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国精英教育在堕落

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和精英教育诸劣势

万维刚的一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再度引发对美国大学精英教育的关注，文章认为美国藤校看似注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绵羊，最终奔向功利的目标，金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本文的大部分观点来自去年出版的《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德莱赛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一直在撰文揭示美国精英教育的劣势。

在更早的文章中，德莱赛维茨就讨论过精英教育对学生造成的不利影响：疏远人性、鼓吹虚假的自我价值、提供平庸和安全的诱惑、消磨欣赏孤独的能力。

德莱赛维茨认为，精英教育会让你无法和与你不同的人进行交流。精英大学常常夸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这种多元化几乎总是限于种族和民族的范畴。说到阶级，这些学校基本上越来越多地趋同化。

如果到美国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学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白人商贾名流和专业人士的子女和黑人、亚裔、拉丁裔商贾名流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一起学习和玩耍的温馨场景。同时，他们愿意为工农阶层代言，却无法与来自这些阶层的人进行简单交流。

精英教育还灌输了一种虚假的自我价值。名牌大学纵容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这些明确无误的信息贯穿于从大学入学教育到毕业的整个过程，体现在每个人的音调、头脑的倾斜、传统名校宣传、学生报纸的每篇文章、院长的每篇演说中。

大学也反映了成人世界的运行方式。对于精英，总有另一个宽限、不追究、赦免、恢复期等，总有众多的关系网、特别的薪金、乡村俱乐部、会议、年终奖、分红等。“有资格的平庸”实际上是政府的运行原则，也是公司化美国的运行原则，那些表现不佳的公司高管的丰厚薪水就是成人世界的A-分数。

精英教育的另一个劣势是它提供平庸的诱惑和安全的诱惑。这并不是说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决不会追求风险大或者利润少的职业，不过即使他们选了这些职业，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弃。根据万维刚的文章，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

精英教育在本质上是反智主义的。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美国大学里人文主义理想的增长，学生或许在具有强烈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遭遇过大问题。那样的教授在这个国家仍然还存在，但是学术专业化越来越可怕的关键时刻已经让他们成为名牌大学里的快要灭绝的物种。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评价完全靠学术成果的质量来衡量，花费在教学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

“灰色的拱门、呜咽的鸽子、欢快的游戏、传统习俗和竞赛，所有这些被巧妙地组织起来避免让人感到孤独”，德莱赛维茨认为伍尔夫的小说《海浪》也是对名牌大学校园生活的绝佳描述，包括从来不允许感到孤独的部分。具备反思和回顾的能力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独。当繁忙和社交占据了孤独的所有空间后，会发生什么呢？

欧洲一体化走得太远了吗？

欧盟在一些人眼里，成了类似于帝国主义计划的东西。炫耀大英帝国的人们曾经唱道：“你的疆土会越来越广，让你变得强大的上帝会让你变得更强大。”英国人或许还会唱“希望与荣耀之国”(Land of Hope and Glory)，但他们对于歌词已不再当真。欧盟扩张的远景也是如此。

近日，约翰•凯(John Kay)在《金融时报》撰文继续反思欧洲一体化的扩张是不是有意义的。

对于现代欧洲的缔造者来说，更广泛的同盟与更紧密的同盟同样重要。欧盟在希腊结束军事统治后仓促接受其加入欧盟，希望该国维持其脆弱的民主制度；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很快被准许加入。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只要有诚实程度说得过去的民主制度（有的连这个也没有），都获得了入盟许可。

创建法国和德国货币联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扩大了范围，降低了加入标准，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包括在内。加入欧盟的主要条件变成了愿意。

当然，21世纪的欧洲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帝国有着巨大差异：特别是，传统的帝国主义者不寻求被殖民者的同意，同时它们压制多数民主表达形式。然而，如今希腊可能不会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特别大。

因此问题是，与历史上很多帝国主义计划一样，欧洲一体化的地域界限是否超越了它能够合理维持的限度。欧盟如今面临的两个关系存亡的问题突显出这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外围经济体与欧元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除了1941-42年纳粹占领欧洲大部分领土的时候，西欧边界向东推进已达到历史最远。凯担忧，乌克兰危机考验的是如此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最终的军事支持的隐含承诺，在被要求兑现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持。波罗的海国家有合理理由对新盟友承诺的可靠性感到担忧。

在凯看来，希腊的核心问题是该国的政治制度不够成熟，无法实施有力的国家治理或经济管理，也无法以负责任的方式与西欧机构合作。希腊并非欧盟唯一一个可以适用这种批评的成员国。

凯警告，历史上的帝国通常都是因为过度扩张而灭亡，过度扩张会导致外围国家人口难以驾驭，接着导致扩张计划的合理性在本国内遭到质疑。如今，欧洲也可见这些征兆。

中东反映着帝国主义的终结

近日，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是时候让帝国主义回到中东了》，从帝国主义角度分析了中东的乱象。

卡普兰认为，在中东可以看到三个帝国主义的崩溃：

首先是奥斯曼帝国。中东乱局表明，该地区仍未找到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以后分崩离析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生活在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很少发生领土争端。他们当时都被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帝王所统治，这位帝王使他们免于彼此加害。该体系在1918年崩塌，从而释放出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恶魔，争端是关于由谁来控制哪块领土以及准确的边界在哪里。

第二是欧洲。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发生的内战、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后发生的内战以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共同终结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在黎凡特地区建立的边界。

第三是美国。奥巴马总统对这些事态采取明显的不插手策略，说明美国已经停止在组织并维护该地区稳定的事务中扮演强国角色。

没落下去并在身后留下乱局的不仅仅是帝国。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倒台，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倒台，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减损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小国，这些都终结了后殖民强人时代。

这些强人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遗留产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毕竟，那些独裁者是根据欧洲人建立起的边界进行统治的。由于那些帝国边界并不经常与种族或教派边界一致，因此那些独裁政权需要非宗教的身份认同来克服群体间的分歧。现在，所有这些强人统治都被无情地清除了。

在受到当前乱局影响的国家中，可以分辨出两类国家。

第一类国家是古老的文明聚集地。这些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就以各种形式作为国家存在，因此形成了超越种族和宗教教派的根深蒂固的世俗身份认同。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是这类国家中最显眼的。无论它们在“阿拉伯之春”的进程中经历过何种喧嚣与政权更迭，它们作为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从来就不成问题。

第二类中东国家更加不稳定。这些国家是以模糊的地理表述存在的，它们的身份认同要薄弱得多，事实上，许多国家的身份认同是被欧洲帝国主义者创造出来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是这类国家中最突出的几个。由于这些国家的身份认同感都很薄弱，因此必须要用令人窒息的独裁主义才能勉强维持它们的统一。

只有让人无法喘息的极权主义政权才能控制这些由模糊的地理表述建立的人造国家。极权主义是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在这些人造国家终结后所带来问题的唯一办法，极权主义的崩塌是造成当前中东乱局的根本原因。

在卡普兰看来，曾经在中东参战的是国家，现在参战的是亚国家。帝国主义带来了秩序，尽管它或许是一种倒退。现在的挑战与其说是建立民主，不如说是重建秩序。因为如果没有秩序，任何人都得不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