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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核爆70年:为什么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

雷蒙德·戴维斯 丹·温
2015-08-04 15: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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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是美国控诉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备忘录。作为该书作者同时也是二战亲历者的雷蒙德·戴维斯将军和丹·温法官,将二战中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段历史的原貌呈现给当今和后世之人,揭示美国为何决定投掷原子弹,为何美国对投掷原子弹“决不后悔”。本文选自《进攻日本》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澎湃使用。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原子弹的毁灭性是巨大的。在广岛与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的事实从来都没有被扭曲与隐瞒过。但是此时此刻,只有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何以使用原子弹,且知道使用原子弹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历史才不会视美国人为恶徒。

日本不断对在华战争、侵占亚洲、在亚洲的暴行、二战以及原子弹进行著述与宣传,似乎表明历史操纵在写作者手中。这使人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故事。在与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首相意见不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宣布:“历史会证明这位绝对让人尊敬的绅士在这件事上是错误的。”稍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我知道会这样,因为——这段历史将由我来写。”

迄今为止,日本正告诉世人这段历史是怎样的,因为至今,他们一直都在写历史。

每年的8月6日与8月9日,日本的领导阶层都会将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广岛和长崎那值得人们同情的一幕。他们让我们倾听那些幸存者与生还者对死去家人的黯然悲伤与深深泣诉;他们让我们看到明仁天皇富有象征性和同情心地去拜访为死去同胞所建的纪念碑。那时,明仁天皇会像一位演员那样,在全世界观众面前表达他的希望:“让世界加深对核武器的了解。”他祈祝:“为了死难者的安息与全世界的和平,愿这样的悲剧永远都不再发生。”演讲时,全然一副大智先知的模样。

而事实是,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太平洋岛屿进行的屠杀,以及在台北集中营、日本其他的集中营、“巴丹死亡行军”、珍珠港的偷袭和新加坡医院的屠杀,再考虑到如果进攻日本本土将会造成的约2000万军民的死亡,那么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之痛和所有这些痛苦与悲惨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明仁天皇能够像慰问广岛与长崎的死难者那样,来到中国,并祈祷:希望发生在中国的针对3000多万人的超级大屠杀永远不再发生,并保证不会再像对老鼠一样地对人体做生物实验,以准备让日本统治中国、统治东南亚、统治整个太平洋地区,直至统治全世界——那该有多好。如果日本不再继续给美国因为结束战争所采取的行动乱扣罪名的话——更何况日本是开战在先,这也将是一件好事;如果日本领导层能够具体承认其暴行和殖民统治,而不是轻描淡写,泛泛而谈,这也将对后代大有裨益。

日本的领导层尤其应该承认(也为后代留下文字记录)发生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骇人屠杀以及集中营里的暴行,记录下731部队的种种暴行——用人体做毒气、瘟疫及其他军用产品的实验;他们尤其应该承认“南京大屠杀”,并言之凿凿地正告全世界:希望这种惨剧永不重演。

美利坚合众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希望:世界永远不再使用原子弹,不再看到发生在珍珠港的事件与“巴丹死亡行军”;不再看到40%的战俘和被关到集中营中的人们被杀害;不再经历中国千百万同胞遭受奴役,其他弱小国家备受欺凌这样的惨剧;不再看到活人遭受肢解,或被注射瘟疫与细菌,以测试迈向死亡的时间表;不再有像日本的731部队那样的部队,把人的生命当作各种实验的样品,好像人类与害虫无异。我们希望所有这一切再也不会发生。

明仁天皇应该允许极少数的日本历史学家出版一些对日军侵略作出真实叙述的书籍。这些极少数的历史学家有足够的胆量与勇气,真实地描述了日军侵华及发生在中国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的那些可怕的、残忍的、骇人听闻的行为。日本天皇与领导层应该允许日本的历史学家及历史书反映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真实历史,而不是把珍珠港事件仅仅看作一件偶发或未发的事件。日本的天皇应该让日本的历史表明:偷袭珍珠港事件是日本犯下的错误。

雷蒙德·戴维斯将军(1915年1月13日—2003年9月3日)

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1938年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不久后即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少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贝里琉岛等地区的战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获勋章数最多的人之一。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日本官方对日军偷袭珍珠港,轰炸美国舰队,炸沉大部分美军舰艇和杀死数千美国人的行为加以认错。

日本天皇应该好好地读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希尔顿·哈里斯所写的有关731部队的《死亡工厂》。日本天皇也应该让日本的历史教授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出版他的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书籍。家永三郎一直被压抑和排斥,因为他试图揭露日军暴行,尤其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在无数中国人身上所进行的细菌生物实验。家永三郎的历史书籍受到日本文部省审查并被禁止出版,他甚至不能再发表任何东西。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出版这部真实而历经艰难的历史作品而努力。这一令人尊敬的人直到去世,都没能促使日本或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刊载任何史料,以叙述日军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暴行。

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行为,日本除含糊其辞、轻描淡写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发表过言论,说“巴丹死亡行军”的暴行是错误的。

签订投降协议之后,日本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力宣传几乎立刻把他们罪恶的战争史涂抹得干干净净。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再允许它继续下去,而让我们付出无辜受害的代价。

二战结束后,日本马上摆出一副俨然对原子弹、战争、世界和平拥有良知的样子来。然而,在他们开始议论世界上其他人的良心如何之前,他们必须首先在良心上深刻反省他们自己那残暴、空前绝后且可怕的军事历史。

有一句美国南方的老话说:挨了原子弹“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口头祈祷的善士”原文是“Make their mouths into a prayer book”。

(以上文字由雷蒙德·戴维斯与丹·温合著)

丹·温法官(1921年9月19日—)

曾任佐治亚州律师协会主席、州高等法院理事会主席以及州宪法修正委员会成员和世界司法协会荣誉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队,曾获“卓越飞行十字勋章”和“空军奖章”。

反对“反对原子弹”为什么是必要的

1945 年8月,美国使用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投降,从而结束了众所周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原子弹的投掷也成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杜鲁门总统的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的必要性、人道立场和智慧,长期以来已成了许多书籍、辩论、研讨和评述的主题。新闻媒体、学界人士和广大民众都纷纷介入其中,杜鲁门总统的立场是,投掷原子弹挽救了许多生命,这包括美国人和中国人,不错,甚而是日本人民的生命。因为没有比投弹更佳的选择了,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地面攻击带来的可怕的杀伤,从而救人无数。退役军人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真实的,然而,若是我们取信于那些不断曲解和摧毁真相的观点,正确的认知就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争得上风,而原本是平实和简单的真理也会产生动摇。

60多年来,在那个时代准备要担当进攻任务的军人们,都非常厌恶那些认为他们数百万人的生命可以牺牲的修正主义者,也彻底反对任何认为他们生命的价值低于广岛和长崎两市居民的生命价值的观点。

为此,本书要对以下这些简单的问题提供解答:

问:不投原子弹日本会立即投降吗?

答:全面的证明是,他们不会。

问:原子弹拯救的人数比它夺去的人数更多吗?

答:它让许多人死里逃生,其人数以百万计。

问:我们需要怀疑投弹的正确性吗?

答:我们毫不质疑,问心无愧。

在与日本最高统帅部之间的一个秘密通讯里,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 宣布要展开一个“ 宣传” 行动,要立即对原子弹的投掷加以毁谤。该通讯因受到拦截而暴露,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转移注意力,让世人忽视日军数十年来的种种暴行,其中包括他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无情地进行大规模屠杀,以及残暴地处置战俘等行为。

60多年来,每逢8月6日,日本的首脑人物都会广泛宣传他们对广岛的造访,并由日本天皇牵头,对原子弹的投掷大加指责,且以“野蛮”之词加诸美国。尽管有许多优秀的文章和书籍支持原子弹的投掷,而对广岛受难者的描述则持续不断,呼应日本立场、 认为原子弹不应投掷的说法好似乌云遮日,已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可悲的是,有些人还做了绝对令人难以接受的对比——将此和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相提并论。

由于美国一些持反对原子弹立场的理论者的参与,针对使用原子弹而反美的倾向又更进了一步。1996年,彼德·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主持了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一个播放战争纪录片的节目,其内容令观众感到不安,似乎他一面倒地同情日本人。在我进行调研时发现,有一本书的其作者( 利夫顿和米切尔) 认为原子弹的投掷“ 让美国的良心增加了重负” ,而且,面对广岛也让我们“ 神经紧张”,他们认为投弹一事“ 避开了理性的讨论”。对此,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十之八九的不了解实情的媒体报道都站在反核立场。然而,至今也没有对投弹问题进行一场像样的辩论。

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赞同原子弹的投掷。他们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陈述,认为在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导致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投下原子弹是正确的。很多人都说,美国以投弹方式结束战争是事出有因的。但反面宣传一直在进行,这种反面的论调后来达到巅峰。那时投弹飞机“ 埃诺拉·盖伊” 展览计划要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揭幕,用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场的结束。这一展览准备在美国首府的史密森尼博物馆进行,主要推动者是一些自以为政治立场正确的教授们(由马丁·哈威特[ Martin Harwit]牵头)——对投降的原因缺乏深入了解,他们持反核立场,但从未对投弹一事进行过合理的分析。

他们扭曲历史的一些低劣和错误的论述激起了许多人的抗议,抗议者重视历史的真相( 这包括我在内) ,因而说出了自己对此一事件的看法。此书也附带向他们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加尔·艾波维兹(Gar Alperovitz)、彼德·库兹尼克(Peter Kuznick)、凯·伯德( Kai Bird) 、哈威特、詹宁斯、利夫顿和米切尔等人。希望他们可以出面和我们在一个全国性的辩论节目里进行 “ 一场理性的讨论”。除此之外,理应公之于众的是,我们退役军人中的反感情绪正陆续提升……对这一反感最好的说明就正如此书原先的书名所言—— “对原子弹闭嘴!”

此书所陈述的事实应传达给全体美国公民和学生们,后者正在不同的高等院校里完成学业:投掷原子弹绝不降低美国的道德水准或人道立场。

保罗·蒂贝茨(广岛原子弹投掷者)

附注:

作为一名资深法官,写作此书的初版时,我当时仍在佐治亚州的高等法院任职。那时,我急于要陈述自己和二战退伍军人对原子弹的看法,且严厉地批评那些反对投弹的修正主义者。虽然该版本内的事实和数字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好好地加以备注或说明出处。

在这一版里,我相信,我已更正了那些失误。

初版时,读者们不知道我引用的许多资料是真实的。由于我引用了一些以往没有用过的庞大数字,而没有注明其出处,这让许多人怀疑这些数字未必真实。例如,书中说,自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 1945 年8月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人数是3000万。对日本本土岛屿的攻击战若启动,美国军人的伤亡人数将介乎100万到200万之间,再有,值得注意的是( 很少有人提及若入侵日本的另一杀伤数字) ,此书陈述说,日本军民的伤亡人数可能是2000万人之众。

本书内我将借重可信的作者、无可争辩的数据及合理的结论去说明这些数字一直都是引用得当的。

在本书里我列举了我认为是值得取信的历史学者,也提出了我认为是立场偏激而扭曲历史的一批人。这些修正主义者都是引用一些特殊而难以立足的数字而得其结论。例如,他们论说,一旦入侵日本本土的战争按照原定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发动,美军伤亡的人数将是2万,最多4.6万。本书的内容将会显示,以上数字若有任何依据可循,其结算时间应是原子弹投掷前许多个月,那时便不可能考虑到日本后来在九州快速增兵的行动。日军在九州驻扎的人数从1944年初的10万人骤增到1945年4月28日的22.8万人。到了1945年8月2日,该地驻军人数已接近60万。为进行该地保卫战,日本实际要派遣90万大军。

当这些自以为是、信息灵通的教授们用2万到4.6万人的数字去估算以后进攻九州和本州两地的美军伤亡人数时,有人对他们的评语是:“野猩猩推算都可以得到更准确的数字。”任何读者只要查阅九州的作战地图,看到美军进攻该地的人数和日军在当地增援后的兵力,再加上本书中谈及的日本“ 神风”队自杀式飞机可怕的攻击、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地下防御建筑等在硫磺岛造成过的伤亡情况,读者们就自然会知道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所提供的极少伤亡数字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加尔·艾波维兹是反原子弹人士里呼声最高和最为坚持的一员,他于1965年首次出版《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 一书,又于 1985 年再版发行,30年后他又写作了《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 Hiroshima,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在这些著作里,他坚持说,美军登陆九州是“ 最初步的登陆” ( 而事实上该岛有60万以上的日军驻守部队,他们将面对美军766700人的攻击)。而这一日本登陆日所运用的美军人数将达到盟军在欧洲诺曼底登陆人数(15万) 的五倍。

以后我在本书中将引用艾波维兹各书中的详细数字,其写法和我所提出的那些“ 缺乏可信度” 的作者们的写法是同一模式,显示出他们对与日作战,或对所有的战争都缺乏了解。同时,也赤祼祼地展现了他们对军人、美国和原子弹是持有明显偏见的。——丹·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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