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我的外公钱海岳及其《南明史》

堵力(第11届全国青联委员 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主任)

2015-08-23 10: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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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之前,外公已然驾鹤西行,对外公的印象都是阿婆给的。左手举着一根烟,几乎没心思抽一口,直烧到手指才把他掐灭。脚踩在白铜脚炉上,一支毛笔写个不停——每当我做功课三心二意,阿婆便跟我讲外公是怎么写南明史的。外公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
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接触了不少学术大拿、教授博导,才深悟到专注地做学问、坐冷板凳有多难。更别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忙于战乱逃亡、生存应酬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人我知道的只有外公。
对他的判断,也是先认为他很书呆子,只知道埋头著书;后认为他智力不够,无法八面玲珑于学界与官场,不能发动学生、周围人共同快速成书。直到读过他原稿第一部分,才大致理解了一些他的心意。
随着阅历增加,近些年参加了奥运、世博报道,才逐渐明白,南明史和外公对于史学界、学术界的意义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明白了南明史真正承载的价值为何被史学大师顾颉刚提到与二十四史相当的地位。
钱海岳及夫人潘家龢
从悲剧中看治乱规律的“历史K线图”
中华民族的治乱规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是个大问题。他们关注民族命运比当代人揪心股市更甚。有人曾在股市掉到千点之下时两腿发抖,每天对比日线图、周线图、年线图,梦想着触底反弹,又担心更大面积的崩盘。而他们,面临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内心更加慌乱无着。那时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大势图,以此判断是不是到了“历史K线图”的谷底,马上就要攀升了?还是会跌的更惨?
治乱循环说有规律,却不那么好掌握。外公的一些师友提点,明末或许与当时的中国有相似之处。
因此,在多数人被动等待命运路线图指示的时候,外公主动出击,决定画出一张明朝末年民族的“跌线图”。但难度可想而知。盛世治史,研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历史的显学,正如大家都议论在股市挣钱,谁也不提赔钱的心理是一样的。而“跌线图”的素材都被历史淹埋,经过清朝文字狱,知道真相的人也都咬着牙离开了人世,工作量奇大。所以,柳亚子先生搜集大量信息史料,酝酿多时,却终未成稿。
日本人侵略中华之前阴谋策划了100多年。他们早期就把老师定位成女真人,一直对清朝的崛起史极度感兴趣。女真弹丸之地,小小一支人马,却长驱直入,将整个大明的花花江山生吞活剥又消化良好。那整套作战部署、统治哲学都成了日本上层学习的教材。后来,他们又以建造满洲铁路为名,深入中国腹地,四处搜罗情报,才逐渐画出侵华的路线图。
“九一八”国仇深重,从外公给孩子起名,我以为能看出他的政治理想和对国家的祝愿。大儿子钱大匡,匡正国本驱逐外辱;大女儿钱大昭,国运重振正大光明;二儿子钱大复,中华复兴再造强国;小女儿钱大蕙,政治清明诗礼之邦。积贫积弱令很多社会精英对国运绝望透顶,外公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坚信祖国能恢复大中华的往日辉煌,遂以四个孩子的名字描绘出心目中的国势蓝图的四部曲。
但美好的理想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也必须直面惨痛的现实与国人的血泪。也就在他孩子相继出世的几年,他动笔南明史。对应日本人当年的构想,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撰写一部悲剧史书,探寻出明末中国是怎么众不敌寡以强落败,被打得跪地投降的,以帮助同胞抗日,帮助未来的中国找到相反的经验和出路。
顾颉刚亲笔题
从南明史出版经历看学术圈内外
作为普通读者的代表,我虽知道外公南明史的伟大意义,但读懂读透并不容易。煌煌300万字,刚开始就能把人搞懵,没有点古文功底,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外公的小女婿袁先寿为南明史的义例部分考注,字数是原有的十倍还多!
南明史书稿的出版,为什么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其中有说不完的故事。就说点校这事儿吧,1990年代以后,中国人头脑活泛了,出版社喜欢挣钱的教辅类书籍,明清史研究者忙着写电视连续剧。父亲——钱海岳的大女婿堵仲伟,拿着外公的书稿,想尽快完成外婆临终心愿,四处出击,碰了很多钉子。一般学者有两个要求,一是巨额点校费,二是和钱海岳共同署名。我们不能接受,这部南明史凝结着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在市场上看到的文字垃圾!
而说到出版,那些所谓读书人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一般是两种嘴脸,先是捧,把出版的重要性说到天高,然后一抹脸露出商人的本性,不是谈钱就是要他需要的“政绩”,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博士头衔的编辑部头目就对父亲说:“南明史在这个时候不算什么了,我说它有价值就有价值,没价值就没价值。说到底,我们出书就是为了顾颉刚的序和柳亚子的题名,要不怎么出得出来?”说到底,南明史对国家民族的价值、史学价值和外公这个人的价值,都必须附庸在两位名人的身上。他们需要名人来抬高自己的工作,好到国家重要部门去要钱要荣誉。
父亲为人正直工作拼命,在军内受人敬重。我出了校门就进报社,没受过什么委屈。但为了外公的南明史,我们经常灰头土脸。一次,父亲派我前往外地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历史系找一个别人推荐的副教授。我扛着两大纸箱书稿复印件虔诚请求,对方直接提出,点校太费时间,给他的点校费太少。我只好卑微地说,请看在此书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价值面上,通融一下,会署上您点校之名。这善解人意的副教授指了两条出路给我:一、你是大报记者,你帮我尽快评下教授,帮我的弟子解决副教授职称;二、听说你父亲是某级干部,让他走后门出面给我争取社科基金20几万元。
我心里明白,这种交易,受过党正统教育的父亲是无法接受的。报纸乃国家公器,给他弄教授我无能为力也有悖外公做人准则。从那所曾经培养出很多著名人物的大学出来,我孤零零上了火车,不仅没完成老爸交与的任务,而且被两箱书稿压得手脚都在抖。车一启动我就哭了。怎么就那么难呢?天意弄人,外公的书看来只能藏诸名山等待后来人的慧眼了。如果不是中华书局当时的老字辈退休编辑刘德麟和初出茅庐冲劲十足的小字辈俞国林,我们可能真要被迫把外公书稿交给香港或台湾人(柳亚子在美国的儿子也曾表示要拿到美国去)来出版了。
我好几次在国家大剧院看《桃花扇》,也专程到苏州昆剧博物馆看轻歌曼舞,经常很遗憾。同样这段历史,清朝人孔尚任都知道以妓女李香君与书生侯方域的爱情悲欢来展现,多么通俗多么好传播呀!
同样,明末将领袁崇焕在菜市口行刑,百姓相信奸臣挑拨,以为是他出卖了国家利益,竟然群起食其尸肉,令这一抗清英雄下葬时骨肉不全。为他昭雪,金庸不惜专门写了一部武侠大戏《碧血剑》。青春少年爱读《碧血剑》是颠倒于袁承志与温青青、金蛇郎君与仇人女儿温仪的爱情故事,但成年后重读,我才明白作者写作的真实动因是那条暗线——让年轻人永远记住袁崇焕的千古奇冤。
而网络雄文《明朝那些事儿》更是用浅显直白、无厘头的语言将明朝历史写进人心,让普罗大众也理解了明末的中国有多么的发达和先进。
而外公却用如此古奥的语言,以大众看不懂的骈体文写作,几乎让重要的历史教训进了故纸堆。要不是我父亲奋力挽救,险些沉寂百年。这些都是我一直对外公南明史的遗憾。
前几年,电影《色戒》大热、胡兰成等汉奸文学大热、岳飞文天祥被说成不是民族英雄、秦桧翻案思潮泛起。家母一天在饭桌上评论:“他们不知道亡国奴的感受。”用她这种逻辑判断,我渐渐理解了外公。
当时的大上海、无锡城也有很多识时务的“聪明人”,他们游走于租界之际,寄情于风月之间,何其潇洒。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在盛世不思危,整天麻痹大众;到国难当头了就赶紧往外飞。今天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不知谁能识破?
《南明史》
南明史为何要刻意抛开才情风月苛求严肃
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中国每当王朝灭亡之前,总会出现“舞底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的全民娱乐化倾向。米兰昆德拉谓之“万劫永复"。可大家却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女人何其冤枉,明明是社会精英在自我麻痹,做鸵鸟状,却栽在歌女身上,真是谁有话语权谁能操纵舆论啊!
孔尚任于康乾盛世痛定思痛写出的《桃花扇》;金庸、《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写作的时候,明末之悲剧早已成如烟往事,中国的主权大部分已经收回。而外公写《南明史》,正是中华民族水深火热,长歌当哭之际。在那个历史时期,个人的荣辱浮沉、得失取舍不像我们今天那么重要。
外公也曾是今天说的文艺男青年、可以说风花雪月的吟咏是他年轻时玩剩的。而国耻蒙面,他哪里能有什么幽默感?哪里再能追求什么技巧?南明史是一段空白,国家当时需要、未来需要,末世需要、盛世更需要,所以外公收起了年轻时代的闲情逸致,更不考虑后人阅读的感受,严格按照《史记》的表、书、本纪、列传的格式,不求传播的广泛,而求正统严肃。
外公书的意义就在于灾难面前他要出来承担,给人绝望中的希望,在太平盛世,莺歌燕舞间他要敲响警钟。
想起外公当时写作的激情与心中的苦悲,我常常内心战栗夜不能寐。
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华民族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到底什么原因?听古曲《广陵散》,铮铮之声动人心魄就能有所领悟。古琴的名字,有焦尾、枯木龙吟、雷音,雷劈木是上等古琴的斫造材料——因为自然不可抗力,树被劈死,却发出了铿锵激越的音律——它的原始象征是中国人脊梁曾被多次打断,之后却自我修复而重新挺立。只要听听《梅花三弄》那凌雪傲霜的张拔之音,就明白了古人“今狄之人,将我土疆,民为我战,谁使死伤”的热血豪情!外公他们那一代爱国者想到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思想出思想有声音出声音。那是脊梁被打断的病人躺在床上时的本能反应。
对于外公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来说,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写骈文。从小,外公因四六句、用典精妙被东林书院称为神童,所以他选择了自己最擅长、最顺手的方式写作南明史——将自己“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语言最高境界,奉献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一个小细节就可看出外公当日的心境:南明史中起义军名字、出身,凡能发掘出来,他便一一列出,不懂外公心理,就会觉得此处有点罗嗦。但在他心中,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所有贩夫走卒无论菜农厨师,只要参加抵抗,就是英雄,就应该标榜史册。正如现在有人在网上给抗日者立碑,无论他有多卑微,是否被官方忘记,只要参加抗日只要为国献身,都要尽量打捞出来。对无名英雄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民族以后遇到灾难时每个个体的态度。
在外公写作过程中,许多著名学者对此书都十分关注。1950年柳亚子到无锡,曾邀钱海岳相聚太湖之滨。二人除畅谈南明史的研究心得外,还相互以诗歌唱和,极尽欢乐。终其一生,二人始终保持着相契的友谊,钱海岳书上不仅留下了柳先生的题字,还有若干个大小印章。
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史学家郭影秋,引钱海岳为知己,由于国民党执政期间外公在军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解放后只做了助理研究员。而郭先生一到南京大学便聘钱海岳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使外公也因此成了江苏省政协委员。
1963年前后,谢国桢先生到南京查阅史料,以备增订《晚明史籍考》,与钱海岳见了面,看了他的全稿,并把他的凡例、序言收入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对这部巨著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后,家父堵仲伟多次拜访史学大师顾颉刚,我也有幸同往。顾颉刚对该史稿评价:“此书为钱氏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完成于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不幸为林彪、四人帮诬害致死,又历二十四年,时工作于南京图书馆,馆中藏书丰富,随手补充,更为完备。人虽死而著作犹存,稿藏其女婿堵仲伟家,越十年,堵君乃以之见。余当一九七一年四月承周总理命,主点校二十四史,参加出版会议,即曾提出寻求此书。次于明史史后,清史稿之前。时同人以为应俟二十四史点校完成后再议。今全书已完成矣,此稿适出,其当与国家出版局及中华书局主事者共商之,俾不没钱氏以四十余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也。”
据先生学生和女儿讲,顾颉刚曾多次说,无锡这地方出人才,在史学界我熟悉的一个是钱穆,一个是钱海岳。
南明史和外公能赢得这些大家的重视与高度评价,有很重要的原因,即,这些老者除了饱读诗书和外公有诗歌对唱之谊外,更经历了国难当头的困顿,对民族的治乱循环轨迹,充满敬畏。美国人、日本人、以色列人都是危机感很强的民族。南明史这张“跌线图”无疑能给华夏,这个温和的乐天知命的民族带来一些警醒的东西。
历史研究要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天天论证当时人穿什么衣服、怎么上朝,说到底不会有生命力。历史,一定要做成民族治乱循环的镜子,才有意义。司马迁说藏诸名山五百年,就是这个意思。
南明史手稿
人生为一大事来:从冷漠的外表看外公其人
听各路亲戚谈外公,总体印象,外公平时在家几乎没话。
一个“独”字,是我这个流着四分之一外公血脉,而且惟一以文字作为终身职业的孙辈,对他的判断。他处处是独门心思,修炼的是独门功夫。没有这个“独”字,他也写不出300万言的南明史。
现在我的床正对着外公外婆的大照片,每天我都会审视他们。对我而言,外婆伴我长大,她的灵魂融在我的血肉里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外公比较陌生。伫立他的遗像前,我经常在想,他厚厚的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在诉说什么?
从他写的诗词来看,外公绝对是个外表冷漠内心狂野的人!他厚厚的镜片、倔强的嘴唇、毫无表情的脸,都是在隐藏自己的真性情。从他写作的痴狂、钻研的执著看,外公呈现出A型血的完美主义与不屈不挠。
据父亲回忆,一旦谈投机了,外公经常关不上话匣子,人很幽默也有生活情趣。结婚以后去看他,他对大女婿点点头就去书房工作了。但到了湖边,谈起中国文化,翁婿二人十分投缘。他认为道教是中国人的名门正宗,非常气派,语言有内涵,音乐也好听。妈妈说,她读大学的时候,外公一天忽然出现在她课堂上,谈中国历史。她一时惊异于父亲能如此健谈,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语言体系,和家里完全不是一个人!
也对,如果是过于拘谨的人,外公如何在当时的官场上混呢?怎么当他的少将秘书?如果是个表达能力很差的人,他怎么当教务长怎么当教授呢?看他陪柳亚子畅游太湖、诗歌互答谈史论茶,与盛世才交往时非常活跃的记录,我认为,外公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父母40多岁得到的惟一宝贝儿子,自幼酷爱诗书,学术大拿政坛老人像梁启超谭延恺都对他寄予厚望。外公少年得志被人捧惯了,完全不懂得人情世故,对自己不关心的事儿懒于浪费时间。而新文化运动成果普及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能跟他用文言文唱和的人日渐稀少,听懂他用的典故、理解他南明史意义的人也不在身边。所以,他一天到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显得沉默寡言。
他在家里最大的情绪发泄,就是读书时刻。每天,外公都有一段时间用古老的调子读古书,声音琅琅摇头晃脑。如果这个时候给他拍照,也许能看到他厚厚镜片后的亮光。闪烁的,是他的前尘往事、政坛沉浮与戎马悲欢。真的很遗憾,他心中的多少经历与读到的历史经验,随着命运的戛然而止,没有更多地为我们留下。
据我外婆回忆,外公记忆力超群。即使60多岁了,找资料的时候,他会指导学生到他的书房去,第几个书柜第几行第几本,然后说翻到大致多少页,几乎没错过。这也许是他对自己脑子的锻炼,或者说是一种聪明人的游戏与炫耀。但我看到的是,他在此前、从童年起就下过的苦功。
对金钱,外公从不过脑。晚年每天阿婆往他口袋里放两块钱给他买烟,其他他一概不管。五十年代,总理办公室听说外公的书稿,认为很有价值,跟他商量以两万元价格由国家收购。但外公总觉得书还需要锤炼,不能轻易出手。要说出名,他也很无所谓。顾颉刚曾对我父亲说,外公应该一边撰写南明史一边同时发表,最后集结成册,而他一生埋头苦干,令他和南明史稿很少为人所知,也是一大憾事。
我想,对于独门心思的外公来说,心中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大天平,个人名利的那端,与要流传若干百年的南明史对应,不如鹅毛。
钱海岳夫妇与儿孙
与他对南明史的极度倾心、性命相托相伴随的,是他对家的忽略对子女的不负责。日本人攻陷无锡城,阿婆一个人抚养四个孩子和孝敬婆婆苦苦支撑这个家。经济来源,只有一点点房租、和她当老师的收入——每月一担米。但这些也随着时局变幻并不稳定。大舅和妈妈都辍学了。大舅去苏州外婆哥哥介绍的地方当学徒,妈妈在小学当音乐老师。抗战8年,在内地当官的外公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当铺,是阿婆常去的地方。有段日子,我妈妈他们日日为吃饭发愁。
阿婆的德行成就了外公和他的南明史。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也救助贫弱。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卖菜,阿婆觉得可怜,就让他们免费住在家里,接济食物。后来这位寡妇的儿子成了台湾联合报的资深记者,对台湾开放后,他一回大陆便赶来拜谢恩人。而阿婆却刚刚去世,他在骨灰盒前,扑通跪下砰砰砰磕了三个头。
阿婆慈悲待人,也让四个孩子得到了福报。在经历动荡之后,四人的人生没有被耽误,相继读了大学,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所以在外公去世之前,他的子女完全独立,也从来没给他添过什么负担。我感动于阿婆的隐忍与奉献,也怨恨过外公的自私。而南明史出版,开始影响更多的人后,我对外公有了更多的认识。
《金刚经》说,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倏忽而过。从1901年阴历9月外公在无锡出生,到2006年5月南明史在父亲去世前一个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外公和他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达成圆满。
诚然,南明史的研究随着文物文献的开掘和新发现,并没有结束。明朝的没落原因,也没有谁能盖棺论定。遥想明末十七世纪中国的GDP还占全世界的将近三分之一,比欧洲总和还多,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军事炮船水平,当然更远远高于当时的女真部落。正如《桃花扇》结束前的那段合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先进的败于落后的、强大的败于弱小的,真是势来天地协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
强弱转换有时瞬息万变。貌似强大的一方一旦失败无法阻挡,而弱者崛起也无法阻拦,只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是长存的——无论是一本书、一段职业生涯、一个人的际遇沉浮,还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
父亲曾对我说:“外公人生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他对于一个家庭有没有责任感的范畴,你要用对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外公。”在人类历史上相对惊心动魄的20世纪生活68载已经相当刺激,外公还用南明史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借用一位中学校长的书名“人生为一大事来”评价他非常合适。外公画就的这一“K线图”是他人生唯一的事,在这个时代,无论看上去是拙也好,是大聪明也好,都已是过眼云烟。他在物质上没有留给他的子女任何东西,但他却和我的外婆以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行了无言之教:在顺境中谨慎、逆境中坚韧,保持做人的底线,保持对民族的忠诚。足矣!
(特别感谢张彦武先生为刊发此文提供的帮助)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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