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80岁了:张乐平最爱《从军记》,《流浪记》最经典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5-07-28 12: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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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80岁了。1935年7月28日,张乐平先生创作的第一幅三毛漫画在上海《图画晨报》上刊登,这个“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往上翘”的儿童形象从此成为几代人的成长记忆。
“我已白发苍苍,他永远少时模样!”在为“三毛”祝寿的文字中,张乐平的四子张慰军这样写道。他说,兄弟姐妹们儿时外号都叫“三毛”,因为父亲是“三毛之父”;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三毛的故事仍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音乐剧、木偶戏中一再演绎。
“三毛”为何是经典?张慰军的回答很简单:接地气。“他不像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像你在弄堂里、大街上见到的那个孩子。不论是从军、流浪,还是迎解放、学科学,都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张慰军说,“它讽刺的社会现象,有些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三毛做好事被冤枉,现在也有‘扶老人反被讹’的现象。”
三毛经典形象
张乐平作品中的平民视角和底层关怀,与他清苦的童年不无关系。但张慰军认为,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才是父亲创作走向成熟的关键。
早在1935年,张乐平就在《小晨报》等上海小报发表三毛漫画,特点是轻松幽默,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毛”很不同。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张乐平与叶浅予等人组织救亡漫画宣传队,辗转全国各地,抗战结束后才开始重新创作三毛系列。如今家喻户晓的《三毛从军记》(1946年)、《三毛流浪记》(1947年)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三毛”从普通人家的天真顽童变成流浪孤儿?1949年后迎解放、学雷锋、爱科学的“三毛”,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流浪记》为何难被超越,“三毛之父”为何偏爱《从军记》?改编电影和漫画的开端结局,出于什么考量?当饥饿、战争不再是时代的主题,“三毛”作为本土文化形象的经典又该向何处去?
近日,在筹备“三毛”80岁生日纪念活动的间隙,张慰军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
张慰军,张乐平四子,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三毛曾是有家庭的“熊孩子”,生活还有点小资情调
澎湃新闻:7月28日这个“生日”和张乐平先生自己回忆的情况有出入。最早的三毛作品诞生于何时何地,是怎么确定的?
张慰军:我父亲回忆,他在1935年春夏之交创作了最早的三毛漫画,刊登于上海的《小晨报》。但10年前我们家人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查阅民国报刊,确定最早的三毛应该是1935年7月28日刊登在《晨报》副刊《图画晨报》上,和回忆情况不一样。
其实我父亲是个很仔细的人,发表过的作品都一一剪下,贴在本子上保存好。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漫画宣传队去了前线,就把作品寄放在一个朋友家,等到八年战争结束,朋友找不到了,东西就更无踪影。另外他非常高产,三毛只是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今天找到的大约也只有他作品的十分之一。所以他自己也说不清最早的三毛漫画创作于何时。7月28日其实是我们后来确定的“生日”。
澎湃新闻:最初的“三毛”和我们今天熟悉的形象不太一样,有原型吗?
张慰军:早期的三毛形象不是孤儿,也没有流浪或从军。他就是个普通弄堂人家的小孩,有父母,生活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调皮、喜欢恶作剧。比如他讽刺溥仪的满洲国。1946年创作的《三毛外传》也延续了这种风格。
这个形象没有明确的原型,但后来家喻户晓的《三毛流浪记》有我父亲做学徒时候的影子,《三毛从军记》也有他参加抗战的感受在里面。
从绘画手法来说,后期作品更复杂,人体解剖、透视技巧都有迹可循,但早期就是单纯的漫画。
“是他顽皮”,早期三毛作品(1935年—1937年)。这时的“三毛”穿戴整齐,生活还有点“小资情调”。
《三毛从军记》曾被尘封30年,取材于抗战经历
澎湃新闻:抗战期间张乐平先生没有继续画三毛,直到1946年回到上海,创作了著名的《三毛从军记》(以下简称《从军记》)。抗战这八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作品有什么影响?
张慰军:我觉得抗战是他创作生涯最大的转折。那八年我父亲一直在前线宣传抗日,甚至宣传队因种种原因星散后,他仍在孤军作战,是坚持战斗岗位最久的一个。他辗转武汉、长沙、桂林、上饶等地,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坚定了他以一种平民视角来画画。这对他是一个洗礼,他看到的东西和抗战前就很不一样了。
他在前线画过不少士兵速写,创作时事漫画作品,曾经组织三十多位画家在武昌的黄鹤楼头绘制题为《抗战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画,日本人都感到震惊。现在留存下来的壁画照片就是日本人拍的。
“征兵”,《三毛从军记》,连载于《申报》。
澎湃新闻:您父亲曾经说,《三毛流浪记》(1947年,以下简称《流浪记》)比《从军记》影响大,但他更喜欢《从军记》。为什么?
张慰军:《从军记》的艺术性确实更强。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军记》在大陆和台湾销声匿迹了30多年,有些人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个作品。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总会偏爱那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从这一点来看,我感觉他是更爱《从军记》。
《从军记》讽刺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的一面,所以在台湾曾经被禁,但又描写了国军积极抗日的一面,所以1949年后在大陆也难觅踪影,直到1980年代才解冻,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动画片。
其中有段小插曲:原版《从军记》第一幅图画的是三毛看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标语去参军,但因为年纪太小,人家不收,他就踩了高跷、化了妆,通过了。而1980年代大陆重新出的版本是说三毛被国民党抓壮丁去参军。不过,这个内容只出了一版,很快又改了回来。
台版《从军记》则是经作家三毛牵线,也在八十年代出版。这也是一段缘分。早期大陆和海外联系还不顺畅,但三毛在国外遇到作家姚雪垠的时候告诉他,她的笔名就是来自《三毛流浪记》,请他代为向我父亲问好。后来黄苗子(画家)叔叔在新加坡碰到三毛,他也特地来我家转达问候。大约1987年、1988年左右三毛就和我父亲通上信了,我从香港往返时帮他们转(信)。他们通过信件谈出版事宜,后来三毛来了一趟大陆,我去接她。她那时就认我父亲为义父。
作家三毛和张乐平合影
澎湃新闻:1992年《从军记》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导演张建亚在不久前的香港书展上回忆向您父亲提出改编请求的事,说他当时就像舍不得把孩子送给别人一样,对于授权电影拍摄非常犹豫。为什么?
张慰军:我父亲确实有顾虑。他觉得没有经历过战争、不了解当时情况的话未必能改好、拍好。最后张建亚导演增加了一些情节内容,这部电影很成功,在中国的幽默电影中很有代表性。看过这部片子以后能对战争更了解。
电影《三毛从军记》(1992)
《流浪记》中三毛身世骤变,从此整个上海滩都牵挂流浪儿童
澎湃新闻:三毛的众多形象中,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那个孤苦伶仃的流浪儿,主要归功于1947年的《流浪记》。当时为什么把他的身世改成孤儿?
张慰军:早期三毛漫画和《三毛外传》创作于1935年到1937年间,这时期他就是一个弄堂里的小孩,有家庭。《从军记》也没有特别交代。直到1947年初,我父亲目睹两个流浪儿童死去,才有了创作《流浪记》的想法。
那时他住在亲戚家的阁楼上,晚上从报社回来看到弄堂里有三个小孩围着火堆取暖,觉得很可怜。他当时正好也有三个孩子,是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当晚他就没睡好,早上起来一看,三个小孩死了两个,尸体就停在弄堂口。这件事他感触很深。
另一方面,《大公报》的负责人王芸生委托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来找我父亲,希望他为《大公报》也画一组三毛连载。此前《从军记》在《申报》刊登后反响很大,而《大公报》发行量虽比不上《申报》,但在抗战期间的报道很有影响,人们都爱看。陈伯吹和我父亲关系好,他就帮《大公报》来约稿。
我父亲说,可以画,正好手里有题材,但题材很敏感。当时国民政府有新闻审查的法律,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可能触碰“禁区”。陈伯吹和王芸生先生回复说,您敢画,我们就敢登。
《流浪记》这才得以问世,并且大受欢迎。开篇一组画叫“孤苦伶仃”,寥寥几笔就把三毛的身世交代了,就是孤儿。好多人看了第一幅就开始流眼泪。
“孤苦伶仃”。《三毛流浪记》连载于1947年6月15日至1949年4月4日的上海《大公报》。
那时的上海,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有流浪儿童。经过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许多孩子失去了亲人,慈善机构又无法全部容纳,他们只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漫画刊登后引起很大反响,《大公报》的销量也节节攀升。
我父亲的朋友、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说,他每天早晨上班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大公报》,看看三毛怎么样了。《大公报》还收到许多热心读者寄给“三毛”的捐助,和给我父亲的信。常有小孩寄来零花钱,说我几天没吃早饭,把钱省下来给三毛买个大饼……
可以说,当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流浪记》,不论识字与否。过去阅报栏没有玻璃,是用铁丝做成相框的样子,把报纸夹在中间,摆在街上给人看,而《大公报》三毛连载的那一块总是被人整整齐齐地挖走,据说很多就是流浪儿挖走的。
此外,物价飞涨、黑道横行这些社会现象在《流浪记》中都有反映。
总体而言,《流浪记》引起的轰动比《从军记》大得多。
澎湃新闻:据说张乐平先生为了不受干扰,躲到嘉兴去创作《流浪记》?
张慰军:对。他收到了带子弹的恐吓信,不知道是什么人寄来的,可能是黑帮,也可能是其他势力。
我母亲当时在嘉兴,因为抗战时穷得不得了,到上海一看房价这么高,很难生活。后来又出了恐吓信的事,我父亲也就回到嘉兴去住了。那大概是1948年。
稿子每次画好就交给一个熟识的列车员,他辗转送到上海,报社再派人到火车站去接稿子,就像今天的快递。
1958年连环画版《三毛流浪记》
澎湃新闻:赵明、严恭1949年导演的电影《三毛流浪记》众星云集,是上海解放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它的结尾有两个版本,是后来重新拍的吗?
张慰军:漫画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但电影剧本的创作几经波折,最后是阳翰笙、陈白尘、李天济几位作家接力完成的,由昆仑影业有限公司拍摄。
1948年电影开拍,扮演三毛的王龙基先生只有9岁,而上海的明星大腕几乎全部出动,上官云珠、赵丹、黄宗英他们都自发来帮忙,不仅不要报酬,还自己带着衣服、化好妆,去演配角,可见三毛的号召力。和电影上映差不多同步的是,宋庆龄在儿童节当天(1949年4月4日)举办了一个“三毛原作展览会”,就在南京路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为流浪儿童募捐,也有很大影响。
1949年5月28日上海正式解放,当时电影基本上完成了,结尾和漫画一样,就是一个迷茫、混乱的社会。但解放后几位导演又想把悲剧改成喜剧,就加拍了三毛迎接解放、扭秧歌的画面。这是一种自发的情绪,当时人们心情确实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旧政府垮台,新的希望来了,许多科学家从国外回来也是这样。
所以电影有两个结尾,现在我们都能看到。
电影《三毛流浪记》(1949)

澎湃新闻: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看到《三毛流浪记》的选集,1984年出版的《三毛流浪记全集》仍是残缺本。2000年以后有了足本《三毛流浪记》,其中哪些内容是选集中没有的?
张慰军:完整版在1980年代就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过。此前出的选集提炼了主要的故事线索,突出三毛在旧社会的“苦”,有些趣味性的内容没选。
比如,《流浪记》里三毛是从农村来的,对城里的新鲜事物很好奇。有一幅画描绘他看摩登女郎穿高跟鞋,以为人家的脚跟也长着一块肉,直到她摔了一跤,鞋子掉了,三毛才恍然大悟:她的脚“也是平的”。还有一幅画,讲三毛见一个魁梧的人走在前面,他以为这个人肌肉发达、头上长角,直到那人把衣服脱了,才发现不是肌肉,是衣服衬里撑起来的,头上也不是角,是发蜡做的造型。
类似这样的内容,选集里没有,后来恢复了。
“也是平的”,《三毛流浪记》

迎解放的三毛和学法律的三毛
澎湃新闻:新中国成立后有一系列风格很不一样的三毛漫画,包括《三毛迎解放》等等,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张慰军:1951年有《三毛的控诉》,发表在《大公报》上,同年《三毛翻身记》发表在《解放日报》。1956—1957年有《三毛日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还有《三毛今昔》、《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都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这个时期的三毛是笑着的,圆脸,胖了,不像原来那么苦。
我父亲后来回忆,对这段时期的作品不满意,觉得是在政治任务下创作,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是应景的,那时大家的确有一种翻身感。
“文革”期间我父亲受到冲击,基本上就很少再创作。造反派当着他的面把画撕了,我记得他回家后从包里拿出破碎的手稿,流了眼泪。当时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画三毛时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腐蚀小孩子。
“庆祝六一”,《三毛今昔》(1959年)
澎湃新闻: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又有一批新作品,包括《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这些,这个形象被赋予了教育儿童的意义。
张慰军:《三毛学雷锋》(1977—1978)、《三毛爱科学》(1978—1989)(均发表于《儿童时代》)都是作为儿童漫画来创作的。戴敦邦先生他们曾为我父亲打抱不平,说以他的技巧、想法,不能只把他的定位限制在儿童漫画上,但我父亲也看得淡。
《三毛学法》(1985—1986)则是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画报》上。
“文革”后他身体比较差,年纪大了,就出去得少了。过去他常去幼儿园、少年宫,他一直认为创作源泉是生活。那时他画三毛比较少,画些其他的连环漫画,比如《我们的朋友》、《小萝卜头》。《儿童时代》、《小朋友》的封三常常是他画的。
“难为情吗”,《三毛学雷锋》
澎湃新闻:三毛漫画的稿酬怎么样?
张慰军:抗战时期父亲带着家人过得很艰苦,后来靠稿酬才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1950年代是最好的时候,一幅画的稿酬大约20—25块,过得还可以。
不过我父亲的开支也大。家里人多,那时还接济了好些亲戚朋友的小孩。他很愿意帮助别人,特别是“反右”以后,许多家庭都去了甘肃、宁夏,他们如果能回到上海来,他总是帮助人家,十块钱、五块钱塞到他们手里。有位画家叫任微音,“反右”期间突然有一天就被带到甘肃去了,好不容易回来以后就找了个地方修皮鞋。我父亲就一直去看他。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总是哭,说如果没有乐平先生帮我,我早就走上绝路了。
“三毛”的可能性:遨游太空的新少年,还是老上海的代言人?
澎湃新闻:演绎三毛的作品至今仍层出不穷,他最新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反响如何?
张慰军:除了筹备中的电影、电视剧,最新的就是2011年的音乐剧《三毛流浪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动画片。
动画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反响很好,后来的《三毛历险记》、《三毛漫游太空》,讲三毛穿着名牌运动服遨游太空,有些观众不买账。我想,现在的改编和我父亲的创作风格很难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原因。
央视动画片《三毛历险记》,观众评价不一。
好莱坞有个独立制片人在跟我们谈,要把三毛拍成电影,但目前剧本还没敲定。如何改编而又不改变三毛原作的精神内核是一个问题。有些东西不能改,比如三毛是积极向上、聪明伶俐的,最重要的是善良、不畏强暴。不管怎么改,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不能把他拍成一个小丑,因为这个形象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三毛的演员太难找了!排三毛音乐剧之前三宝(音乐人)他们去艺校找,始终物色不到一个合适的演员。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女演员来演。好莱坞这部电影也有同样的问题。
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女演员演绎的“三毛”
澎湃新闻:从影响力和艺术成就来看,《从军记》、《流浪记》的高度似乎难以被超越。您对三毛形象的未来是如何规划的?和过去相比,今后三毛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会有什么不同?
张慰军:我父亲自己也说过,后期的好多作品他不满意。
好多人提出,时代变了,你应该把三毛变成一个现代的小孩,描绘当下的生活。但我觉得没有了幽默和讽刺的漫画没多大意义。我父亲也画过《三毛旅游》、《三毛学法》,不是很能让人引起共鸣。既然无法超越,我想还是保留原来的核心比较好,可以从周边去扩展,而不是重新创作一个“三毛飞天”。
关于《三毛流浪记》我们正筹备一个展览,在找合作方。展示的核心不再是“苦”,而是介绍上海。许多人了解上海是从《三毛流浪记》开始的,著名的导演陈维亚也这样说过。我想结合《三毛流浪记》来介绍上海的市井生活,把上海的小吃图像、叫卖声音都立体地呈现出来,包括正在消失的老上海的东西——搓衣板、马桶等等,做成一个展示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形象。
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完全的商业化,还希望三毛能成为慈善、教育、旅游甚至中国本土文化的形象代表。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三毛,张乐平,孤儿,流浪记,从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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