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诞辰120周年︱张天杰:钱穆治明清学术思想,气象宏大

澎湃新闻记者 罗希

2015-07-29 14: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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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明清鼎革在晚明士大夫生命中是个重大事件,对他们的思想和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晚明大儒刘宗周长期在老家绍兴讲学,弟子众多,其中以张履祥、陈确、黄宗羲等人最为突出,代表了蕺山之学的多元走向。在天崩地裂的大转折时代,蕺山学派何以独盛?又何以分裂?该学派在明清学术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张天杰先生。张天杰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颇有研究,于2011年出版《张履祥与清初学术》,2014年12月出版《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
对于明清学术问题,钱穆先生深有研究,早年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时期编纂《清儒学案》,后留下《清儒学案序》一文,另外还撰有不少文章,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适逢钱先生诞辰120周年,遂以此题纪念之。
张天杰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是如何形成的?
张天杰:一般来说,学派要有宗主,就是代表人物;要有附翼,也就是宗主的追随者。有宗有翼,大体就可以形成一个学派了。实际上大多数学派,都是后来的学人认定的,学者们当时未必就有构建学派的自觉。具体到刘宗周身上,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刘宗周在晚明士大夫阶层影响特别大、名气特别大。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就有一大批人听他讲学。实际上他在北京做官的时间很短,后来主要在他的老家浙江绍兴讲学,在江浙一带影响极大。刘宗周最初是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三十来岁时就有一批弟子跟着他了。到了崇祯年间,他四五十岁的时候,名气更大了。为什么呢?不仅因为他的学问好,人品也很高。刘宗周是有名的清官,官至御史大夫,然而很少卷入党争——当时的党争主要在浙党和东林党之间,刘宗周在浙党与东林党都有友人,确实很为难。后来因为敢于直言而顶撞了崇祯皇帝,被削职为民,他仍旧回到老家绍兴讲学,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
刘宗周
刘宗周后期的讲学,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和陶奭龄发起的证人社讲会。讲会有一两位老师和一批弟子,围绕经典中的问题相互问难论辩。他们的讲会有点像明朝中后期阳明学派的讲会,声势也比较大,一般都有几十个人,有时则达两百多人。两浙士人都会跑去听讲,比如毛奇龄,他不算刘宗周的弟子,但也跑去听过。在讲学的过程中,有些参与者就被后来的学者认定为刘宗周的弟子,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听过,但不被认定为弟子。
实际上也有几个文献来作认定,一是刘宗周的弟子董玚的《蕺山弟子籍》;一是刘宗周的再传、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这两种文献收录的都是公认的刘宗周的主要弟子。这样的话,经过后学认定,既有宗主又有附翼,可以算是一个学派了。
当然,刘宗周本人并没有很明确的学派的观念,他就是期望通过讲学把正统的儒家思想传播出去,而且是有意识地反对阳明后学那种狂禅的作风,特别是浙中王门——主要是王畿、周汝登一派,他们当中的一个再传弟子,就是跟刘宗周一起讲学的那个陶奭龄,他的主张跟刘宗周不一样。后来他们就分开讲学了,所谓“白马别会”,黄宗羲曾把这当作晚明讲学的一个典型事件再三讲述。就这样,蕺山学派就跟王学的一支,后人称作“姚江书院派”的分开来了。因为陶奭龄和他几个朋友和弟子一起,专门在余姚建了姚江书院祭祀王阳明,他们就算另外一个学派。
蕺山书院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有什么特别的主张,使它明显构成一个学派?
张天杰:就蕺山学派来说,刘宗周本人的学术主张,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学问在表面上得到绝大多数弟子认同:一个叫诚意慎独之学,一个叫证人改过之学。刘宗周认为,《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张是“诚意”,《大学·诚意章》和《中庸·首章》都提到的只有这一句——“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刘宗周认为“慎独”比王阳明的“致良知”更加踏实一些,所以“慎独”成为他讲学的主旨。对于“诚意”与“慎独”,刘宗周大部分弟子都非常重视,而且把这个主旨记录下来并传授给他们的弟子。当然,他们具体怎么理解则存在着差别,但都认为这个主旨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证人改过。证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改过,就是成为圣人的基本方法。刘宗周编撰的《人谱》,这部书作为蕺山学派的经典,他的弟子几乎全部认可,而且是代代相传。其中有一个弟子吴蕃昌,他就专门请人刊刻《人谱》,分送给同门、友人。刘宗周三大弟子之一的陈确就与他的友人、侄儿等组织了一个省过会,研读的一个重要文献就是《人谱》。省过会影响也相当大,王汎森先生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里有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刘宗周还有一位弟子叫祝渊,特地仿照《人谱》而作了《自警》。其中说,如果自己犯一次错,就要“跪香一尺”,并且记录在案,这种“刻厉”的反省,就是王汎森所说的“道德严格主义”,祝渊就是一个典型。
后来证人改过思想一直都有流传,即使不是蕺山学派的人也有受影响的。比如颜李学派的李塨、夏峰学派的孙奇逢,他们都对《人谱》十分推崇,因为这种思想跟北方的儒学有相通之处,甚至与晚明儒释道三教的劝善思想都有相通之处,这在吴震老师的《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之中也有讲到。
刘宗周这两个方面的学问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另外还有两点,一点是个人的道德践履,包括出处,甚至为了国家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在道德实践方面,很多弟子可能受到老师的影响,他的弟子或者在明朝灭亡时殉节,或者在清朝做处士隐居起来,极少有出来做官的,在人品上多为人推崇。还有一点,他们在研习理学的时候开始重视经学,不再局限于语录,不再停留在口头的讲学,而是返回到经典的诠释与考证。
比如,陈确写了一部《大学辨》,对《大学》是不是儒家“圣经”做了反思;他还写了《性解》,对宋儒的心性论也有反思。他这两部书都不是体系化的,而是由很多单篇文章和书信组成的,其中就有考据学的方法。张履祥跟陈确多次辩论《大学》的真伪,因为经学的问题决定了理学的发展走向。
《陈确集》
相比之下,黄宗羲就更典型,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刘宗周没有完成的关于《孟子》的诠释,黄宗羲承继了而作《孟子师说》。还有一个,刘宗周写过《皇明道统录》,关于明朝道统传承的一部书,到了黄宗羲那里,就写成了《明儒学案》,《明儒学案》开头的《师说》,实际上就是《皇明道统录》中的传记的按语。《明儒学案》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对刘宗周的传承,特别是关于王学的评价,很多地方跟刘宗周比较接近,关于王阳明的语录则全部采用刘宗周的《阳明传信录》。
总之,刘宗周和他的弟子之间在思想、学术方面有着多元的传承关系。

黄宗羲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在明末清初何以一枝独秀?
张天杰:晚明大儒,比如东林学派的高攀龙的学问是很不错的,可惜的是他在天启年间就自尽了。高攀龙死后,东林学派里面没有特别出色的学者。再者,东林学派过于偏向政治,所以这一支在学术上影响比较弱。北方还有一位学者孙奇逢,他的弟子也不少,在道德践履方面做得不错,但是他们除了做官,大都只是编书而已,比如汤斌,他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编撰过《洛学编》。孙奇逢的弟子能够著书立说的比较少,至于比肩老师就更不可能了。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是黄道周。他的学问也不错,偏向易学,影响的面不是很广,有名的弟子也不多。
全祖望所说的晚明三大儒,首先是黄宗羲,其次是孙奇逢,然后是关学一派的李颙。这三位大儒本人的学问都是很不错的,但是说到弟子,似乎只有黄宗羲的弟子,比如万氏兄弟,学术上不逊乃师。
万氏故居
所以在明清之际唯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派独盛,他的弟子众多,诸如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著名的弟子各有特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跟蕺山学派的弟子大都处于江苏、浙江,特别是绍兴、宁波,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文献之邦,文化底蕴深厚;可以交游论学的人也很多,这样就构成一个学术圈。总体来说,确实是蕺山学派更为出色一些。“蕺山一派独盛”,是梁启超的一个评判,应该说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从《清儒学案》清初部分所收人物来看,也是蕺山学派影响更大一些。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为什么会分裂?
张天杰:蕺山学派之所以会分裂,主要因为他们对身处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明朝灭亡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呢?这是所有士大夫都要反思的时代问题。清朝建立后,很多士大夫还不认可。黄宗羲的父亲曾担任明朝的高官,对明朝投注了很多感情。张履祥认为自己是在明朝读的书,尤其是崇祯年间在县学读到《小学》和《近思录》对他影响很大,这两本书长期不得刊行,到了崇祯年间才颁行于学宫。陈确也是这样,他祖上也有人在明朝做官,对明朝也有感情。对明朝灭亡的反思,他们有一个相同点是,都认为阳明学对士大夫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明朝灭亡,为什么不去反思政治,而去反思学术?因为他们有一个逻辑,认为学术影响人心,人心影响风俗、礼教。当然,他们也会反思政治,张履祥和黄宗羲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批评也是很到位的,特别是黄宗羲,不单单反思明朝的制度,还着眼于整个历史上的集权专制制度。
就整个蕺山学派而言,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学术,针对王学的流弊,张履祥、陈确和黄宗羲分别探索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张履祥认为,既然陆王心学流弊特别多,那就应该转向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讲究外在的天理,对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关系解释得也比较清楚。张履祥选择程朱理学,跟他个人早年治学也有关系。刘宗周虽然也开始关注朱子学,但还是比较偏向阳明学的思路,张履祥在老师去世后就慢慢离开阳明心学,转向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
张履祥
与张履祥相反,陈确觉得王学有流弊,程朱理学也有流弊,那么就应该跳出宋明理学的路径,转向先秦的儒家经典。在先秦儒家经典中,陈确特别认同《中庸》,他后来提出“素位之学”,就是从《中庸·素位章》里来的。他认为,不管是程朱,还是陆王,对《大学》的解释都不太好,主张放弃《大学》这部书,所以他专门写了《大学辨》,说《大学》是一部伪书。他还特别提到,宋代以来儒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和术语,他称之为“禅障”。所以他强调要跳出宋明儒家的禅障,返回儒家的原始经典,他特别欣赏《周易》、《中庸》以及孟子的性善论。按照我的看法,陈确有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色彩,这是他的转向路径,跟他从小就不喜欢理学家的言论是有关系的。
再一个就是黄宗羲,他走的是纯正的学者化的路数,整理老师的遗著,大量搜集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知不觉中偏向了考据学的路径。他的《孟子师说》,编撰《明儒学案》等理学学术史,这些都带有考据学的影子。他在宁波甬上证人书院讲学的时候,就把这种治学方法教给万斯同、万斯大等人。黄宗羲这种路数,其实是期望通过梳理宋明以来儒学的问题,从而给出更加合理的解答。当然考据学这条路,可能会造成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脱节,有的时候内容不一定能管束住形式。考据学这种治学方式本身,慢慢也会体现出它的魅力,孕育其他学术走向和可能性。不过,黄宗羲的学术取向虽是考据学,但他一生关注的还是宋明理学的问题。
证人书院
如果把张履祥、陈确、黄宗羲放在一起看,他们三人都带有经典考据的色彩,只是程度不同,张履祥最轻,黄宗羲最重,但他们都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考据学者,可以说正好是蕺山学派发展的多元可能性的呈现。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在明清学术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天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蕺山学派学者的学术路径体现了明清学术转型,也就是说,他们个人自觉或不自觉有个学术路径的转向。梁启超认为,明清学术转型是对理学的反动,由王学返到朱学,由朱学返到考据之学,在张履祥身上就是由王学返到朱学,就黄宗羲而言是以考据学的方法对王学做出修正,这些都可以说是学术转型的一面。
另外,刚才提到张履祥、陈确、黄宗羲等人对经典以及考据方法的重视,他们三人是一个比一个更深入,从这个方面来说,也是自觉不自觉的一种学术转型。他们关注的学术问题,采用的学术方法,都有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并不是因为受到外在学风的影响,主要还是个人的选择,却也反映出时代的趋势。就蕺山学派和明清学术转型而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治学历程,可以说是明清学术转型的一个表现。
另一方面,蕺山学派的努力确实影响了学派之外的学人的学术反思,进而影响到一个大范围的学术转型。这里可以张履祥为例,张履祥的学术影响到吕留良,吕留良影响了陆陇其,陆陇其在他的日记以及他的著作(特别是《松阳钞存》)中都谈到吕留良和张履祥对他的影响,使他不再徘徊于朱、王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朱子学。由于陆陇其在北京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上海嘉定和河北灵寿做过知县,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他就做过很多“尊朱辟王”的活动,刊刻了很多相关著作,比如《学蔀通辨》《王学质疑》《学术辨》,传播范围很广。他与魏象枢、徐乾学、李光地等都有交往,还与汤斌有过学术论辩。直到陆陇其去世很多年以后,有个叫彭定求的学者还专门写了一部《姚江释毁录》,这本书的体例是,先摘录一段陆陇其的话,然后撰文批判,为王阳明说话,可见陆陇其尊朱辟王的学术影响相当大。反过来说,由张履祥开始的尊朱辟王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梁启超看来,张履祥是辟王学的第一人。
陆陇其
当时,官方比较倡导朱子学,诞生了一批理学名臣,陆陇其就是其中之一。还可以补充一点,康熙朝后期有位理学名臣叫张伯行,他又把陆陇其的这些著作拿出来刊刻。张伯行在浙江一带做官的时候专门跑到陆陇其家里,去看陆陇其的遗著。
此外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线索,比如吕留良和张履祥刊刻了大量二程和朱子的书,这些天盖楼的版本在整个清代影响很广。躲在深山里的王夫之就看到过吕留良宣传尊朱辟王的书。另外,戴名世也曾在著作里高度评价吕留良的刊刻程朱之书。这些书的刊刻,跟吕留良与张履祥的交往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声名不出闾巷”的张履祥其实影响了很大范围的学术转型。把这些人的活动联接起来,可以看出民间的尊朱辟王与官方的尊朱辟王是相互呼应的。
相形之下,陈确的影响比较小。黄宗羲在不少地方引用了陈确的观点,这使陈确的学术主张有所传播。再说黄宗羲本人,他的学术路向对理学到考据学的发展影响相当深远,形成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他培养的一批弟子,像万斯同就直接影响到《明史》的修纂。当然,考据学不是蕺山学派独家倡导,而是当时各家学者都有的走向,比如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他们共同推动向考据学的转型。
钱穆
澎湃新闻:钱穆关于明清学术转型的研究在学界有何影响?
张天杰:钱穆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他特别看重“晚明诸老”对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个很大的重心就是晚明清初。在钱穆看来,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当时学者都有广博的学问。跟钱穆观点相似的有王国维,他说“国初之学大”,也就是说清朝初期的学问是广博的,多元的,气象宏大。钱穆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晚明由东林学派转到蕺山学派,都是在理学中另辟蹊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从王学返回朱学,并且有考据之学出来。钱穆由此提出“包孕说”,从王学到考据学,有一个自然而然的传承关系,所以不能说清代是理学的衰世。这个看法,钱穆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为“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
陆王与程朱之间的争论,为什么会促进考据学的发展,这个小问题,钱穆先生可能没有充分展开,正好他的学生余英时就此提出“内在理路说”,意义很大。余英时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他在这篇文章里谈到蕺山学派的陈确,也谈到阎若璩、毛奇龄等人,为什么“理学发展到了这一步就无可避免地逼出一个考证之学来”。“内在理路说”把钱穆先生的相关主张阐述得更加清晰,而且有实例证明,所以后来大量学者借用“内在理路”一词。
大陆有一个侯外庐学派,他们比较重视从政治、经济等因素考察学术史、思想史,可以说是侧重外因,而钱穆的“包孕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正好在内因方面做了补充。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读钱穆先生的相关著作最受启发,也最有收获。钱穆对明清思想学术的研究,比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如《清儒学案序》以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的其他相关文章,都相当博大精深,值得反复研读。钱穆对晚明诸老色彩缤纷的学术有多元的诠释,而且他使用的一些概念,比如“包孕”、“每转而益进”,这些思考可能不是“内在理路”所能完全概括的。
比较而言,关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学术的研究,钱穆呈现出来的学术气象比较大,而余英时的研究则比较精。
张天杰《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钱穆,明清学术转型,蕺山学派,刘宗周,阳明学,陆王心学,程朱理学,黄宗羲,浙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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