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拍的“中国式教学”，是纪录片还是真人秀？

英国广播公司(BBC)于8月4日开播的一部“纪录片”引来广泛热议，这部名为《我们的孩子够强吗？》（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的“纪录片”邀请5名中国中学老师到英国汉普郡一所顶级中学，对该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

这部“纪录片”不仅激发起中英两国人民对中英教育的热烈讨论，也让小部分热爱纪录片的人有点儿纠结，它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个真人秀节目？

还有一部片子，和该片长得很像，那就是武汉电视台制片人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请投我一票》。《请投我一票》面对的是湖北武汉市常青第一小学的一个班级，小学生们尝试“美国民主制”班长竞选（据说是导演提议），3个候选人表演、辩论、拉票，由学生投票。竞选中，有互相挑毛病的辩论，有舆论造势，也有诋毁，还有“贿选”。该片未能在中国大陆上映，陈为军也因拍摄时“过度介入”遭到诟病。

和《我们的孩子够强吗？》一样，《请投我一票》在开拍前也与拍摄对象签了协议，片子问世后，有家长觉得孩子因在镜头前的表现被非议而自觉孩子内心遭到了伤害。同样的，《我们的孩子够强吗？》播出后，几位中国老师的表现也遭受了非议。记者发现，在《请投我一票》“发行公司”也是BBC。看来，对于此类选题，BBC一直有着敏锐的目光和极大的热情。

8月6日，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纪录片导演杜海滨、纪录片策展人王磊。对于究竟什么样的纪实作品才能称为是纪录片，他们也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先来啰嗦一下“纪录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首次在英语世界使用“纪录片”一词的是约翰·格里尔逊。1962年约翰把他的老师罗伯特·弗拉哈迪的那种不同于摄影棚制作出来的影片叫做“纪录片”（documentary）。

简单地说，格里尔逊当时的纪录片模式就是：“画面＋解说＋音乐”，1929年的纪录片《漂网渔船》令他一举成名，被后人称为纪录片之父。

所以，《火车来了》、《工厂大门》这些我们熟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电影也被定义为世界上最早的纪录片，如果按照当时的简单模式，不仅《我们的孩子够强吗？》一定是纪录片，包括以前在国内电视上广为流行的“电视散文”也可以叫做“纪录片”。

发展到现在，还有一种主流的说法是，把所有非剧情类的电视电影叫做非虚构类。在非虚构类别底下，有真人秀、纪录片，也有谈话类节目、新闻节目等等。但随着电视节目制作要求水准越来越高，类型界限也逐渐模糊，一方面，观众的视听体验越来越刺激；但另一方面，扎堆抄袭日益严重，也让期待更细分、更类型化的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纯粹。

“纪录片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能够独立成为作品的、称其为片的，就应该叫做纪录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说。

显然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对此不能够完全同意，他认为纪录片之所以不同于纪实类电视节目，首先应该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它播出平台是电视，制作初期也是为了电视观众服务，那它就是一个电视节目或栏目。”

吕新雨认为《我们的孩子够强吗？》“不完全等同于真人秀”。她说，作为中英教育的实验，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娱乐性的节目，不具备真人秀的类型化，只是借鉴了真人秀的形式，在所有的空间里都布置了摄像机。它是一个所有人同意参与的纪录片，确实和我们以往理解的纪录片有差异。

2015年是综艺年，各家电视台疯狂买进欧美、韩国IP，大量真人秀充斥荧屏。真人秀第一个字就是“真”，但几乎每一个制作单位都不会承认自己不通过设计节目就能够推出节目，因为它毕竟还是一场“秀”。“真人秀节目样式是固定的、内容可以随意变换，但这片子（《我们的孩子够强吗？》）是相反的，看上去像真人秀而已。”吕新雨解释说，“用这种形式把大家关心的中英教育问题呈现出来，带有实验性。真人秀可以不断复制，但这个片子不能反复复制，它的重点还是内容。”

被业内称为“孤独的传道人”的纪录片策展人王磊，自称“并没有太多理论支撑”，只想单纯从看片感受来说，“从怀斯曼那里来说，（拍摄者）不介入事实是‘纪录片’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像《华氏911》、《夏日纪事》这类纪录片却必须要介入，中国早些年的《北京风很大》也是这类拍摄方法。纪录片发展多年已然有很多流派，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去谈‘介不介入’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因为我们拍什么有选择，如何剪辑有选择，完全不介入也是不可能的。”

王磊认为，从宽泛意义上说，《我们的孩子够强吗？》有纪录片的要素，但从狭义理解，它只能算作一部行动作品，更多的是行为试验，形态依然是节目形态，“欧美范畴内，它更应该叫作真实节目，或者纪实节目。片子本身艺术性不大，更多的是社会性意义。自由散漫的英式教育和中式强制教育的对比，其实是观念的对比，这更像是心理学的行为实验，节目形态和《变形计》很像。”

同样认为该片和湖南卫视金牌栏目《变形计》大同小异的还有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它更像是《变形计》的变种，要通过选拔，这背后的运作机制是什么，真实目的又是什么，都会让人心里打一个问号。由它能够看到什么，这很难说。”

客观意义上来说，非虚构节目可以涵盖真人秀。而从纪录片的角度，《我们的孩子够强吗？》拍得如何？吕新雨认为，“从纪录片的角度，它拍得很到位，摄影机在所有该出现的地方都出现了，也有采访，进入一个空间有摄影机在前面等着，出门的时候也有摄影机在后边跟着。它的手法都是纪实性的，它不隐瞒自己是一个项目，只是说把这个项目记录下来。我们大可以反过来理解，它用真人秀的形态做了一个纪录片，就像很多电影都会拍一个幕后纪录片一样。但BBC一直很善于抓住热点话题，它如果用真人秀来介入反而效果没有那么好，因为会显得不那么严肃了。”

目前中国纪录片的划分一般都是按题材来分，历史的、自然的、人文的、科技的，但事实上所有纪录片都离不开“人”。这样的定义也没地方说理去，本意想拍成人文纪录片的陈晓卿，却被强行定义为大型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千百次地被提问“有什么好吃的”，他也无奈地千百次回应：“我们其实不是拍吃的！”

“国外有很多纪录片电影节，比如山地、环保、人权、水下……各类的电影节，都是个人作品的呈现。它是独立视角，不管是由公司投资还是基金资助，它都是作者文本。如果由集体创作，带着一个商业目的，都可以暂且归到电视节目去看，像Discovery或者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很好看，但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从来没有看到过Discovery的纪录片在纪录片电影节上出现过。”曾经往来于各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杜海滨强调说。

随后，他不忘补充一句，“BBC有些片子也不完全是电视节目，有些节目是作者做的，BBC购买然后播出，也算是纪录片。”

谈到”舌尖“，杜海滨说，它是带有纪录性的专题片，用了纪录片的手法做的节目。

关于什么是纪录片，记者找到较早前专访法国纪录片导演托马斯·巴勒梅斯时的两段对话供读者参考。他当时也谈到了何谓真正意义的纪录片，以及纪录片的意义在哪里。

澎湃新闻：中国编剧芦苇最近说，中国纪录片导演其实可以给剧情片导演当老师，你怎么看？

巴勒梅斯：我比较同意，如果排除电视台给作者的限制，排除那些宣传性的纪录片，真实的力量作为一个载体，它的幽默性、戏剧性是完全有可能超过剧情片的。但今天糟糕的是，因为电视台所谓的纪录片在污染我们的屏幕，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了。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看纪录片有一种倾向，大家对真实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可能5％的衣食无忧、内心强大的人才会有闲情逸致去看纪录片，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面对纪录片中的真实的。

澎湃新闻：你刚提到了真正意义的纪录片，能具体说说其中的差别吗？

巴勒梅斯：由于电视台的出现，纪录片的形式已经出现范本化，像历史类、新闻类纪录片，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有些影院放映的大制作纪录片并没有把纪录片的特质展现出来，真正的纪录片恰恰是无法事先运作的。

我们这个时代是图像爆炸的时代，通过媒体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这些都是在培养观众一种看广告的节奏，这是很悲观的，在今天，电影人怎样能够以一种“手工”的艺术形式来转变被媒体培养出来的快节奏的污染？这是我们的新命题。人如果一直处于大量图像以及大量负面信息的输入下，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实中真实的复杂性，他失去了耐心不愿意去探讨。对于孩子，没说几句话，他就走神了，这个快速化、简化的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用这种方式使一个人丧失思考能力的时候，接下来这些人的消费欲望就会大大加强。今天大型影视集团和大型工业集团都有着相当深的默契，当我们通过影视不断地制造快节奏单一化的产品的时候，你的空虚和空白用什么来填补？就是大量的消费。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内部逻辑关系是相当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