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胡适兄弟如何分家

王振忠

2015-08-08 09:27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胡氏是徽州的大姓,尤其是在绩溪,当地18万人口中,大概每七个人中就至少有一个姓胡的。自古迄今,胡姓人才辈出,仅以明代以来为例,著名的如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清代“礼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华老字号“胡开文”墨庄之经营者,现代文坛巨匠胡适,复旦大学语言学家胡裕树,华东师范大学20多年前决然离世的文学才俊胡河清等,都是绩溪人。不过,这些人虽然都姓胡,但彼此并不同宗,有的虽然同宗,但却不同族。
据说,绩溪胡氏以境内的徽岭为界,有岭南、岭北之分,俗有“南胡”和“北胡”的说法。具体言之,依其迁入绩溪的先后,胡姓人群又分别有城北之“金紫胡”,大坑口的“龙川胡”,县治遵义坊的“遵义胡”以及“明经胡”等。这些在外人看起来颇为细微的差别,却时常引起误解。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撰写序文时,即曾张冠李戴,想当然地将他人先祖之胤脉移花接木,害得胡适数十年后仍不得不出面郑重声明予以澄清……
在绩溪诸胡中,有关“明经胡”的来历最具传奇色彩。根据族谱的记载:唐朝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威逼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迁都洛阳,御驾途中,何皇后分娩一子。此时,唐昭宗为篡位心切的朱温所弑。皇宫近侍胡三目击时艰,遂携襁褓中的皇儿潜回皖南,并易姓名为“胡昌翼”。此儿长大成人后,已是五代后唐时期,胡昌翼以明经科及第,此后便在徽州开枝散叶,子孙蕃昌,世族昭著,人称“明经胡”。“明经胡”亦有“李改胡”之俗称,意思是他们的祖先源自李唐皇室……这些,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民间传说。
对于此类“源远流长”的谱系,出自“明经胡”的胡适就颇不以为然,他在为其红颜知己曹诚英家族所编的旺川《显承堂族谱》撰序时就指出:“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胡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不过,据当地人考证,胡雪岩、“胡开文”和胡适等,皆同属于“明经胡”,他们既同姓又同宗。
十数年前,安徽有位文史学者写了一本考证胡雪岩、胡适等“明经胡”的著作,盛情邀约叶显恩先生和我为之分别撰写序文。那是我平生首度为他人著作佛头着粪,故而颇为慎重,也还花了一点功夫。对方如期收到序言后,似乎很是满意,除了多次致谢外,大概算是作为回报,他寄了一大信封的徽州文书资料送给我,其中就有胡雪岩在绩溪为族人出头打官司的诉讼案卷(抄本复印件),此外,还夹有一份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
分家阉书序
由母亲主持的分家

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稍有残破,内容也比较简单,其序文曰:
吾家祖遗旧产,仅基地一方、菜地一条而已。先夫仕宦十余年,清介自持,身后俸余,亦只数千金。其时稼儿虽已授室,秬、秠二儿年犹未冠,穈儿才五岁耳。余念家事之艰,诸儿之幼,不惮劬劳,悉心训督,迄于今日,已十五年,诸儿均已长成,各能自立,余心殊慰。自维对于先夫,亦可稍释其责,乃告诸儿,为作分析之计,俾各治其事,各安其居。综计先夫所遗,除历年日用婚娶所费,存囗囗囗囗囗经营商业所亏外,举内外所存田地、屋宇囗囗囗囗囗公亲代为主持配搭,立囗【元】、囗【亨】、利、贞四阄,盟于先夫之神前,拈阄执业,务求各极其平。其间应坐、应贴各款,或体先人之意,或尽为子之道,或推友爱之情。诸儿各顾大义,出自本心,深可嘉焉!至秠儿虽已继出,兹亦与派田产四分之一者,遵先夫之遗训也。外欠之款,归秬儿独任者,本其志愿也。夫兄弟如手足,友爱之情,初不因分合而有间。自分之后,愿诸儿相扶相助,亦如其未分之前,无少变异,是则余之厚望也夫!
宣统元年四月日立阄书人胡冯氏押
仝男 嗣稼 押
嗣秬 押
嗣麇 押
仝孙 思永 押
亲房 吉庭 押
嗣稷 押
嗣秫 押
胞弟 冯敦甫 押
凭公 钟宏 押
孝成 押
朗山 押
执笔 禹臣 押

从上文可见,分家阄书共一式四份。在阄书上押署者有分得家产的三个儿子:长子谱名排行为洪骏,乳名嗣稼;次子排行名洪骓,乳名嗣秬;四子排行名洪骍,乳名嗣穈(即胡适)。胡适的三哥排行名洪駓,乳名嗣秠,但他并未出现在分家阄书上(详后)。对于该份名单,稍微留心者便会发现,这家人谱名排行中的“骏”、“骓”、“駓”、“骍”都与骏马有关,而乳名则皆带有“禾”字偏旁。根据今人的研究,此类冠名寓意遥深,似乎昭示着胡氏先人的苦心擘画——安常便是福,守分过一生,他们殷切期盼子嗣在本地能守住祖业、辛勤耕种,在外埠营商求学则骏马奔腾、事业有成。
上述这份分家书的封面上题有“思永执”三字,可见当为胡适的侄子胡思永所保留。胡思永系胡适三哥胡洪駓(嗣秠)之子,生于1903年,此次分家时不过7岁。后来,胡思永于1919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因肺痨病及失恋之刺激,年仅21岁就含愤去世。他与绩溪人汪静之一样,皆属“五四”新诗人,其遗诗后由好友、同乡程仰之辑录,共成103首,名为《胡思永的遗诗》,于1924年由绩溪人汪孟邹在上海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关于该书,胡适曾为之作序,并声称:“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在传统中国的分家习俗中,诸子均分是各地民间分家的基本原则,徽州自不例外。订立分家文书时,通常是邀请众人(如族中亲戚等)作证,按照参与分家子孙的多少,将产业平均分成数份,每份标明字号——如孝、悌二阄,天、地、人三阄,元、亨、利、贞四阄,仁、义、礼、智、信五阄,礼、乐、射、御、书、数六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阄等。届时,还要在祖先灵前燃香发誓,让诸子以拈阄的方式,决定自己所应分得的那份家产。也正因为如此,分家书通常也被称作“阄书”。
在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一带,旧时有些夫妻婚后多年无子,为确保“香火”传承,就要到别人家收养一个继子。收养继子的顺序,首先是本家兄弟之子。若长房无子,二三房兄弟,哪怕只有一个儿子,也要将其过继给长房,以确保长房不致乏嗣。倘若兄弟皆无子嗣,则由近及远收养继子。据胡适之父胡传的《钝夫年谱》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心斋、理斋二叔祖及伯母汪氏,与珍兄之柩皆回里。钝夫以秠儿后珍兄,承继先伯考之祀”。钝夫即胡传(字铁花),而“秠儿”则系胡洪駓(乳名嗣秠),为胡适的三哥(亦即该册阄书的收执人胡思永之父),他于1880年过继给“珍伯父”为嗣。胡铁花兄弟五人,其中,铁花最为年长,所以“珍伯父”显然应是年长于铁花的族内从兄。
胡嗣秠被父亲过继给族伯父,据说因此而痛苦不堪。对此,胡适后来有感而发,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认为过继一事,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伤天理、最伤伦理、最岂有此理的风俗”。此文发表于1908年,比该份分家书还早一年。由于过继,胡嗣秠丧失了在家庭中平等继承家产的机会,而只能由他的儿子胡思永获得部分家产。故此,上述这册分家书当为“利字阄”,因“三房继出,思永得”。从“利字阄”的家产清单来看,其田产不过六分八(不到一亩),远低于其他三房,各类“大买田”之收入共计46秤。所以序文中说,因其已过继给胡适的“珍伯父”,故田产并未均分,只是由他的儿子来收入这区区46秤。
该册分家阄书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序中的“先夫”,也就是胡适的父亲胡传(1842—1895)。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出生于徽商世家,他本人也曾运茶前往上海经销。胡适出生后两个月,胡铁花就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担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为此,胡适和母亲也曾在台南居住过十个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灭。1895年,胡铁花将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次子嗣秬跟他留在台东。此后,《马关条约》签订,台湾绅民坚决反对割让,决意自主抗日,遂推举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1895年6月上旬,日军攻陷基隆,“台湾民主国”旋即解体,但抵抗日军的战斗仍然持续了数月之久。当时,总兵刘永福坚持抗日,并请胡铁花协助。此后,胡铁花因病重,致两腿不能行动,只得内渡,不幸于8月病故于福建厦门。从徽州文书形成的惯例来看,分家阄书序文通常会缕述家庭的创业历程,该册阄书虽然简单,但也提及:“先夫仕宦十余年,清介自持,身后俸余,亦只数千金。”对此,胡适在后来的《四十自述》中亦曾指出:“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与此恰可比照而观。
胡适之父胡传(铁花)画像
由于丈夫早逝,故而“立阄书人”为“胡冯氏”,亦即主持分家的长辈为胡适之母冯顺娣,这在徽州的分家书中,有时也被称为“主盟母”。揆诸实际,绩溪上庄一带的分家,财产搭配由父母做主,娘舅主事,另请中人撰写分单阄书。胡适的兄弟分家阄书就由舅父冯敦甫“主事”,而“中见”则是他的一些本家。其中,“主事”者冯敦甫,也是后来胡适与江冬秀成婚的介绍人;而“中见”中的胡朗山,后来也成为胡适婚礼的主婚人。这些,都见于《胡适未刊稿·归娶记》一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6月22日)。另外,在传统时代的徽州,私塾先生手头通常都有一些村落日用类书抄本,其中密密麻麻地抄录了各类的应用文活套,每当村民有所需要,就会去找他们代为书写。而胡适兄弟的这份分家阄书,就是由他的私塾老师胡观象(禹臣)执笔代书。
胡适名下的田产
在传统时代,分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宋人朱松曾写过一篇《戒杀子文》,其中提及:徽州婺源人一般都只生育两个儿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朱松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父亲,上述文字见其所著的《韦斋集》。此段描述说明,早在公元12世纪的南宋时期,分家时的财产纠葛,已深刻地影响到徽州人的家庭规模。
兄弟本是同气连枝,自竹马游嬉迄至骀背鹤发,彼此相与周旋常达数十年之久,但成人之后,有的却因分家时的财产纠葛而同室操戈,竟至不相往来。清人姚永朴在《旧闻随笔》中曾提及,著名学者俞正燮系徽州黟县人,其人嗜书如命。黟县有个孙姓富人,筑有“居敬堂”,藏书多达万卷,俞正燮只要返回故里,就常常前往那里读书。孙氏对读书人颇为尊重,不仅慷慨借阅,而且还免费为之提供饮食。有一天,俞正燮进城,见有衙役正在修葺一处新宅,装潢布置得相当华丽,俞氏便很好奇地问起何以如此大兴土木,对方回答说:“孙某富人,今兄弟析产,将讼于官,此吾辈获利时也!”听罢此言,俞正燮很是感慨,急忙赶回,将此事告知孙姓富商。于是,孙氏兄弟重归于好,分家亦得以和平落幕……此一故事反映出——分家析产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斗粟尺布,煮豆燃萁,稍有不慎,便会兄弟阋墙,引发诉讼纠纷。
关于徽州的分家惯习,晚近时期的民间文书中有不少描摹。譬如,抄本《通用杂字》就写道:“承分祖产,管业至今,拨单可据,品股均匀,拈阄为定,毋许争论,各遵规条,不可相侵。”上述的四言杂字,是在徽州民间流传颇广的一册启蒙读物。一般说来,浅显易晓的启蒙读物所载,往往是当地民众最为实用的通俗常言,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通常的惯例。在这方面,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则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阄书所见胡适分得的田产
胡适在家排行老四,乳名“嗣穈”,他所拈得的是“亨字阄”,在其名下的田产包括:
身字一百四十九号、一百五十一号,田税壹亩贰分,土名箬笠冲,大买起佃田拾肆秤,佃人汪茂生;盖字四伯【百】九十号、九十八号,田税柒分,土名粟里冲,大买起佃田拾秤,佃人先友;囗字四十九号,田税柒分,土名柯家百邱,大买原租田拾秤,实租柒秤,佃人柯细让;
……,田税叁亩肆分柒厘肆毫叁丝,土名西岭降,大买起佃田五亩零五升,佃人叶运恩;
……一伯【百】六十二号囗屋基地税捌厘肆毫,土名前村,现造前后通眷楼屋全堂,并屋前廊步三间,晒坦壹片,通共西边一半,屋后厨灶公用。
文昌会两股。

徽州的土地字号是以《千字文》为序加以编排,《千字文》中有“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之句,故此处的财产清单中有“身字”、“盖字”。从“亨字阄”来看,分在胡适名下的田产大约有十亩。就清代徽州的地权分配状况来看,当地农户一般耕地面积不到十亩,自有地如超过十亩,那就要雇用一些短工或长工,或者是出租一部分的土地。胡适出身于徽商世家,将土地出租给他人代为耕种是常态。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曾指出,“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地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扰,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监割”也就是地主临田监割,按当地通行的分成比例征租,叫做监分(亦即分成租)。佃户交纳分成租,通常较交纳定额租要宽松一些。另外,徽州的地权形态分成“大买”和“小买”(即田底和田皮),前者是土地所有权,后者是佃农耕作权或土地使用权。就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每秤大约是20斤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亨字阄的最后,还有“文昌会两股”,这与上庄一带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一节谈及自己“从拜神到无神”的经历,其中说道:“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一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文昌会”是徽州绩溪一带常见的会社组织,迄今,在绩溪县委党校内还有清代金紫胡氏宗祠附属的文昌阁,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在上庄附近的旺川村,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一册日记记载,村中的文昌阁悬钟重一千余斤,花费的白银多达31两6钱。当时,村民还在老屋立文昌会,共有24人参与祭灯和修屋,每人出银1两。及至11月,迎文昌神登座。次年2月,又立文昌会,参与者共计30人,每人出银5钱。该段出自《应星日记》的记载,反映了当地文昌会的组织方式。举行文昌会的时间一般是在二月初三,参加者多达数十人,每人出银5钱,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一股”。文昌会通常置有田产,并将其田产招租生息。各人所持有的文昌会股份,是参与会期的祭祀及分胙的一种权力,对于家庭而言则是一种财产,可以世代继承,当然也可以转让、买卖。
绩溪文昌阁
“绩溪上庄胡氏”
上个世纪50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做过16次口述回忆。20年后,当年协助胡适完成此项口述的唐德刚教授将之译成中文,取名为《胡适口述自传》。其中的第一章为《故乡和家庭》,对“徽州人”和“绩溪上庄胡氏”家族作了简单的描摹: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余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以绩溪上庄为例,太平天国以后,胡氏一族在家的老幼男女大约是800余人,而“阖族为工商于外者”则多达400余人。胡适出自茶商世家,早在清嘉庆年间,他的高祖就在浦东川沙开设了茶叶店,店号“万和”,及至其祖父时,胡万和老店大大发展,在上海开了茶叶分店,在汉口开设徽馆(徽菜馆或徽面馆)。其中,以胡万和最为重要,该店经营有方,财源茂盛。胡适14岁离开绩溪前往上海读书,学杂费用均由川沙店支付。
川沙原为浦东滨海的僻野荒陬,清嘉庆十年(1805年)奏准设立抚民厅,及至清末的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有鉴于此,据说当地曾流传着一句“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俗谚。对此,胡适回忆说: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圆)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据《钝夫年谱》记载,父亲胡奎熙精于商贾榷算,“十余年间,竭力经理,外偿积欠,内给一家衣食婚娶之费,复扩而充之”。这十余年间,正逢战乱,胡奎熙在艰难竭蹶之中不断创业,先后扩充店业六处,最盛时有四处茶铺同时经营。不过,因兵燹战乱,这些茶铺旋开旋歇,最短的存在时间仅止四年。及至1873年胡奎熙去世时,只剩下上海、川沙的两处店铺。1880年,胡铁花与其叔祖分家,川沙一处店业归铁花一脉所有。
此外,上揭的分家阄书序文中还提及:“外欠之款,归秬儿独任者。”胡适的大哥从小就是颟顸无能的败家子,吸食鸦片烟、赌博,钱一到手即刻挥霍殆尽,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帮债主前来讨债,所以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阄书中的“嗣秬”,也就是胡绍之(1871—1929),为胡适同父异母的二哥,此人是胡适三个哥哥中最能干的一个,曾随父亲前往台湾任职,1895年胡铁花病故后,胡绍之扶柩返乡安葬。他17岁起就主持家业,统揽生意和家政,往来于上海、汉口之间,颇为辛劳。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才干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正是得到友人的支持,胡绍之与他人合伙,经营瑞兴泰茶叶店,以及汉口的茶店、酒楼、公义油坊等。这些,均由其一手经营。直到1915年,绍之在给胡适的家信中才提及:“七代之店(川店),何忍及吾身而闭歇”,不过,当时的胡绍之已无意营商,家业因用人不善、疏于管理而江河日下……
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制作的这册分家阄书中,并没有提及胡家的店铺资产。这一点,应与徽商的经营文化密切相关。胡适与徽墨名店“胡开文”之经营者同属于“明经胡”,也同样出自绩溪上庄村。1949年以前,胡适与家乡的银钱汇兑,常常是以芜湖的“胡开文”墨庄为中介。无独有偶,胡开文墨庄的阄书亦保留迄今。从阄书上看,“胡开文”就规定“分家不分店”,具体的做法是——每个儿子的利益,都以股份的方式在店铺中体现。也就是将店铺的资产分成数股,在儿孙中挑选一个人经营,其他人则以股份的方式每年参与分红,这就是“分家不分店”。这样,既能很好地保证经营规模之不断扩大,又不致因分家而造成商业竞争力的丧失。此种“分家不分店”的做法,在传统时代的徽州极为普遍。想来,胡适家的情况亦与此颇相类似。
父亲遗嘱要求胡适“努力读书上进”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川沙(今属浦东新区)。据说,童年时代,胡适最喜欢背诵的一首诗是:“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现在,这首诗被镌刻在上庄胡铁花的墓园内。人心的曲折隐微,世事的复杂多变,生活在大家庭中的胡适,大概对此是感同身受。
胡铁花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续弦生了三男四女后也过世了。此后,胡铁花再取一位农夫兼裁缝的长女,此即胡适之母冯顺娣。冯顺娣17岁嫁与胡铁花做填房,两年后生了胡适。又过了四年,胡传去世,冯顺娣23岁就守寡,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之“晚娘”。她所面对的,当然不是子媳承欢、孙曾绕膝的局面。当时,胡适的大姐较冯顺娣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孪生的二哥、三哥仅比她小四岁。故此,她虽是名义上的一家之主,但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媳妇,对她却并不买账。特别是两位不明事理的儿媳,妯娌间常为一些鸡毛蒜皮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占不了上风时,她们便会将气撒到婆婆身上,甚而会以尖刻的语气指桑骂槐。每当此时,冯顺娣只能忍气吞声,尽量避免冲突,实在忍无可忍时,便悄悄地前往邻家去闲聊一会,或者一个人独自卧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
胡适之母冯顺娣
铁花先生的早逝,让冯顺娣这位倔强的女人将全部的希望都集中在亲生独子身上。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写道: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都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向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
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
在徽州,“遗嘱”也作“嘱书”,是对分家的简单交代。虽然这五份遗嘱没有保存下来,但在《胡传日记》中,还保存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2日)写给二哥嗣秬的一份遗嘱(亦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其中对于自己一生的经历有简单的描述。从徽州分家书的惯例来看,如果主持分家的是他本人,类似的自叙生平通常会置于阄书序言的第一部分,主盟者藉此以彰显祖德昭示来兹。
胡铁花病逝时,胡适仅三岁多,但严父生前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授,咿哑学语的他已认得800多个汉字了,故而铁花先生认为孺子“天资聪明”,应当“努力读书上进”。1895年5月,胡铁花在临终前两个月,给妻儿留下遗嘱,说“穈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并要求胡适“努力读书上进”。后来,胡适曾追忆:“先母督责至严,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言‘我一生只知道有此一个完全的人,汝将来做人总要学尔老子。’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当时,在绩溪上庄村西头有一座两层两进的普通民居,村人胡禹臣在屋里设一私塾,取名为“来新书屋”,寓意是前来就读的孩子日新月异地成长。胡适曾在这里读书,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
胡适曾说:“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家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其时,与胡适同一私塾读书的有十来个孩童,但他们大多不爱学习,对读书没有兴趣,常常逃出去,躲在麦田里,宁可在麦田里挨饿也不愿意念书。而胡适则与之不同,他天资聪颖,悟性又好。另外,其他学生送给先生的束修每年仅只两块银元,胡禹臣认为学金太轻,故而只教他们念书、背书,不给讲解。而冯顺娣则渴望胡适读书,所给的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银元,以后逐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冯氏希望先生对胡适严加管教,要为自己的儿子讲解书本的内容,一字一句,皆须讲明意思。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胡适才得以驰鹜翰墨,学业突飞猛进。
因先祖商业的关系,胡适的二哥、三哥都在上海接受教育。是时,欧风东渐,新潮澎湃,他们在大都市受到时代思潮的洗礼,因此不要胡适“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求他学做策论经义,而只是请胡禹臣为之讲书、广拓见闻。对此,胡适在《徽州谈》一文中,对徽州的教育及其前景有过精彩的描述:
(徽州人)到了十三四岁,把那些什么《开宗明》哪,《天文》哪,《梁惠王》哪,都读完了,做父母的,便不叫儿子读书了。穷苦的庄稼人家,便叫儿子帮着老子做活,一天辛苦到晚,自不用说了;以外的人家,儿子到了十三四岁,便叫他“出门”。怎么叫做“出门”呢?譬如有人到上海来,便叫儿子跟他来上海,找一家店铺,送进去学生意。这叫“当学生”。……(原载1908年11月14日《安徽白话报》第5册)对于徽州的这种商业传统及其文化影响,胡适有过极为贴切的回忆:
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当时,在全国的各大商埠,处处都留下徽商活动的足迹。不少商人甚至在各处落地生根,他们的子弟往往是在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得以一改穷乡僻壤的扃闭野塞,从而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于14岁时(1904年)跟随三哥赴上海,入梅溪学堂(后改入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在上海住了六年,从此黄卷青灯,壮志鹏飞。并在1910年以后赴美,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登坛立帜,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胡适故居
二哥关照之下的学业
据说,胡适早年曾随叔父在泾县药店做过几个月的学徒,但他无意于商贾,于是写信给二哥要求读书。1904年,胡绍之自上海返乡,他认为适之天资聪颖,父亲又有“要穈儿好好读书”的遗嘱,父命不可违,遂问冯顺娣说:“我想带穈弟到上海读书,不知您放心吗?”胡母速声答曰:“好!好!这也是还你父亲的遗愿。”这是胡适一生的关键性大事。后来,他在上海六年的学习,一切全靠二哥的关照。
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位颇有见识的人物,他在胡适到达美国康奈尔大学之初,就致信鼓励:
吾弟天资超卓,宜可大成,频年为家境所限,中途废学,又无名师益友以相砥砺,故所成未广。今幸得此机会,此实先灵之默佑。万望从此矢志向上,专心力学,以收桑榆之效。
至家中各事,有余力任,尽可不必置怀。堂上薪【菽】水之奉,已照来信代寄,以后按年当照此办理,毋庸弟之分心。以后弟经费如有所余,或暂存银行,积成巨资,以为日后所需;或置购图书仪器,以资学问之研究,不必急于还债,亦不必兼顾家中。总以全付精神,贯注于学问之上,务求达此目的然后已。其余均不重要,一概抛之九霄云外,所谓智者急先务也。(《胡绍之致胡适》,1910年11月,见杜春和编《胡适家书》,页492-493)
当时,胡家四房虽已分家,但二哥对于胡适仍颇多关照。1909年7月29日,胡适在《禀母亲》的家信中曾指出:“家中析产阄书,均已见过。”此外,他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此次的分家析产:
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家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
当时,胡适正在中国新公学学习,虽然手头并不宽裕,但见过大世面的他显然再也看不上老家的那几亩地、半所屋了。这位乳名嗣穈、学名胡洪骍的徽州乡下少年,1906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接触到严复的《天演论》,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改名胡适之。1910年7月赴北京参加“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起用了“胡适”的名字。此后,更是意气飞扬,别图进取——“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这位“带着兰花草”走出徽州的少年“嗣穈”,此刻早已脱胎换骨,成了叱咤风云、舍我其谁的文坛祭酒……
不过,尽管胡适欲放弃这份祖业,但分家是徽州的传统,显然无法率性而为。兄弟分家阄书中“亨字阄”所列的田产,仍然一直挂在他的名下,想来是由母亲冯顺娣代为经管,故而1915年8月2日,冯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仍然这样说道:“家中自分析以后,每年所收租谷,只得一人之粮,此外毫无一丝出息。”所谓分析,也就是指1909年的分家析产。1928年3月29日,胡适在致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还写道:
家中的事,我想起一两件,请你替我办理:
(1)我自己名下的田,请你托几个本家来谈谈,分作两份,一份归稼嫂收租,一份归秠嫂收租。田虽不多,于他们两家总有点小补。
……
(4)几家老佃户,都同我家有感情,不必更换。

信中的“稼嫂”和“秠嫂”,分别是胡适的大嫂和三嫂。可见,直到母亲去世,胡适才对自己名下的田产重新做了安排。是时,他的大哥和三哥皆已去世,胡适如此安排,颇有矜孤恤寡、照顾两位嫂子起居的意思。另外,根据徽州的惯例,佃农承租耕种,需与地主签订契约,其中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有违约(比如欠租、短租等),地主可以另行雇佣他人。历经十数年,胡家所雇的佃农皆是乡里乡亲,主佃关系似乎颇为融洽,地主与佃农之间并未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形……
胡适的兄弟分家阄书作于清末宣统年间,迄今已一百余年,该份简单的徽州文书能够保留至今,大概要归因于天壤间的种种机缘巧合。面对着数页泛黄的故纸,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铁花先生的那几份遗嘱,如果没有母亲冯顺娣的坚持和悉心栽培,如果茶商之家的生计日用朝不保夕,如果不是二哥的支撑门户,以及对异母兄弟血浓于水的亲情扶持……胡适是否还会是中国现代史上耀睛夺目的那一位?想来,多少“少时了了”的“穈先生”们,也曾靠着一纸阄书上的几亩薄田,辟土殖谷易耨深耕,在水遥山隔的皖南乡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终成了胼首胝足的一介老农;或是终老于“无徽不成镇”的居廛列肆间,通财鬻货贸贩取赢,锱铢必较着银钱的出入……
历史不能假设,更没有无从确知的答案。

本文原题《胡适兄弟分家阄书》,发表于《文汇报》“文汇学人”。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订阅号是“wenhui_xr”。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胡适,绩溪,徽州,分家

继续阅读

评论(34)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