚至出现在照顾艾滋病人期间照顾者不慎感染艾滋病的极端事件。然而，以家支整体主义为特征的凉山地区是高信任社会，家支成员间的熟悉、亲密和互惠建构出的道德价值和信任关系将每个社会个体嵌合在固定的社会位置和流动的社会网络中，并在关系互动中形成整体认同，这是一种难以生产出疾病歧视的整体感。家支内部其他成员对艾滋病患病者具有不可推脱的关怀义务，这种义务以一种家支荣誉和责任的方式施加在每个人的身上。

不过周如南同时也指出，基于现代科学话语解释的输入式歧视也正在当地出现。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力量的进入，传统道德经济出现解体趋势。所以，尽管凉山彝族对艾滋病人的非歧视态度和整体关怀让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都饱受歧视的艾滋病人和专家都感受到希望。但这种基于当地文化法则的关切行为，恐怕也仅仅是地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