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开元:楚汉相争,项羽何以不敌刘邦

澎湃新闻记者 饶佳荣 采访

2015-08-30 09: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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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秦始皇和汉高祖其实仅相差三岁,属同一代人。从秦末之乱到汉武帝亲政,是战国和帝国相缠互斗的大转型时代,可称作后战国时代。秦亡汉兴之际,英雄辈出,演绎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但因史料不足,留下了一系列未解之谜。近些年来,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的李开元教授致力于“复活”这段历史,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秦崩》《楚亡》是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力图破解历史疑案。
李开元
澎湃新闻:劳幹先生说,在战国七雄中,楚国和其他六国不同,它曾长期独立在周天子之外。(《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版,第74页)楚国的这种独立性,跟后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李开元:我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相反,从所谓中原华夏正统的各国来看,秦是西戎,楚是南蛮,根据我最近的研究,秦楚之间有长达四百年,多达二十一代的联姻结盟关系。秦昭王以来,楚国外戚集团更长期掌控秦国政权,秦楚两国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远远超出我们固有的认识。正是因为有这种关系,楚怀王才会轻信进入秦国被拘留,昌平君才会活跃于秦楚两国政权的中枢,先作秦的丞相,后来反秦成为末代楚王。想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才会有“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遗憾的是,因为史料的欠缺和认识的限制,诸多断裂历史之间的缺环,我们至今尚不能连接,不少疑难悬案之间的关联,我们至今尚不能破解,只能留待将来。
澎湃新闻:那么,秦朝为什么会灭亡?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实行完全的郡县制,可能是一种急政,超越了当时的时代。这是秦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开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君主独裁和贵族共政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两千年中华帝国历史和制度的一个死结,始终没有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领袖个人和领导体制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点,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也始终没有明确地将这些问题提出来研讨,这种状况,反映了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局限,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秦始皇彻底地废除封建实行完全的郡县制,既是急政,也是致乱之政。这个政策,不但超越了时代,加剧了帝国内秦本土和六国旧地之间的紧张,而且破坏了秦国奉行多年行之有效的“亲贤并用”(亲族和贤人并用)的传统,将稳定国政的基本力量——秦国贵族驱逐出政治舞台,种下了内部崩溃的祸根。这个政策,李斯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是政策的提出者、鼓吹者和执行者,是毁灭秦帝国的祸首之一。
无视历史传统和地域差异,废除封建,破坏“亲贤并用”的政治传统,激进而强硬地推行全面郡县制,肯定是秦二世而亡的最重大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崩》中提供了两个观察点:一、秦末之乱的本质是战国复国,以六国复国为基本动力,以秦国秦人与六国六国人的对立为基本特点。二、在秦国政权内部,以李斯、赵高为代表的“贤人”主政破坏了内部的稳定,惨烈的内斗使秦国军民无法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在危机时刻团结一致,依据本土作长久而有效的防卫,结果是章邯所统领的秦军主力内外交困,投降联军导致秦二世而亡。
秦始皇陵兵马俑
澎湃新闻:秦亡之后,项羽分封,建立西楚霸王体制。但是面对强大的楚国,齐国田荣反叛,汉王刘邦进攻关中,成为两大忧患。而刘邦早就被视为争夺天下的最有力竞争者,为什么项羽不先对付西边的汉国?或者说,项羽为什么会觉得齐国比汉国的威胁更大?您说楚国先齐后汉、北攻西守的战略是稳妥的正确决策(《楚亡》第84页),有何根据?
李开元: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打开地图,从战略地理的角度看。西楚的首都在彭城(今徐州),离齐国非常近。从齐国的城阳郡边境(今山东临沂一带)到彭城,直线距离不过200多里。田荣攻占齐国以后,马上对彭城构成直接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田荣称齐王后,指使彭越主动对楚国展开了进攻。根据我的最新的研究,汉元年七月,彭越攻入楚国的东郡,一直打到距离彭城不过一百多里的萧县附近,田荣也亲自统领的齐军主力进入东郡城阳(今山东菏泽)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敌对的齐国势力已经成为楚国的心腹之患,首先解决齐国的问题,对楚国来说,既是被动的,也是迫在眉睫,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相对于此,汉国远在蜀汉地区,与楚国之间的直线距离在2000里以上,中间隔了三秦、韩国、殷国。刘邦的问题,对于项羽来说,是手足之患,是远忧,可以放在第二步解决,所以采取了依靠盟国层层加以堵截和防御的策略。
其次,田荣与项羽长期对立,首先起兵反楚,挑战楚国主导的天下秩序。在楚国看来,田荣有三个不可饶恕之处:一、攻灭了项羽所分封的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胶东王田市,私自称齐王,大乱齐国。二、攻占齐国后,支援陈余攻占了赵国地区,驱逐了项羽所分封的常山王张耳,迎回赵王赵歇,大乱天下。三、以彭越为先锋,以齐军主力为后援,率先攻入楚国,逼近首都彭城,直接威胁到楚国的安危。
在这种形势下,对楚国来说,田荣不但是宿敌(拒绝与项梁、项羽合作,不参加楚国主导的合纵攻秦),而且是眼下最危险的敌人,平定齐国,消灭田荣,不但是维持楚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安定天下的大事,也是解除外敌侵入楚国,威胁首都安全的大事。相对于此,刘邦反攻三秦,并未公开打出反楚的旗号,而是通过张良带信给项羽,声称刘邦只是想取得关中,按照怀王之约作秦王,没有更大的野心。也就是说,在楚国看来,此时的刘邦,从行动上看,没有直接威胁到楚国本土,从公开的言论上看,也没有直接挑战楚国。在这种形势下,楚国将解决刘邦的问题放在第二步,应当是正确的决策。
西楚霸王分封诸侯形势图(采自《秦崩》)
澎湃新闻:刘邦进入汉中建立汉王国后,为什么要废除自己熟悉的楚制,改用秦制?您说汉承秦制是刘邦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和制度保证(《楚亡》第36页),那么秦制在哪些方面比楚制强?毕竟,刘邦和项羽就是用楚制打败强大的秦国的啊。
李开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楚制的详情,至今是不清楚的。秦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随着占领地的扩大,一步一步地推行秦制,相当彻底,也比较清楚。秦的郡县制和军功爵制,是最有效的军事动员体制,是秦军战胜六国军,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先进制度。秦末之乱爆发时,秦帝国已经建立了十二年,各地起兵,都是在秦的郡县制体制下发生的,其军事组织和制度,已经脱离不开秦制。另一方面,各地起兵,纷纷打出六国的旗号,政治理念是推翻统一的秦帝国,回复六国并立的战国时代。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曾经总结过的矛盾现象,理念上想要回到战国,现实上绕不开秦帝国,于是出现了一个混合战国和秦帝国历史特点的新时代——后战国时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秦末之乱中,各地的武装集团,虽然在名义上打着六国的旗号,恢复了一些六国时期的制度名号,秦制所决定的基本框架,是脱离不了的。
以刘邦沛县起兵为例,是以秦制的一个完整的沛县政府组织为单位起兵的,相当于秦的一个大县军团。这个军团的主要成员,就是秦沛县的中下级官吏,比如萧何、曹参和刘邦,他们熟悉秦制,对于楚制比较生疏,因为不曾在楚制下出仕过。当然,为了响应张楚,他们用了楚国的旗号,将沛县的长官按照楚国的制度改称沛公,不过是秦制的身体戴了一顶楚制的帽子而已。项梁项羽起兵江东,是以秦制的一个完整的会稽郡政府组织为单位起兵的,相当于秦的一个郡军团。同刘邦集团一样,这个军团的基本成员,是按照秦制的动员体系就地征召的。当然,与刘邦军团不同的是,项梁非常熟悉楚国的制度,他在会稽整军备战的时间也比较长,项梁军团中楚制的成分应当更多,复兴楚国的意愿更强,但也不能完全回到战国时代。
我们在对早期刘邦集团的研究中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秦制和楚制混合在一起,不能作制度上的明确划分。统一为秦制,是在刘邦到汉中建立汉国以后,我们称之为汉中改制。改制的理由嘛,简单说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重申怀王之约的有效,依据怀王之约,刘邦应当据有旧秦国作秦王,这是刘邦反攻关中的法理依据。二是通过改制,向旧秦国地区的军民发出明确的信号,汉就是秦,外来的刘邦集团将与本土的秦人融为一体,共建新的国家。第三点嘛,汉中改制的主要推动者有两个人,一个是韩信,从军制上着手,这点我在《楚亡》中已经写了。另一个人是萧何,从法制上着手,将会放在《汉兴》中写。
萧何和韩信,是汉朝基本制度的奠基者。秦制,是当时最先进有效的制度,要想战胜项羽,必须结束制度上的混乱,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作适合新形势的改进,是萧何与韩信的共同认识。身处困境中的刘邦,完全接受了他们所建议的改制主张,由此奠定了刘邦战胜项羽,汉战胜楚的制度基础。
补充一句,战国时代,秦军战无不胜,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先进有效的制度。秦末之乱,六国地区的乱民都曾经是秦国的子民,他们所组成的叛军都是按照全民皆兵的秦制编成的军队。从而,相对于战国时代,秦军已经没有制度的优势。换句话说,统一的秦帝国,用自己的先进制度武装了旧六国,军训了六国旧民。从这种角度上看,秦末乱起,是此地的秦军对彼地的秦军的战斗,有地域、士气、战略、将略等种种差异,少了制度不同带来的巨大落差,这应当是秦军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的最主要原因。
垓下之战图(采自《楚亡》)
澎湃新闻: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韩信功劳极大,后来汉帝国的江山有三分之二是他打下来的。韩信原本可能与项羽、刘邦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最终却是汉王统一天下,除了韩信本人的原因外,还有什么因素造成这种结果?
李开元:这个问题,我放在《汉兴》中了,不便剧透过多。只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韩信军团的构成。韩信东征,部下两员大将,曹参是步兵将领,灌婴是骑兵将领,都是刘邦最信任的老部下,丰沛砀泗集团的核心成员。垓下之战,韩信亲自统领由齐国南下的三十万大军参战,其左军将领是孔聚,右军将领是陈贺,也都是砀泗楚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以上这些人,在刘邦集团中的资历都比韩信老,对于刘邦的忠诚高过对于韩信的服从。韩信想要与刘邦翻脸,这些人怕是不会跟从。曹参、灌婴、孔聚、陈贺这些人,都是我所说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核心成员,这个社会阶层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汉统一天下和稳定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政治上的举动,都必须考虑这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意愿和动向。
韩信反攻关中图(采自《楚亡》)
澎湃新闻:秦楚汉之际,有过从帝业到王业再到帝业的反复,刘邦先是封王,后来成就帝业。同样作为皇帝,刘邦和秦始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李开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秦始皇所建立的皇权是绝对专制皇权,刘邦所建立的皇权是相对有限皇权。这种不同的产生,在于两种皇权的来源不同。首先,秦的皇权是由世袭王权转化而来的,在转化过程中,彻底地否定了远古以来的贵族分权政治,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其次,秦的皇权,是由武力吞并其他王国的世袭王权而产生的,在消灭远古以来的列国并立的基础上,皇帝一人独占了天下的统治权。
与此相对,刘邦的皇权不起源于血缘世袭而起源于功德,即军功和恩德(公平分配既得利益)。这就决定了皇帝与军功受益阶层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其次,汉王国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出于各个诸侯王国的协力,刘邦即皇帝位,出于诸侯王们的推举,这就决定了汉朝与诸侯王国分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更大更深的历史背景,就是秦帝国崩溃以后,中国历史的断裂与转型的问题。秦帝国在战国复国运动中崩溃,历史向战国方向回转。但是,向战国方向回转的历史无法绕开秦帝国,于是出现了一个战国和帝国两个时代的历史特点混合同在的新时代——后战国时代。后战国时代,从秦末之乱到汉武帝亲政,大致持续了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
汉高祖刘邦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后战国时代有哪些特点?
李开元: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今年6月由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维也纳大学联合召开的“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做了题为《后战国时代的历史、思想与史学——秦帝国崩溃后的断裂与转型》的报告,将后战国时代的时代特点概括如下:一、天下局势:联合帝国。汉朝一强主持天下,与多个王国、众多侯国并立共存。二、 政治体制:家天下有限皇权,宫廷与官僚政府分权共治,汉朝与诸侯国划界分治,侯国自治。三、统治方式: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制与王国侯国制下之封建领主制混在,直接统治之人头原理与间接统治之封建原理并存。四、经济形态:a.与军功爵制配合的授田制,基于核心家族的小农经济。b.封建领主经济与家内奴隶。五、文化思想:黄老思想主导下的诸子复兴,百家融合。六、社会风尚:养士之风又来,游侠再盛。
因为感到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理论和实际的典型意义,我进而从历史理念上对后战国时代作了长时态的归纳:1.新贵族主义:功臣和亲族的分封世袭。2.分权主义:分散权力和注意权力的平衡,统一法制下的分权自治。3.保守主义:不扰民乱民,政府尽可能少干预民间事务,尽可能减少民众的负担。4.调和主义:不作思想管制,不高挂理念理想,在调和和模糊中留下百家共存的宽容的思想环境。
在传统的意义上解读这个时代,可以用“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来概括,在现代的意义上重新诠释这个时代,可能是中华帝国两千年王朝循环的历史中,唯一一次在体制上出现了新的转型之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新的转型的方向,就是脱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帝国体制,逐步走向统一法制下的分权政治体制。
澎湃新闻:《史记》中最精彩的三篇名文,“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和“项羽之死”,都是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传承写成。其中,鸿门宴的口述来源是樊哙。您说,“鸿门宴的真正英雄,不是项羽,不是刘邦,也不是张良、范增、项庄和项伯,而是樊哙。”(《秦崩》,第343页)口述者往往难以避免自我中心化,甚至可能把芝麻小事夸张放大(尤其在是缺乏其他口述来源比对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就相信樊哙的口述,并断定他才是“鸿门宴的真正英雄”?
李开元:鸿门宴的真正英雄是樊哙,是我少年时代读《史记》时的一种感觉。鸿门宴的篇章读完以后,留下了最深印象的人是樊哙,特别是他将生猪肩放在盾牌上“切而啖之”的场面,一直不能忘怀,有不可思议之感。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人吃生鱼、生马、甚至生牛,没有听说过有吃生猪肉的,加深了疑虑。后来读到顾颉刚先生的文章,提到荆轲刺秦王与御医夏无且的关系,注意到文章中写到荆轲被秦始皇用剑砍伤,身上一共有八处创口,岂不正是医生验伤结果的讲述?
由此找到阅读“荆轲刺秦王”的眼点——御医夏无且,顺藤摸瓜,解析出这篇千古名文的背后故事和编撰方法:1历史事件(荆轲刺秦王);2当事者(夏无且);3口述者(夏无且);4转述者(董生和公孙季功);5记录者(司马谈);6作品(《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邮票
解析出了《史记》的这个编撰方法以后,我将这个方法作为一种模式运用到同为千古名章的“鸿门宴”和“项羽之死”,一一排查文中的当事人,樊哙和杨喜是眼点的推想自然就出来了,当我找到到司马迁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有交往,杨喜的第五代孙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时,这个推想就基本成立了。于是从当事者樊哙这个眼点再次阅读鸿门宴,鸿门宴那种宛若戏剧的精彩,栩栩如生的人物,樊哙的英雄风貌,“切而啖之”吃生猪肉的不可思议的细节,就一一迎刃而解了。
当然,正因为这段记事的底本是樊哙的口述,难免有自我吹嘘,樊哙是鸿门宴真正英雄的印象,应当就是由此留下的。特别是他喝完酒吃完肉后那一长段说教,不像是一位没有文化的狗屠莽汉的临场表现,信用度就比较低了。
澎湃新闻:先秦和秦汉留存的史料不多,常常是片言只语,要“复活”那段历史,需要推测和想象。您在撰写《秦崩》《楚亡》等书时,希望“用合理的推测填补史书空白”,但所谓“合理的推测”,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已知历史的结果,反推历史的前因,往往只强调一种历史路径,而削弱甚至抹杀了当初其实存在的各种各能性?您是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
李开元:非常好的问题。使用一种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观,是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在这种时间观之下,历史学中的因果关系,本质上都是果因关系。从而,用已知的历史结果反推历史的前因,正是历史学方法的根底。这一点以前不很清楚,现在我们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用合理的推想填补史书的空白,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考证与侦探破案方法相通的认识论基础,就在这里。
“用合理的推测填补史书空白”这个提法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所作出的推测不是已经被证实的结论,而是可能被证实或者证伪的假说。也就是说,这种“合理的推测”,只是各种可能的推测当中的一种,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和目前所达到的认识水平而言,是较为合理的。我把这些材料和思路都告诉读者,请读者判断和选择,如果谁有更好的材料和思路,作出了更好的推测,我随时准备修改和放弃自己的意见。当然,在新的更合理的推测出现之前,我的推测就作为填补历史空白的合理推测暂时存在。连带总结一句话,就学术学问的心路而言,质疑是入门的起点,立说是登堂的台阶,证实和证伪是入室就坐,书写历史是赏心漫步于后花园。
澎湃新闻:在既有的推测当中,您对自己哪个历史推理最满意?为什么?
李开元:我最满意的推测是关于昌平君的,不仅是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我将同一内容的学术表述写成《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历史推理形式的表述写入《秦迷:重新认识秦始皇》,历史叙事的表述写入了《楚王:从项羽到韩信》中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昌平君的叙述推测和由此引发的理论思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学术传统之继承和发展的脉络。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和工作时,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和田余庆先生是坐镇中国史的三位导师,蒙恩承教,耳提面命,深刻地影响了我。
最先根据有限的史料作历史推测,将昌平君这个历史人物的后半生钩沉出来的是田余庆先生,我只是延伸了田先生的思路,找到一些新的史料,将昌平君的前半生钩沉出来,进而提出了秦的外戚这个问题而已。
历史考证与推理小说的思路一致,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是周一良先生最先提出来的,我只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深化,在有系统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推测和假说都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而已。
不但研究历史,也写历史,是邓广铭先生的治史特点,我只是尝试将断绝了的优良传统重新连接,奔走呼号为历史学收复失地而已。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秦汉史,秦楚汉之际,后战国时代,西楚霸王,亡秦必楚,楚汉相争,封建制,郡县制,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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