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装备②｜日军痴迷白刃战，实乃藐视中国军人武器不行

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以及半自动和自动武器的发展，单兵间以拼刺对决的白刃战机会相对减少。但在70多年前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战场上，却不断出现中日两国军人无数次通过“刺刀见红”、“刀剑对决”等白刃战的方式一决胜负的场景。从世界战争史来看，这是十分罕见的。

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日本国内资源匮乏，不适合大规模装备自动武器，包括冲锋枪、突击步枪等，节约弹药也是重要考量（日军二战制造的冲锋枪和刺刀数量分别是2万多支和680万把）；日军把士兵个人的“精神力”作为战斗力的主体，强调进攻精神，认为唯有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甚至多次在日军的《步兵操典》中有所提及，如1909年修改的《步兵操典》中提及“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袭”；1932年的《步兵操典》强调“充溢的攻击精神可以凌驾于物质的威力之上”。

此外，日本多次国内外的战争经验表明，白刃战取得过战斗的局部优势。因此，白刃战致胜观点在当时的日军高层中大行其道。铳剑术（既日式刺刀拼杀技术）也作为日本陆军的主要战斗技术曾加以重点训练。

需要指出的是，日军在其他战场很少与美军、英军等打白刃战，只在中国战场采用这种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实乃藐视中国军人武器不行。

全面抗战初期（1937年）的中国，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更别提国防工业体系。全国范围内的武器装备也杂乱无章、不成体系。虽然国内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军阀从欧美国家进口了性能先进的冲锋枪、半自动手枪等，国民政府的军工厂也有部分仿制，但不论进口还是自制武器数量都无法满足抗战初期的消耗量，因而无法以绝对优势遏制白刃战的发生。

在当时的战场上，无论是身体素质、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日军皆占优。仅举一例，日军当时装备的三八式步枪，加上刺刀后的长度超过1.5米，居世界第一。所以，在抗战初期的白刃战中，一个日军士兵“单挑”三到五个中国士兵的场景时常出现。据相关资料记录，抗战期间牺牲在日军刺刀下级别最高的中国军官是国民党第79军军长王甲本中将，他在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被刺中腹部而壮烈殉国。

不过，凭借自己的智慧，中国军民在同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寻找提高白刃战的能力和方法。1933年，国民党29军大刀队在旅长赵登禹率领下突袭日军宿营地，他们首先利用手榴弹狂袭敌营造成大乱，随后挥舞大刀冲入，砍杀数百日寇。西北军大刀队由此一战成名，大刀也迅速成为中国军民杀敌利器的象征。

除了大刀，红缨枪在白刃战中也收得奇效，优点颇多：枪身前端有一束红樱，可以防止枪头刺中人体后血顺着枪杆流下以致枪身湿滑，无法握持发力；枪杆由白蜡树杆制成，韧度极佳；枪头为铁制枪头，易于打造；长度2米左右，比加装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有长度优势；相较于大刀大幅度挥舞，红缨枪更便于多人协同作战；人数上我方占优时与日军进行白刃战，更有利于发挥红缨枪特有的威力。在1939年长生口战斗中，八路军叶成焕第772团就利用红缨枪在白刃战中大破日军，“八路的长剑厉害。”一名受伤的日军俘虏后来心有余悸地供称。

必须承认，大刀和红缨枪等冷兵器的使用只是解决一时拼刺装备的短缺，面对日军的刺刀局限仍然明显。随着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国际援助开始进入中国，国民政府的兵工厂也进入到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军事装备。有史料记载的国民党正规军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刀进行的白刃战发生于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保卫战，此后军中不再装备大刀之类的冷兵器。而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因大量缴获拼刺护具和刺刀，为开展拼刺训练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部队的拼刺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进入抗战后期，日军高层所笃信的“白刃战致胜”观念仍然顽固，但新补充的新兵却因缺乏足够的训练而致拼刺技术明显下滑。现实的情况是，日军士兵端着三八式步枪和30式刺刀，面对手持英制“斯登”冲锋枪和美制“汤姆森”冲锋枪的国军士兵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发动白刃战的机会。而在面对拼刺装备和拼刺技术极大改善的人民军队时，也失去了抗战初期的优势。

1944年8月中旬，八路军鲁中军区某部在与日军在沂水城西北的葛庄抢占附近无名高地的战斗中，日军第5中队与我军1团1营1连在河滩上展开白刃战。据当时参战指战员回忆，“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勇猛地刺向敌人，只一个对刺，前排的鬼子就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