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怎么拍二战:德国反思,意大利卖萌,日本你懂的

腾讯娱乐 作者/雪盲 策划/猱困困

2015-08-13 12: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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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开篇先讲段子吸引读者注意力。
1939年,葛丽泰·嘉宝演了部电影叫做《尼诺契卡》,导演刘别谦,主角是一位来自苏联的女特使。她是一个冷冰冰、干巴巴的女人,坚信腐朽的资产阶级必将灭亡,但热情似火的法国男人和湿乎乎的含情脉脉,渐渐把她的冰冷干巴给融化了。被召回苏联后,她已经无法适应窘迫、压抑的社会主义生活,历经波折,她重新回到了资产阶级湿漉漉的怀抱。这部电影是嘉宝演绎事业的巅峰,获得了4项奥斯卡提名。
而在此之前的1936年,前苏联有部电影叫《马戏团》,情节与《尼诺契卡》如出一辙。讲述了一个美国舞蹈演员生了个黑皮肤小孩,在美国饱受种族主义的蹂躏。后来她到苏联演出,被苏联的自由美好、积极向上给彻底俘虏啦。她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小伙儿,历经波折,投入了社会主义干巴巴的怀抱。这部电影深受斯大林喜爱,当年也算家喻户晓。
从苏联奔向美国的《尼诺契卡》(左)与从美国奔向苏联的《马戏团》(右)
正当两个“超级大国”像小孩子一样往对方袖口抹鼻涕时,德苏忽然开战,美苏立马变成了盟友。在罗斯福的受益下,好莱坞接连拍摄了六部展现苏联人民对抗纳粹的、可歌可泣的电影(比如《莫斯科任务》《反攻浴血战》),斯大林的银幕形象,瞬间从冷血混蛋,变成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英雄。
转眼间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那几位给苏联点赞的美国导演;或者给美国泼脏水的苏联导演,要么被扣上“从事反美宣传”的帽子被调查;要么直接被斯大林将军“清洗”了。好在他们在影史上都小有名气,所有遭遇都被记录下来。他们分别是后来拍摄了《卡萨布兰卡》的迈克尔·柯蒂斯,拍摄过《西线无战事》的刘易斯·迈尔斯通,以及拍过《战舰波江金号》的阿莱克桑德夫。刘别谦死得早,不然肯定也跑不了。
这些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好莱坞从高潮到低谷、又重回黄金时代的几年,电影史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30年代末,好莱坞大制片厂作结构调整,引入了由投资人、职业经理人构成的现代管理模式。华尔街之狼来了,寡头们垄断了好莱坞,其的结果是电影走出萧条阴影,代价是电影正式成为精妙计算的商品。而一旦电影被经济束缚,就早晚会被政治束缚,因为它已经成了截取最大公约数的艺术——所有涉及大多数人的事情,就是政治本身。
将以上段子结合其时代背景来看,可知:
1、个人在时代面前是渺小的,但再渺小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便不主动依附,也会被裹挟其中。
2、电影是渺小的,但也是政治的。即便不被裹挟,也会主动依附。
3、二次大战对世界影响深远,对电影的影响同样不可估量。很多我们以为跟政治不沾边的电影,都是政治的反映,或者二战的反映。
盘点一下二战之后的反思电影,很有必要。其实所谓“盘点二战战败国家的反思电影”,反思是全人类的事儿,电影并不是非承担这个责任不可。但毫无疑问,三个曾经的轴心国在战败后,对二战的描述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他们的电影可一窥端倪。
德国:理智与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前,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德国电影,其工业规模足以与好莱坞分庭抗礼的。二战后德国百业待兴,德国电影也从“零点”起步,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而如何看待那段刚刚过去的黑历史;如何表现当前社会同历史的关系等,成为摆在众人面前的第一个尴尬问题。此时的德国电影人,尚仰仗政府的奖励与资助,许多导演不愿(或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所以这一时期的德国电影很少触及“第三帝国”题材,即便有,大多也把重心落在“战争好残酷啊,怕怕!”的泛人道主义抒情上。也有些鸡贼些的导演,则采取各种间接方式,如背景、回忆、梦境、画外音等,多少触及一下这个主题。
但正如大家对他们的一贯理解,理性、思辨、自省的德国人,很快就从这种刻意回避或者自怨自艾中解放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正是几十年间德国人对战争的不断反省,才给人们留下了理性思辨的印象。
五十年代后,德国经济与国力飞速增长,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右翼保守势力被削弱,舆论环境变得松动。1951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公开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并呼吁“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拉开了德国“忏悔文化”的序幕;又过20年,著名的“华沙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
《最后的桥》展现了德国士兵徒劳的抵抗
这二十年里,德国关于历史检讨、纳粹批判的文史哲作品不计其数,电影人也没闲着,越来越多的导演把镜头对准“第三帝国”。博哈特·维奇的《最后的桥》《最长的一天》;沃尔夫冈·施多德的《集市》《先生们的旅行》等,皆拍摄于这一时期。前者描绘了在二战末期德国士兵毫无意义的抵抗;后者展现了战争对孤独个体的破坏性影响。
《铁皮鼓》深刻揭示了曾被纳粹统治的德国的悲剧
真正高潮开始于德国新电影崛起。1979年,施隆多夫把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拍摄成电影,引起巨大反响。影片描写一个从三岁起决意不再长高的侏儒,在1924-1945年的所见所闻,以刁钻而细微的视角,检索了一个集权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而另一位新电影名导法斯宾德虽然很少触及战争本身,但其绝大多数影片都试图把二次大战和战后的德国联系起来。其最盛名的四部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劳拉》《维罗妮卡·福斯的欲望》《莉莉玛莲》皆属此类——你会发现,四部电影女主角的所有悲剧,都可以归结为,曾经被纳粹统治的这个国家的悲剧。
《白丝带》认真讨论法西斯起源
今天德国电影对战争的反思,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反战、希特勒是坏蛋等烂俗方式,他们既有宽度(连《暗流》这种弥漫着好莱坞气息的犯罪惊悚片,都要涉指“新纳粹主义”);也有深度(像《白丝带》那样,以一战前的德国乡村为模板,讨论法西斯的起源);还有从各种其他角度切入的,比如《过客》以今日德国人与纳粹受害者的关系展开故事;广大文艺青年津津乐道的《浪潮》,则记录了一场仅仅几天就完成洗脑到集权统治的社会学实验。
后者绝非危言耸听,近十年“新纳粹主义”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抬头,连蒙古、越南这种老少边穷的国家都有自称“雅利安后人”的激进组织;还有同性恋群体把卍字旗换成俩生殖器,为希特勒振臂高呼……可见战争的反思,永远不该有终点。
总而言之,反法西斯胜利的70年里,德国电影人从未停止检讨与追问,甚至是各种背景、角度、立场、观点、体位的检讨与追问。这种胸怀与理性,也得到了几乎全世界的尊重。顺便说句非题外话,德国大概也是唯一在电影里正面展现敌军的国家(比如《决战斯大林格勒》里亲民的苏联红军)。德国柏林的广场上,至今树立着形象庄严肃穆的苏联红军塑像。考虑到冷战背景,德国人的冷静还真不是盖的。
意大利:阿呆与阿瓜
前些年网络上有个帖子,很多人都看过,细数了二次大战期间意大利军队的各种糗事。比如北非一场战役中,意大利开炮两三分钟就摇白旗投降,事后英国人问其原因,意大利人理直气壮地回答:弹药箱没有撬棍打开……在整场关乎9000万伤亡的大战里,意大利的存在感非常低,就像是负责搞笑、调节气氛的——虽然这极可能是以偏概全的演绎。但作为“邪恶轴心国”之一,意大利付出的战争代价最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二战结束后,出于冷战布局的需要,美国推动“马歇尔振兴欧洲计划”,意大利又成为最大的受益国,由此拉开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地中海》似乎坐实了意大利人“搞笑”的存在
大概正是源于这样的窃喜,才有了加布里埃尔的《地中海》。电影讲的是几个意大利士兵被派到地中海小岛守卫“军事重地”,他们在此享受着蜜月搬的生活——踢球、绘画、读书、跳水、做马杀鸡、吃海鲜饭,直到有一天听说,战争结束啦!我们似乎很难把这部电影定性为“战争反思电影”,因为它从头到尾没有表现过战争之残酷,只有几个逃离了战争的军人的春梦(包括跟一头驴子)。可没人天生是杀戮机器,所有人希冀的不正是这种平静安稳的生活吗?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另类的反思呢。(反正意大利人啥事儿都能干出来……)1991年,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美丽人生》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人
对1970年代往后的意大利电影人来说,战争残酷也好、梦幻也好,终归是背景、是面条,非要加上点超越现实的浪漫才够pasta!——虽然“浪漫”是个中性词,也可能是极其残酷的。比如,在集中营里劫后余生的女人,爱上喜欢SM的纳粹长官(《午夜守门人》);或者受法西斯影响的小镇少年,爱上德军的情妇(《阿玛柯德》《西西里美丽传说》);以为集中营虐杀是个“奔跑吧坦克”类的游戏的孩子。总之意大利人眼中,饭祷爱最大(food·pray·love),远比战争、仇恨大得多。
当然意大利电影人也不是永远不正经,也曾拍摄过很多深刻、深沉、深入的战争反思片。比如战争喜剧《七美人》,就把小人物的“战争反思”刻画得深入骨髓。由此向前追溯,新现实主义的反战电影更是不胜枚举。那时候,意大利也是共产主义最活跃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多数相关电影都来自左翼导演阵营,比如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德意志零年》,贝托鲁奇的《随波逐流的人》等。另外,虽然很多人把帕索里尼的《索多玛的120天》当成重口味的代名词,但它另一个重要的标签其实是“对法西斯罪恶统治的揭露”。意大利人嘛,一般不太严肃,严肃起来不是人。
日本: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就像蛋炒饭一样,日本对待二战的看法最简单也最复杂。对德国、意大利这种信上帝的国家不同,东方的日本没有深入民族性的“末日审判意识”——忏悔对欧洲人来说是见上帝前的一种洗礼(比如华沙之跪);对东方人来说,忏悔就是认错,认错就是投降,投降就是屈服。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将侵华战争形容为给中国“添了麻烦”,引起周恩来的不满。而这四个字的定性看似随意,其实特别心机婊,据说是中日建交前,日方深思熟虑后想出的说辞。事实上,“侵略战争”在今天的日本都是敏感词,历届日本首相也很少公开用它称呼二战,否则很易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多用“殖民地统治”指代。
《人间的条件》最大限度展示日军侵华暴行
落实到电影上,我们同样(几乎)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反思电影”。小林正树在1960年代拍摄的《人间的条件》已算最大尺度展现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种种暴行”,也仅仅包括少量对华囚的非人道行为。男主角则顶着压力为囚犯谋求福祉,是为“人间的条件”,本质上还是人道主义电影。《盗日者》算是表达了深刻的反核主题,但观众更多看到的,恐怕是主创们对“像太阳一样强大”的原子弹之力量的无限崇拜,与恐惧。
有个背景不得不提,作为亚洲的“优等生”,日本最早推行了民主普选。但60年过去了,后进的韩国早已实现多次政权交叠;日本却只有1993年8月开始的不到十个月;以及2009年开始的三年这两次,且都是失败的。某种程度上,日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是高仿真民主国家,牢牢掌握其经济、政治命脉的,还是那些二战战犯的拥护者们——与德国情况恰恰相反,后者的国家当政者几乎全是反法西斯者。
《永远的0》致敬神风特攻队引起中国人的强烈不满
其实日本民间有大量反法西斯人士,怪不得日本电影人,在那里的舆论环境下,想“自由”拍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2014年日本有部《永远的0》票房极高,但它并非一部讲同性情爱的电影,而是一部跪舔日本神风特攻队,恬不知耻想“洗白”的电影。虽然这很令作为国人的我们气愤,但反过来想:若不跪舔,此类格局的大片在日本目前的工业环境将寸步难行,恐怕连投资都拿不到——嗯,安倍晋三看过《永远的0》说,非常感动。
《小小的家》聚焦战后日本国民的励精图治,充满正能量,是典型的“昭和电影”
日本当然也有反战电影,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诉说,“战争太八嘎,给大和国民添了麻烦”;或者“原子弹司锅意,战争狂人很可怕(泛指全世界战争狂魔)”。连参加过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黑泽明,都概莫能外。此类电影几乎一抓一把,比如市川昆的《缅甸的竖琴》,黑泽明的《活人的记录》《八个梦》,新藤兼人的《原爆之子》,原一男的《前进,神军!》,冈本喜八的《肉弹》,深作欣二的《飘舞的军旗下》,山田洋次的《小小的家》,熊井启的《望乡》……事实上,几乎所有日本的著名导演都拍摄过类似电影,其俨然成为“日本人道主义政治正确”的专属电影类型。另外一些,则取材二战前的日本,寄托一个民风古朴的美好时代;或聚焦战后日本国民的励精图治,充满正能量。它们统称为“昭和电影”。
1970年代是中国与日本的外交蜜月期,同时代日本有三部虽然故事、题材撞车,但每部很成功的电影,分别是《人证》《砂之器》与《饥饿海峡》。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个想要抹掉过去、重新开始的罪犯,且三个罪犯都被二战“添了麻烦”,有困苦的前史。主创们对他们给予的无限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日本的心声——私当年苦得很,为什么就不能斩断过去,重新做个好人呢?
我们:希望与荣耀
最后还得说几句题外话。
就像人们常说的,历史由胜利者所写。二战的功过是非,显然也无法用“盟国”与“轴心国”做简单的、泾渭分明的区分。二战初期手段比纳粹还凶残的苏联,贩卖武器又包庇战犯的美国,歌颂希特勒是伟人、迫害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好战又自食其果的波兰,帮助德国把犹太人送进焚尸炉的法国……连小小的宗教中心梵蒂冈,都不仅仅是事件的旁观者(秘密协助纳粹逃跑)。法西斯主义、战争、集权洗脑诚然都是这世界的毒瘤,是邪恶的,但邪恶的种子并不只生长在几个国家甚至几个人身上。
确实该反思,那就全世界一起来吧。
责任编辑:陈诗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二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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