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们的凉山兄弟

这些天，一篇“最悲伤小学作文”的流传，让大凉山成了焦点。人们谈论凉山的贫困，谈论自然条件的艰险、扶贫的无力或是“民族性格”的“缺陷”。

人类学者刘绍华在2002年走进大凉山，深度参与乡民的生活，贴近体察他们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渴求与挣扎。这场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成就了一本《我的凉山兄弟》。该书即将由三辉图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为诺苏人的传奇“翻案”

中文版《我的凉山兄弟》是刘绍华根据其英文版改写而成，该书英文版于201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刘绍华说，这本民族志的研究初衷，是想了解为何诺苏人（凉山彝族）的艾滋感染率如此之高？

“因缘际会下我选择了凉山昭觉县利姆乡（化名）为主要田野研究地点，那里是所谓重灾区的震中。如今，这里的毒品问题虽已稍减，艾滋却早已成为不定时炸弹，谁都说不准何时会彻底爆发。但是，谁都看得见，当年前仆后继往外探索的年轻人，他们的晚辈如今继续步其后尘，连年轻女子都大量外迁。乡里年轻人所剩无几，越来越像中国中部与沿海地区的寻常农村。”

刘绍华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主角涉及一个‘恶名昭彰’、古称‘罗罗’的中国少数民族凉山彝族（诺苏人）。这样开场，不是因为我要借由这个族群的奇风异俗来写个耸动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们的传奇‘翻案’。 ”

《我的凉山兄弟》中文版书名直呼“凉山兄弟”，没有回避凉山彝族（诺苏人）长期以来“污名化”的舆论处境。“彝族”本称“夷族”，建国初被贴上“落后的奴隶社会”标签，如今更与另一个污名标签如影相随，成为“现代瘟疫社会”。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伤害有多深刻，在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得到证明。写书之初，她便有意打破这些刻板印象。

在尝试理解诺苏社会时，刘绍华不断经历价值挑战。她很快发现，诺苏青年并不讳言自己犯案和坐牢的经历，他们笑着自称“土匪”，有些年轻人把坐牢的日子当做回忆事情的时间标尺。至于海洛因，它和早年的鸦片一样是财富和阶层的标志，是年轻人追逐的新潮奢侈品。对这类集体心理和行为的平情探讨，使她得以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权力消长与社会变迁。

诺苏人在半个世纪间经历的社会变迁，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短短半世纪间，他们经历了三种迥异的社会生活型态，包括1956年之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1956至1978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以及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现代性”是理解诺苏人命运的关键词之一。现代性对诺苏人的影响始于20世纪初的鸦片经济，1956年后，集体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当地的社群组织和文化仪式；改革开放后的不平衡发展，又将诺苏青年推入流动人口大潮。密集剧烈的变化冲刷着诺苏社会文化的根基，埋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伏笔。

《我的凉山兄弟》的英文标题是“Passage to Manhood”，可理解为男性的成人仪式。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诺苏男子，多经历过相似的生命阶段：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闯荡的过程，往往伴随毒品、盗窃、坐牢，也有病痛、死亡的记忆。这像是一场当代的“男子成年礼”，诺苏青年把这个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一场让人兴奋的青春冒险，而毒瘾和艾滋，是这种成年仪式可能带来的永久伤痕，书中的“成年礼”，有多种解读的可能。

宏观层面来说，诺苏青年的遭际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个体角度而言，诺苏青年的“下凉山”并非完全被动，其中包含一种生命状态的展开。“现代化”带来难以克服的困境，却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丝参与广阔世界、寻求自我实现的机会。

即使目睹大凉山的满目疮痍，作者并不把诺苏青年视为悲剧命运的被动承受者，他们作为“行动主体”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并不是毒品、艾滋等灾难能够抹杀的。

刘绍华在书中说：“我同时强调当地行动主体在这场社会变迁波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与负面的力量。虽然出现大规模流行病令人悲哀与不平，但我们不该因而忽略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变迁的历程中，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我认为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非主流社会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成为替罪羔羊的过程。”

艾滋，全球治理的难题

作为一本医疗人类学著作，本书也提出了全球化趋势下疾病防治的问题。其中关于艾滋病“污名化”的记述和分析让人印象深刻。诺苏人有着自成体系的道德观念和疾病认知，并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国际组织介入防治艾滋病后，却用大量标语和反复宣传教育使“艾滋病患”成为另类“标签”，造成恐惧和歧视。

刘绍华在书中写到，在那个社会里，年轻人以海洛因招待朋友，以海洛因代酒作为感谢兄弟调解纷争的报酬。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诺苏青年初次接触海洛因时，他们称其为yeyi。这个字在诺苏语里最初意指“鸦片烟”。对于他们来说，两者除了时空有别、外观不同，鸦片和海洛因并无语义上的差别。

在不少老一代诺苏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有害物质。“我在利姆认识的几位诺苏老人都告诉我，抽鸦片的习惯让他们维持健康活力。其中一位70多岁的毕摩在我观摩他抽大烟的准备工夫时对我说：‘我18岁就抽鸦片，为了面子吃……我抽大烟身体好，病也不病，劳动好得很。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干迷信，干农活。儿子打工去了，田活都是我干的。’”

作者由此入手，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台湾中研院院士黄树民在推荐序中，将此作为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都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并被视为普世价值。本书却指出这种假设有其根本问题。譬如说由国际组织在当地推动的艾滋防治计划，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标准作业，但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业，在原本对艾滋并不带有歧视眼光的诺苏社会，反而造成新兴的污名化后果。换言之，作者指出全球化的作为，必须考量本地文化特色，适度调整，才有可能避免根本的错误。”

刘绍华对“凉山兄弟”和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认知，既有学术洞见，也有鲜活生命的照应体察。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这样表述她的用意：“让中文读者明白诺苏是如何走上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汉化之途；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让读者明白无须恐惧、歧视凉山的诺苏人；让读者明白吸毒者、艾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让读者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有追求灿烂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