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

8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携修订版《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做客上海新华书店，以“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为题开讲何谓知识分子，以及他所欣赏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

他以王元化为例，讲到王先生晚年痛苦主要是精神痛苦。这种痛苦是忧患意识。“一般人不会有，但知识分子会为和他不相干的事情痛苦。这就是从孔子开始就有的忧患意识。” 许纪霖还联想至当下人们常说的“情怀党”：“不是情怀党，不算知识分子。痛苦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谁是知识分子？

“在座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举手？”许纪霖开场提问，却无一人举手，“不知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伟大了，还是现在被污名化了？”

许纪霖介绍说，知识分子一词其实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社会里有一批本属于上流社会却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他们对比西方，观察俄国的专制制度时便深觉不满。“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来源是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为德雷福斯辩护。后来，这些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

到了今天，许纪霖提及知识分子的标签通常是从出身和职业这两个角度进行考虑。出身是指，凡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就叫做知识分子。“以前高中生就是知识分子，因为读大学的人很少。现在（高中毕业）当然不能算，至少要大学。这也只能说是‘知识分子出身’。”

而从职业角度，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频繁运用一些抽象符号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许纪霖解释大学里面大概只有从事文科和理科教研的人算知识分子。“工程师、医生、律师这样应用学科的，严格来说只能叫专家，不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要回答一些大问题。宇宙是什么样的，人类是怎么样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但许纪霖强调他并不是从出身和职业来谈何为知识分子，而是从一种“理想类型”来谈：“也就是既不需要是知识分子出身，也不必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今天只要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代表一种精神。”

民国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

许纪霖说，民国有很多传奇和神话，它们的真假不重要，关键是它曾经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消失了，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民国知识分子代表了民国的精神。”

在一门名为“纪录片中的知识分子”的课上，许纪霖常会和学生一起讨论什么是民国范儿。“第一个精神是纯真。”他讲起自己的父亲曾就读的西南联大，“今天没有一个学校可以和西南联大媲美。”为什么呢？许纪霖说，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里的人心态很安宁。当时有一句话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所以在战争环境中，不少知识分子写了很多学术著作，比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等都是在战争时代完成的。

民国的第二个精神是德性。许纪霖举例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故事。三人虽有“情感纠葛”但却是一生挚友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身上的境界，一般人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不是可以追求的，是很自然的。你说林徽因是传奇，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都没有这种故事。”

第三个精神则是趣味。“那个时候（民国时期）搞中国文学研究的懂西学，搞西学的懂中国文学。现在看我们外文系出来的学生，没有文学，只有语言。很多学者只是专家，一离开他的专业基本无济于事。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学者，没文化，只有自己一点点很可怜的专业知识。”许纪霖还提及，有一些文人有文化但没趣味，写出来的文章很平庸或是低级趣味。“人看上去就没趣味，讲出来的话和常人差不多，穿出来的衣服，举手投足整个一凡夫俗子，这是很要命的。”

他由此联想至中外大学差在神圣性。“这两天北大清华有很多夏令营，你进去看看有什么特别？没有。再去哈佛看看，你一到那里，就给你一种神圣感。你在中国大学有神圣感吗？没有。神圣感一个是氛围。”他强调另一个（因素）在于大学老师没有。“我们很多大学教授自轻自贱，说出来都是凡夫俗子的东西，怎么让你的学生敬畏？”

最后一个精神是尊严。许纪霖强调，一个文明的社会，要尊重人的生命，更重要是尊重人的尊严。他再一次举例王元化一生没说过假话，没写过检讨。“‘以天下为己任’，先守住自己，守得住就算，守不住就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