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老战士与抗战｜马达：硝烟烽火锻造出的办报能人

【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我国一大批新闻战士，或奔赴抗战前线，直接参战，或肩扛如椽之笔，救亡图存，激励军民抗战。

即将在上海书展期间首发《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以口述笔录的方式，采访了当时亲历抗战的老新闻工作者（或家属），以他们的视角，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画面。本文节选自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澎湃使用。

父亲原是马家唯一的“宝贝”

我父亲1925年出生于安徽安庆。我从未谋面的爷爷，任职于当地回教的阿訇。祖上由青海迁徙安庆，是安庆的大户人家，年轻时爷爷还做过安庆自治县的县太爷。但是爷爷不善于理财，到我父亲出世，家境开始中落。几房子嗣中没有一男孩，直到我奶奶这房，才有了我父亲。由于爷爷50岁晚年得子，又是几房合一子，父亲成为家族中唯一的“宝贝”。爷爷希望这唯一的儿子将来传承家业，遵循回教，慈悲为怀，宽慰待人，为我父亲取名马慰慈。

父亲13岁那年，也就是1937年抗战爆发了。日本侵略军为了进犯华中，对安徽广德和安庆一带进行狂轰滥炸。父亲全家随着逃难大军逃到江西，以为可以暂时躲避一下。可到处是日寇的铁蹄。全家走投无路，找不到安身之处。一天，在南昌码头边碰巧遇到一位从上海到江西讨债、在银行任职员的亲戚。我爷爷、奶奶喜出望外，跪地求情，要这位亲戚将自己13岁的儿子带到上海，找个求生的出路。

这位亲戚拖着我父亲上了从南昌到金华的火车。就这样，在咆哮的凛冽海风声中，我父亲借着棉被掩护又“免票”来到“孤岛”上海，寄居于上海法租界新乐路上这位富有的亲戚、我的叔爷爷家中。

当时，尽管家道中落，爷爷还是许诺想办法供父亲在上海继续读书。懂事的父亲一边帮亲戚家干些活，一边努力温习功课，并考入上海著名的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为初二插班生。在大同中学读书的大多是上海本地人，也有一些从东北、从内地逃难过来的学生，被称为“流亡学生”。父亲是流亡学生中那个最敢于不“安分”的人，本来可以按部就班读完中学、大学，为自己的将来奋斗。但是，他偏偏不能忍受日本人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软弱、腐败，受上海地下党员的启蒙，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说来奇怪，在五光十色又繁华的大上海，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父亲，唯一吸引他的是报纸。从叔爷爷家到学校电车有5站路，每天早晨上学，父亲从不坐电车，而是迈开两只脚奔走。每天，家里给他一副大饼油条的早餐钱，他都舍不得吃，省下钱跑到书报摊上买报纸。他最关心的是报上每天发表的战报、战况，最爱看战地记者写的战地通讯和军事评论文章。

当时，由流亡学生发起，办一份名为《银涛》的油印刊物，我父亲每期都写，有诗，有小评论，抒发同学们要求坚持抗战、要求民主的心声。可惜，这份《银涛》油印刊物出版三期后，就被校方无理勒令停刊了。

1940年3月，汪精卫通电投降日寇，要求成立卖国的南京政府，在广大人民中激起无比愤怒。地下党上海学委发动全市一百多所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坚决表示“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决不承认汪伪”，并准备在30日汪伪政府粉墨登场时，举行全市总罢课和游行示威。父亲是个热血青年，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大同中学读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并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只身投奔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反共惨案——皖南事变。父亲看到报纸当天，就向地下党组织提出要到解放区去。事变后的第三天，16岁的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只身一人，背着行囊，越过敌人封锁线，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并更名“马达”，以此表示除旧迎新，这是当时热血青年比较时尚的一种做法。之后，他一直用马达这个名字。

1941年3月17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也是我父亲永远难忘的一天。这天，父亲随武装宣传队在敌占区周边活动。当宣传队踏着晚霞，回到宿营地时，党支部书记通知今晚举行我父亲的入党仪式。仪式上，介绍人报告了泰东中心县委的批示：县委审查了马达的入党报告和要求提前入党的申请，决定批准马达的要求，把他的入党时间，从党章规定的18岁，提前到16岁。审查意见中写着：该同志觉悟较高，斗争勇敢。

我父亲一生热爱报纸，从小向往当记者，但真正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有点偶然性。

父亲到达苏中根据地东台县城的第二天，为了迎击日伪军突如其来的大“扫荡”，他当晚就和教导队一起下乡打游击。接着，他被分配到泰东县做民运工作，组建农抗会，发动农民实行“二五”减祖，担任李堡区丁所武工队指导员，参加除奸、反霸和向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后来又调去开辟苏中四大渔港之一的琼港，在渔民办事处工作。琼港是苏中解放区三大渔港之一，又是新四军第一师对外海上重要运输通道。父亲和战友们在琼港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渔民抗敌协会，组织海上民兵和驻军一起，开展反日寇“扫荡”、打击海匪等斗争。当时，新四军第一师有一张《抗敌报》，设备从皖南运来，是面向部队的。当时地方上还没有报纸，而《抗敌报》驻地就在琼港以北的海边上。报社一位邰同志找到我父亲，要他做《抗敌报》的通讯员。父亲经常向他们投稿，报道琼港的对敌斗争和建设情况。虽然写的都是一些三五百字的新闻稿，但却是他参加办报实践活动的开始。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组织上发现我父亲还有点写作基础。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父亲接到通知要他到苏中二地委谈话。和蔼的老大姐、老革命、地委书记章蕴亲切地对我父亲说：“地委决定办《滨海报》，调你去当记者好吗？”我父亲听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看出父亲腼腆的表情，拍拍父亲的肩膀说：“等报纸办起来了，慢慢学着干呗。”还没等父亲反应过来，章书记已被人叫去开会了。就这样，父亲拿了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背起挎包，一路小跑着奔向报社干部的集合地。那年，他才17岁，尽管没有思想准备，但抱着一切为了抗战胜利，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纯朴之心，投身新闻工作的行列。那时他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跌打滚爬，一直干了六十多个年头。

迈出办报生涯第一步

我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回顾我在办报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感受到最艰苦，最紧张，却又充满团结、热烈的战斗气氛的，是在办油印《滨海报》的那段日子。

父亲是1942年冬开始记者生涯的。记者是独立的工作，为了方便到敌后，到农村，到边远地区采访，他脱下军装穿上便衣，用当地农民织的土棉布，缝制成单衣和棉袄，以免遭遇到敌伪军时暴露身份。采访地点大多在报社驻地几十里以外，他背上背包和挎包，穿着草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不停地长途跋涉。他们通过各区县隐蔽的地下交通站，由交通员做向导前往目的地。没有他们带路，记者无法在碉堡林立的据点之间潜行，也不可能只身穿越敌伪军日夜巡逻的封锁线。那时，没有电报、电话，报社的有关报道指示信和我父亲写成的新闻稿件，都由交通站一站一站地传送。

记者经常要下乡。下乡第一件事情是劳动，通过劳动才能和农民拉家常，了解当地情况。挑菜、抬水、清理猪舍，样样都干，没有活时，就帮大娘拣拣洗洗野菜。只要一两天劳动下来，彼此的距离就拉近了，他们叫我父亲“小马达”、“小指导员”（他当过武工队指导员），听起来怪亲热的。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七十年前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搞新闻工作的。那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刚建立的滨海报社经常随着部队一起长途行军，在行军的空隙抓紧出报。

所谓报社，实际上是一辆小小的独轮车。战争年代，报社没有固定驻地，也不与军区、区党委和二地委机关宿营在一起，但报社的行动全由苏中军区统一安排，按照参谋处指定的行军路线、宿营地、联络口令、遭遇敌人时的紧急处置方案等办事。父亲和战友们随身带着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几乎三天两头要行军一次，在敌人“扫荡”时，他们曾一天内行军六次，走了一百多里。在这频繁的行军中，木制的小独轮车显示出它不小的优越性：能载重，又灵活，任何羊肠小道都通行自如。在独轮车上，放着电台的天线、大电池，印刷用的油印机、油墨和成捆的白报纸，少量的图书资料，还有粮食和锅盆瓢勺。报社的“电台”、“印刷厂”、“资料室”、“炊事房”都在这一部小小的独轮车上。独轮车就是报社。

当时油印的《滨海报》，不定期出版，八开两版。除开中共中央文件、新华社社论、苏中区党委和二地委的重要决定和活动外，主要内容是战报，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各个战场的战报，本地区主力和地方武装的战报，以及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报，全国新闻的主要来源是延安新华社，那里父亲他们还看不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每次行军到达驻地后，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架设天线，让报务员尽快第一个上岗工作。晚上，大家围坐在电台旁，等候延安传过来的电讯，立即帮着翻译。一有重要捷报，马上翻阅资料，绘制地图，编写说明，进行编辑、誊写和印刷，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经常行军，加上延安广播电台的信号弱，收到的电讯稿经常有遗漏，报纸上常常会看见一条新闻里有个括号，写着“下漏三十六字”，“下漏二十五字”，遇到这种情况，编者和读者都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报社无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印刷，而且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即便是简陋的油印器材也极为缺乏。办报人员誊写的铁笔用坏了，就用缝被子的针，在石头上精心磨细磨圆，绑在一根筷子上刻写。油印机上的橡胶滚筒损坏了，就从小学校借来一把米达尺，在石头上磨平磨滑，再装上一个木把手，做成了一只新的“滚筒”。印刷时靠手的来回摆动，动作要平稳、轻快、一张刻好的蜡纸，可以印刷到一千到二千张，不破、不皱。油印报刻的字体有楷体、方体和各种美术字，版面有图表、花边、头花，琳琅满目。

我常听父亲讲，战争年代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和简陋的条件下，尚且会发挥创造性，讲究报纸编排，吸引读者，今天有这样好的条件，难道不应该把报纸编得更加丰富多彩吗？

记者要敢为人先勇于闯

父亲曾对我说，那时候当记者根本没有老师带，起初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知道好不好。主要靠自己琢磨，通过比较、学习别人的写法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作为战地记者，能随部队在前线采访，无疑是紧张而又令人兴奋的，同时也充满了危险，往往是子弹在头顶上飞过，炸弹在身旁炸响。

父亲也曾多次被人问道，跟随部队上前线，当战地记者出生入死，您怕过吗?父亲说，我17岁做记者，23岁做总编，之前在解放区的武工队做指导员。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敢闯。在农村采访，主要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生产，就是根据地建设。一开始趴在阵地前沿采访心里也很害怕，但是看看人家都这样，便融合在这个战斗集体里了。那时叫作“部队前进你前进，部队后退你后退”。

一生“敢闯”的父亲，在圈内被称作“马大胆”。战争年代的炮火、“文革”时的不公平待遇、办报时期的政治压力都击不倒他。从战火中炼就的闯劲，为他办报工作中“敢为人先”的作风打下了基础——这也是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使然。

父亲经常随区县地方武装打游击，指挥员、战士和记者一同生活，一同战斗。由于许多事情都是亲身经历，所以写出的战地通讯都很生动。

记得在一次伏击战中，他和战士们一起埋伏于一条种满玉米的田里，从半夜蹲守到拂晓，浑身衣着全被露水浸湿。敌人乘武装快艇向战士们袭击，父亲和战士们在战壕里，沉着地阻击着敌人，一会儿，他为战士们传递指挥员的命令，一会儿，又为前方运送手榴弹……那一刻，分不出谁是指战员，谁是记者。直到战斗结束大家忙着打扫战场，清理缴获的武器弹药，他就趁这个空隙，掏出笔记本，采访几位作战英勇的指战员的事迹……

记者必须敢讲真话

抗战进入最后阶段，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解放区各项建设的发展，报纸也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并从无到有地锻炼出一支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到了1943年，随着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的节节胜利，为扩大报纸容量，苏中军区正式出版区党委机关报——铅印的《滨海报》和出版以一师师长粟裕将军为社长的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在这两个报社，我父亲都担任二分区特派记者。这也标志着1943年，我父亲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战地记者。

此刻，作为《苏中报》记者的父亲，1944年初正在台北县（今大丰）采访。《苏中报》总编辑林淡秋和编辑蒯斯勋先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党中央来电报，抗战处于最后阶段，好比黎明前的黑暗，斗争会很艰苦，要注意做好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工作，可以采写一些有关民主人士的报道。说实在的，在当时根据地的气氛下，写打仗的战士、写苦大仇深的农民是最保险不过的，而写开明士绅那肯定要担风险，这一点父亲是很清楚的。

但父亲认为，记者应当敢讲真话。只要正确领会上级的精神，选对被采访的对象，就没什么可怕的。于是，父亲与县委商量后，决定采访台北县参政会会长叶东。他先后向六七位人民代表了解，大家一致反映，叶东拥护抗战，拥护人民政府，在办好中小学教育和组织农村冬学方面，有不小的贡献。在广泛了解的基础上，他访问了叶东，写了一篇《叶东先生访问记》的长篇通讯，发表在《苏中报》第一版上。

不料文章发表后，区党委保卫部门就派人找我父亲谈话，问他了解叶东过去是国民党员、参议员吗。我父亲说，当然了解。又问他为什么写叶东访问记。我父亲如实回答。他们又到报社了解我父亲的历史，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不了了之。

回族，安徽安庆人。1925年出生。中国著名报刊活动家，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记者、新闻评论员、高级编辑、新闻学家。1941年2月，在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入新四军，参加组织地方武装和民运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始，先后任苏中《滨海报》、《苏中报》特派记者，《群众报》记者、通联科长，新华社苏中二支社（高邮分社）副社长，《人民报》总编辑，华中《新华日报》地方版主编。

1949年后，历任《苏南日报》副总编辑，苏南《工人生活报》编委会书记，《劳动报》总编辑、社长，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解放》杂志评论员，《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社及《东方早报》顾问，上海新闻学会会长，全国新闻学会副会长。2011年9月6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