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怎么拍二战：德国反思，意大利卖萌，日本你懂的

嗯，开篇先讲段子吸引读者注意力。

1939年，葛丽泰·嘉宝演了部电影叫做《尼诺契卡》，导演刘别谦，主角是一位来自苏联的女特使。她是一个冷冰冰、干巴巴的女人，坚信腐朽的资产阶级必将灭亡，但热情似火的法国男人和湿乎乎的含情脉脉，渐渐把她的冰冷干巴给融化了。被召回苏联后，她已经无法适应窘迫、压抑的社会主义生活，历经波折，她重新回到了资产阶级湿漉漉的怀抱。这部电影是嘉宝演绎事业的巅峰，获得了4项奥斯卡提名。

而在此之前的1936年，前苏联有部电影叫《马戏团》，情节与《尼诺契卡》如出一辙。讲述了一个美国舞蹈演员生了个黑皮肤小孩，在美国饱受种族主义的蹂躏。后来她到苏联演出，被苏联的自由美好、积极向上给彻底俘虏啦。她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小伙儿，历经波折，投入了社会主义干巴巴的怀抱。这部电影深受斯大林喜爱，当年也算家喻户晓。

正当两个“超级大国”像小孩子一样往对方袖口抹鼻涕时，德苏忽然开战，美苏立马变成了盟友。在罗斯福的受益下，好莱坞接连拍摄了六部展现苏联人民对抗纳粹的、可歌可泣的电影（比如《莫斯科任务》《反攻浴血战》），斯大林的银幕形象，瞬间从冷血混蛋，变成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英雄。

转眼间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那几位给苏联点赞的美国导演；或者给美国泼脏水的苏联导演，要么被扣上“从事反美宣传”的帽子被调查；要么直接被斯大林将军“清洗”了。好在他们在影史上都小有名气，所有遭遇都被记录下来。他们分别是后来拍摄了《卡萨布兰卡》的迈克尔·柯蒂斯，拍摄过《西线无战事》的刘易斯·迈尔斯通，以及拍过《战舰波江金号》的阿莱克桑德夫。刘别谦死得早，不然肯定也跑不了。

这些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好莱坞从高潮到低谷、又重回黄金时代的几年，电影史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30年代末，好莱坞大制片厂作结构调整，引入了由投资人、职业经理人构成的现代管理模式。华尔街之狼来了，寡头们垄断了好莱坞，其的结果是电影走出萧条阴影，代价是电影正式成为精妙计算的商品。而一旦电影被经济束缚，就早晚会被政治束缚，因为它已经成了截取最大公约数的艺术——所有涉及大多数人的事情，就是政治本身。

将以上段子结合其时代背景来看，可知：

1、个人在时代面前是渺小的，但再渺小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便不主动依附，也会被裹挟其中。

2、电影是渺小的，但也是政治的。即便不被裹挟，也会主动依附。

3、二次大战对世界影响深远，对电影的影响同样不可估量。很多我们以为跟政治不沾边的电影，都是政治的反映，或者二战的反映。

盘点一下二战之后的反思电影，很有必要。其实所谓“盘点二战战败国家的反思电影”，反思是全人类的事儿，电影并不是非承担这个责任不可。但毫无疑问，三个曾经的轴心国在战败后，对二战的描述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他们的电影可一窥端倪。

德国：理智与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前，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德国电影，其工业规模足以与好莱坞分庭抗礼的。二战后德国百业待兴，德国电影也从“零点”起步，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而如何看待那段刚刚过去的黑历史；如何表现当前社会同历史的关系等，成为摆在众人面前的第一个尴尬问题。此时的德国电影人，尚仰仗政府的奖励与资助，许多导演不愿（或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所以这一时期的德国电影很少触及“第三帝国”题材，即便有，大多也把重心落在“战争好残酷啊，怕怕！”的泛人道主义抒情上。也有些鸡贼些的导演，则采取各种间接方式，如背景、回忆、梦境、画外音等，多少触及一下这个主题。

但正如大家对他们的一贯理解，理性、思辨、自省的德国人，很快就从这种刻意回避或者自怨自艾中解放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正是几十年间德国人对战争的不断反省，才给人们留下了理性思辨的印象。

五十年代后，德国经济与国力飞速增长，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右翼保守势力被削弱，舆论环境变得松动。1951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公开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并呼吁“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拉开了德国“忏悔文化”的序幕；又过20年，著名的“华沙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

这二十年里，德国关于历史检讨、纳粹批判的文史哲作品不计其数，电影人也没闲着，越来越多的导演把镜头对准“第三帝国”。博哈特·维奇的《最后的桥》《最长的一天》；沃尔夫冈·施多德的《集市》《先生们的旅行》等，皆拍摄于这一时期。前者描绘了在二战末期德国士兵毫无意义的抵抗；后者展现了战争对孤独个体的破坏性影响。

真正高潮开始于德国新电影崛起。1979年，施隆多夫把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拍摄成电影，引起巨大反响。影片描写一个从三岁起决意不再长高的侏儒，在1924-1945年的所见所闻，以刁钻而细微的视角，检索了一个集权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而另一位新电影名导法斯宾德虽然很少触及战争本身，但其绝大多数影片都试图把二次大战和战后的德国联系起来。其最盛名的四部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劳拉》《维罗妮卡·福斯的欲望》《莉莉玛莲》皆属此类——你会发现，四部电影女主角的所有悲剧，都可以归结为，曾经被纳粹统治的这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德国电影对战争的反思，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反战、希特勒是坏蛋等烂俗方式，他们既有宽度（连《暗流》这种弥漫着好莱坞气息的犯罪惊悚片，都要涉指“新纳粹主义”）；也有深度（像《白丝带》那样，以一战前的德国乡村为模板，讨论法西斯的起源）；还有从各种其他角度切入的，比如《过客》以今日德国人与纳粹受害者的关系展开故事；广大文艺青年津津乐道的《浪潮》，则记录了一场仅仅几天就完成洗脑到集权统治的社会学实验。

后者绝非危言耸听，近十年“新纳粹主义”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抬头，连蒙古、越南这种老少边穷的国家都有自称“雅利安后人”的激进组织；还有同性恋群体把卍字旗换成俩生殖器，为希特勒振臂高呼……可见战争的反思，永远不该有终点。

总而言之，反法西斯胜利的70年里，德国电影人从未停止检讨与追问，甚至是各种背景、角度、立场、观点、体位的检讨与追问。这种胸怀与理性，也得到了几乎全世界的尊重。顺便说句非题外话，德国大概也是唯一在电影里正面展现敌军的国家（比如《决战斯大林格勒》里亲民的苏联红军）。德国柏林的广场上，至今树立着形象庄严肃穆的苏联红军塑像。考虑到冷战背景，德国人的冷静还真不是盖的。

意大利：阿呆与阿瓜

前些年网络上有个帖子，很多人都看过，细数了二次大战期间意大利军队的各种糗事。比如北非一场战役中，意大利开炮两三分钟就摇白旗投降，事后英国人问其原因，意大利人理直气壮地回答：弹药箱没有撬棍打开……在整场关乎9000万伤亡的大战里，意大利的存在感非常低，就像是负责搞笑、调节气氛的——虽然这极可能是以偏概全的演绎。但作为“邪恶轴心国”之一，意大利付出的战争代价最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二战结束后，出于冷战布局的需要，美国推动“马歇尔振兴欧洲计划”，意大利又成为最大的受益国，由此拉开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大概正是源于这样的窃喜，才有了加布里埃尔的《地中海》。电影讲的是几个意大利士兵被派到地中海小岛守卫“军事重地”，他们在此享受着蜜月搬的生活——踢球、绘画、读书、跳水、做马杀鸡、吃海鲜饭，直到有一天听说，战争结束啦！我们似乎很难把这部电影定性为“战争反思电影”，因为它从头到尾没有表现过战争之残酷，只有几个逃离了战争的军人的春梦（包括跟一头驴子）。可没人天生是杀戮机器，所有人希冀的不正是这种平静安稳的生活吗？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另类的反思呢。（反正意大利人啥事儿都能干出来……）1991年，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对1970年代往后的意大利电影人来说，战争残酷也好、梦幻也好，终归是背景、是面条，非要加上点超越现实的浪漫才够pasta！——虽然“浪漫”是个中性词，也可能是极其残酷的。比如，在集中营里劫后余生的女人，爱上喜欢SM的纳粹长官（《午夜守门人》）；或者受法西斯影响的小镇少年，爱上德军的情妇（《阿玛柯德》《西西里美丽传说》）；以为集中营虐杀是个“奔跑吧坦克”类的游戏的孩子。总之意大利人眼中，饭祷爱最大（food·pray·love），远比战争、仇恨大得多。

当然意大利电影人也不是永远不正经，也曾拍摄过很多深刻、深沉、深入的战争反思片。比如战争喜剧《七美人》，就把小人物的“战争反思”刻画得深入骨髓。由此向前追溯，新现实主义的反战电影更是不胜枚举。那时候，意大利也是共产主义最活跃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多数相关电影都来自左翼导演阵营，比如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德意志零年》，贝托鲁奇的《随波逐流的人》等。另外，虽然很多人把帕索里尼的《索多玛的120天》当成重口味的代名词，但它另一个重要的标签其实是“对法西斯罪恶统治的揭露”。意大利人嘛，一般不太严肃，严肃起来不是人。

日本：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就像蛋炒饭一样，日本对待二战的看法最简单也最复杂。对德国、意大利这种信上帝的国家不同，东方的日本没有深入民族性的“末日审判意识”——忏悔对欧洲人来说是见上帝前的一种洗礼（比如华沙之跪）；对东方人来说，忏悔就是认错，认错就是投降，投降就是屈服。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将侵华战争形容为给中国“添了麻烦”，引起周恩来的不满。而这四个字的定性看似随意，其实特别心机婊，据说是中日建交前，日方深思熟虑后想出的说辞。事实上，“侵略战争”在今天的日本都是敏感词，历届日本首相也很少公开用它称呼二战，否则很易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多用“殖民地统治”指代。

落实到电影上，我们同样（几乎）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反思电影”。小林正树在1960年代拍摄的《人间的条件》已算最大尺度展现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种种暴行”，也仅仅包括少量对华囚的非人道行为。男主角则顶着压力为囚犯谋求福祉，是为“人间的条件”，本质上还是人道主义电影。《盗日者》算是表达了深刻的反核主题，但观众更多看到的，恐怕是主创们对“像太阳一样强大”的原子弹之力量的无限崇拜，与恐惧。

有个背景不得不提，作为亚洲的“优等生”，日本最早推行了民主普选。但60年过去了，后进的韩国早已实现多次政权交叠；日本却只有1993年8月开始的不到十个月；以及2009年开始的三年这两次，且都是失败的。某种程度上，日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是高仿真民主国家，牢牢掌握其经济、政治命脉的，还是那些二战战犯的拥护者们——与德国情况恰恰相反，后者的国家当政者几乎全是反法西斯者。

其实日本民间有大量反法西斯人士，怪不得日本电影人，在那里的舆论环境下，想“自由”拍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2014年日本有部《永远的0》票房极高，但它并非一部讲同性情爱的电影，而是一部跪舔日本神风特攻队，恬不知耻想“洗白”的电影。虽然这很令作为国人的我们气愤，但反过来想：若不跪舔，此类格局的大片在日本目前的工业环境将寸步难行，恐怕连投资都拿不到——嗯，安倍晋三看过《永远的0》说，非常感动。

日本当然也有反战电影，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诉说，“战争太八嘎，给大和国民添了麻烦”；或者“原子弹司锅意，战争狂人很可怕（泛指全世界战争狂魔）”。连参加过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黑泽明，都概莫能外。此类电影几乎一抓一把，比如市川昆的《缅甸的竖琴》，黑泽明的《活人的记录》《八个梦》，新藤兼人的《原爆之子》，原一男的《前进，神军！》，冈本喜八的《肉弹》，深作欣二的《飘舞的军旗下》，山田洋次的《小小的家》，熊井启的《望乡》……事实上，几乎所有日本的著名导演都拍摄过类似电影，其俨然成为“日本人道主义政治正确”的专属电影类型。另外一些，则取材二战前的日本，寄托一个民风古朴的美好时代；或聚焦战后日本国民的励精图治，充满正能量。它们统称为“昭和电影”。

1970年代是中国与日本的外交蜜月期，同时代日本有三部虽然故事、题材撞车，但每部很成功的电影，分别是《人证》《砂之器》与《饥饿海峡》。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个想要抹掉过去、重新开始的罪犯，且三个罪犯都被二战“添了麻烦”，有困苦的前史。主创们对他们给予的无限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日本的心声——私当年苦得很，为什么就不能斩断过去，重新做个好人呢？

我们：希望与荣耀

最后还得说几句题外话。

就像人们常说的，历史由胜利者所写。二战的功过是非，显然也无法用“盟国”与“轴心国”做简单的、泾渭分明的区分。二战初期手段比纳粹还凶残的苏联，贩卖武器又包庇战犯的美国，歌颂希特勒是伟人、迫害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好战又自食其果的波兰，帮助德国把犹太人送进焚尸炉的法国……连小小的宗教中心梵蒂冈，都不仅仅是事件的旁观者（秘密协助纳粹逃跑）。法西斯主义、战争、集权洗脑诚然都是这世界的毒瘤，是邪恶的，但邪恶的种子并不只生长在几个国家甚至几个人身上。

确实该反思，那就全世界一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