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两《五代史》修订超越旧版

两《五代史》的点校、修订，与其他各史一样，是一个学术接力的过程。修订工程的定位，是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基于新的学术条件，按照修订工作总则规定的要求进行，以期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升级本。两《五代史》的修订达到了这一要求，实现了超越旧本的目标。

澎湃新闻：继2013年《史记》修订本出版之后，时隔两年，“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最新成果《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将在上海书展首发，请简单介绍一下两《五代史》修订本的出版情况。

徐俊：《史记》修订本的出版，标志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进入编辑出版阶段。在两《五代史》修订本出版之后，修订本的出版进度会有所加快，目前有多部修订本在编辑审稿加工中。两《五代史》修订工作由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主持，《旧五代史》2007年10月通过修订方案，《新五代史》2009年2月通过修订方案。此后先后完成样稿评审，分别于2011年6月、2012年10月完成并提交了修订初稿。2013年11月起，编辑组用一年时间进行审读加工，同时约请有关专家审稿。修订组在接到初审稿之后，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补充完善。后期定稿阶段，修订组、编辑组往返磋商，并利用寒暑假集中办公，协同解决复校和二三审问题，最终定稿。两史修订出版过程历时七年。

澎湃新闻：两《五代史》点校本，是所谓“上海五史”中的两种，1970年代由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点校，这次修订仍由上海学者完成，并选择上海书展首发，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徐俊：在修订工程启动之初，对于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的遴选，我们有几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从延续性考虑，尽量选择原点校单位；二是从学术力量考虑，尽量选择于本史有积累的学科点。复旦大学是《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单位，陈尚君先生长期从事唐宋文献整理研究，当时刚刚出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两《五代史》修订的不二人选。现在看，这个选择是对的，复旦大学对修订工作非常支持，先后留校两位博士研究生——唐雯和仇鹿鸣。两位年轻学者，专职修订工作，完成修订的同时，学有所进，现已成为所在学科出色的学者。选择上海书展首发，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书展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的确包含了我们对四十年前“上海五史”点校的一次回望和一份敬意。

澎湃新闻：能谈谈1970年代“上海五史”点校的情况吗？

徐俊：关于“上海五史”，不少当年参与其事的先生还健在，如复旦中文系的陈允吉先生，复旦历史地理所的王文楚、邹逸麟先生等。上海古籍出版社陆枫、华东师大古籍所裴汝诚、复旦中文系王运熙等先生，也离世不久。陆枫是全程参与“上海五史”的编辑，他也参加了我们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召开的修订座谈会和后来在复旦召开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方案评审会。修订调研时，我还专程拜访过王元化、王运熙、裴汝诚、陈允吉先生，他们所知所忆，更为真切，我这里主要根据档案资料，做些介绍。

1971年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将其中五史转交上海承担，有一种说法是张春桥、姚文元有意抢功，周总理知道后进行了干预，其中细节大家并不清楚。据档案所存抄件，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并获得毛主席批示同意后给总理写了一封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一事。周总理当天即批示“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关于1971年恢复点校，我所看到的最早一份文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往湖北咸宁文化部直属干校十六连（原中华书局）的公函，时间是1971年2月10日，在姚文元给总理写信之前近两个月，事由是“联系标点廿四史事”。信中说：“最近接获上级指示，关于廿四史的标点任务今后由上海地区承担，根据分工，我社将负责组织、联络、出版等项工作。”列举了急需了解的十个方面问题，希望中华在十天左右回复。信中还提到，准备在2月15日开办为期两周的标点学习班，希望中华派人来“作一次比书面详尽生动的情况介绍”，并计划派人到北京联系借用资料，到十六连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由此看来，最终上海仅承担其中五史，与起初的准备和计划是有较大变化的。

澎湃新闻：那后来京沪两地的分工与合作情况如何？

徐俊：在接到总理批示后，国务院出版口向在京参加出版工作会议的上海方面代表和中华书局做了传达。4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学部留守组军代表及中华书局负责人一行，亲自到干面胡同顾颉刚先生家中，传达总理批示。顾先生用一周多时间，写出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4月29日，吴庆彤主持，邀请顾颉刚、王冶秋、白寿彝、高亨、许大龄及中华书局汝晓钟、上海方面军代表绳树山，召开座谈会。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正式向周总理报呈《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经全体政治局常委传阅后，毛主席5月13日批示“同意”。报告明确了“人员的组织和分工”，点校工作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转由上海承担，都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此后，由京沪两地参与点校工作的代表参加，在北京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学习领会报告精神，确定工作方法。从图书资料、点校体例到版式字号等所有事关整体的方面，都与北京中华书局商量解决，档案中留下了大量往还信件。

上海方面对五史和相关工作进行了分工，由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市直属干校新六连（原上海历史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五家单位参加。点校工作分为三个点，复旦承担《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华东师大承担《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上海师院和直属干校新六连承担《宋史》，出版社负责组织联络。三个点、上海人民出版社，加上中华印刷厂，共五方面的负责同志组成校点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举行会议，研究问题，布置任务。开始阶段，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由政治读物组负责，到后期《宋史》编辑出版，由恢复独立建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

据当时的资料，1971年点校组组建之初，参加三个点工作的共有六十三人（次年达八十七人），绝大多数是中文、历史两系的教师，少数来自历史所。六十三人中，五十六岁以上的老年人二十九人，三十五至五十五岁之间的中年人二十八人，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六人，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发挥集体力量。除了少数体弱多病者在家工作外，都集中办公，复旦和华东师大两个组都有工宣队参加。就两《五代史》而言，参加者就包括复旦的朱东润、陈守实、张世禄、胡裕树、顾易生、徐鹏、陈允吉等先生，华东师大的徐震堮、周子美、林艾园、金祖孟、马兴荣等先生。此外，还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组织了二十多人参加的复校班子，谭其骧先生领衔。

澎湃新闻：当时点校组的工作情况如何，大家一定很感兴趣，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徐俊：有两点是贯穿当时点校组日常工作的，一是政治，二是进度。政治上，首先是“文革”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其次点校工作有毛主席批示，所以上海点校组受“市革会”和“一办”的领导，点校工作不能脱离政治。比如，每天坚持一小时，每周安排两个半天和两个晚上的政治学习；坚持参加本单位大的政治活动；联系社会上重大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联系史书的具体内容，联系点校人员自身的思想实际，举行各种形式的批判会、讨论会，出大批判专栏，展开革命大批判。

当时的“情况汇报”中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但大都没有留下当事人姓名。汇报中说：由于坚持大学习大批判，点校组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虽然整天与故纸堆打交道，政治空气却比较地浓起来了。有一位七十岁的老教师，学习时积极准备发言，并热情唱革命歌曲。师大一位老教师，血压高到二百多，还坚持半天工作，许多同志晚上还把书稿带回家看，星期天也不休息。有的同志国庆休假期间一直在加班校点。工作中有矛盾、有问题，能展开热烈认真的讨论，旧时代文人相轻的坏习气受到了批判。也有反面典型。汇报中说师院有一个所谓“宋史专家”，名利思想严重，看不起校点工作，带着“总比坐冷板凳好”的消极情绪，参加《宋史》点校，负责通读，大翘尾巴，认为自己了不起，对别人改动他通读的东西非常恼火。有的人对所谓“贤明”的封建帝王很欣赏，对失意的封建官僚深表“同情”，说明不反复开展大学习、大批判，有些人就可能走回头路。从这些零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氛围。

至于进度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治问题。上海于1971年9月初举办了学习班，讨论各史样稿，确定任务目标。到12月，《旧唐书》（共两百卷）初点一百四十卷、通读五十卷；《新唐书》（共两百二十五卷），初点一百六十卷，通读五十卷；《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初点两百四十卷，通读一百卷；两《五代史》计划次年二三月开始，整体速度相当快，并乐观估计“上海五史的校点工作，到明年国庆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当然实际进度大大推后，《新五代史》1974年出版，《旧五代史》1976年出版，《宋史》出版已经是1978年。

澎湃新闻：您怎样理解和评价两《五代史》当时的点校工作？

徐俊：我觉得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当时的点校工作，一是要了解当时的点校原则，二是要了解实际所做的工作。要客观评价最终呈现的点校结果，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条件和时间要求等因素。

1971年以后的点校工作，在方法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赵守俨先生总结说：“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第二阶段显然倒退了一步。另一条是版本异同择善而从，不出校记。”这两种改变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烦琐。为此上海点校组通过学习讨论，明确了指导思想：标点分段同校勘比较，标点分段是主要的，校勘是次要的；在校勘中，版本互校是主要的，只有在“点不断、读不通”的情况下才进行本校、他校。复旦点校小组拿陈守实先生作对照举了一个例子，说个别点校人员存在着烦琐考证倾向，不能正确对待从中华书局借来的材料，在校勘上花的工夫过多，影响了工作进度。“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守实都感到过了头，认为这样搞下去，要成为校勘专家了。”

因此复旦提出了“三校、三不校”原则：错脱衍倒校；点不断、读不通校；重要人名、地名、官名校；史实错误不校；本书矛盾不校；涉及修辞问题不校。但实际操作层面，“上海五史”并没有严格遵守以上界限，各点校小组和不同时段的工作也有差别，《旧五代史》就没有“择善而从，不出校记”，没有不主一本，而是以1921年南昌熊罗宿影库本为底本。

总之，无论是从体例文件，还是现存原稿、长编看，“上海五史”的工作程序是符合规范的，后台工作在当时条件下也是基本完备的。工作程序上包括初点、通读、复校三个环节，分工合作。各史内部分为三四个小组，各承担若干卷，负责初校、标点、分段，写出校勘记和校点长编。通读组由两三位业务较熟悉者组成，通读初点稿，统一体例，纠正错误，解决遗留问题。复校组在排出的校样上进行全面复校，改正错误，完成定稿。

具体到两《五代史》点校本的成绩，因为两史的文本特点不同，整理基础不同，点校本呈现的工作深度有所不同。但客观地说，在那样的时代条件下，达到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包括在版本和校勘资料的搜集利用上，现在档案里保存了大量当时南北两地借用善本图书的记录，可以说做了最大的努力，尽管现在看来有诸多欠缺。

1971年7月，中华书局和上海还一起商定了如何送交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办法，确定京沪担任的各史，各自负责定稿，排出清样后交顾先生审阅。实际似并未完全施行。1973年6月，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有关人员在京召开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汇报会，顾颉刚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对二十四史殿本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澎湃新闻：大家都知道最早两《五代史》是陈垣先生带着刘乃和、柴德赓两位做的，与后来上海完成的两史点校本有多少承续关系？

徐俊：两《五代史》由陈垣先生负责，刘乃和、柴德赓分担二书整理。1963年秋冬之后，唐长孺、王仲荦、刘节、罗继祖、郑天挺等先生陆续进京入住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就是后来传为佳话的“翠微校史”。协助陈垣先生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后来也借调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垣先生请教及与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没有住到翠微路。或许是因为没有集中办公，档案关于这个时期两《五代史》的材料很少（所知如1963年12月，二十四史点校会议曾专门印发讨论了陈垣《标点旧五代史问题》），我们只能从后来出版的陈垣先生年谱资料中知道大概。

1971年两《五代史》转由上海承担，按要求中华书局将“文革”前五史的全部资料移交上海。根据1972年2月印发的《标点旧五代史的几点意见》及所附校勘记录草稿表，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上海点校组参考使用的范围。“《旧五代史》已有刘乃和、北中华两种标点本稿本，质量尚好”，“刘乃和以刘本为底本，而校以熊、殿本及《册府》等书，北中华以熊本为底本而以刘本为工作本，校以殿本、《永乐大典》、《册府》等”。“移交来材料残缺很多，如刘乃和校勘记草稿，梁、唐、晋部分已有残缺，汉、周以后几乎全缺”，“刘乃和在工作本天头上有关于校勘的批注，故虽无校勘记，也有些线索可寻”。另外，这份意见还指出，刘乃和、北中华原来的校勘范围都比较宽，目的是打好基础，供今后定稿时选择，按照新的体例，初步估计可删的约一半。

《新五代史》的情况也近似，1972年10月印发的《校点新五代史补充体例》（修改稿）所附《校点新五代史工作本、校本及主要参考资料》中，著录有“柴德赓标点本”、柴德赓《新五代史校勘记》，后者并有说明：“以同文本为底本，用南监本、百衲本、鄂本、汲古阁本、贵池本及刘校本作校本的。”并提到“柴校勘记，可依我们今天的体例加以审定”，“柴已记于校勘记的，一般均入长编”等处理原则。

1971年10月起，上海方面就一再向中华书局催问《新五代史》初点稿，并向柴德赓先生生前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发函查询而未果。这部同文本《新五代史》是1972年9月才发现的，在随原书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赵守俨先生说：“最近从陈垣同志藏书中发现了一部《新五代史》标点本，已全部点完，书眉还有些墨笔批注。我们研究后，认为不是出自陈老之手，也不是柴德赓、刘乃和的笔迹。究竟谁做的，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翻阅了一部分，感到标点有些错误，只能作为参考。此书已从陈家借来（五洲同文本，共十本）。”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近年影印出版的《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二者版本一致，所描述的批点形式相似，虽不能确定为同一部书，但点校本《新五代史》比较多地参考了柴德赓初点本，应该是可信的。

澎湃新闻：刚才谈《旧五代史》时，您提到“有刘乃和、北中华两种标点稿本”，“北中华标点稿本”指的是什么本子？

徐俊：这个本子是1967年“文革”中二十四史点校短暂恢复时期的成果，是上海点校《旧五代史》参考的另一个来源。

1966年“文革”爆发，二十四史点校被迫停顿。1967年5月，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时候，中华书局执行戚本禹的指示，二十四史点校曾昙花一现地恢复了不到一年时间。一部分外地学者借调到中华，又从学部系统和北京高校补充力量，加上中华的编辑，分编成七个点校组。另设秘书组总管业务工作，序言组负责撰写批判性的出版说明。所有参与者每天都到中华书局，按时上下班。何兹全先生的自传《爱国一书生》有一章，所记就是这个阶段的点校工作。

两《五代史》和《宋史》，当时编为第四组，《旧五代史》主要由局内的徐调孚、程毅中、周妙中等先生承担，《宋史》由局外的邓广铭、陈乐素、王树民先生，局内的傅璇琮、李思敬等先生承担。《旧五代史》以熊氏影库本为底本，据1968年2月小组会议的记录，当时已经点完，部分吸收了1966年前陈垣先生的点校成果，通校了刘本、殿本、孔本，核校了《册府》《大典》，开始覆看并撰写校记，是各史中进度最快的，而《新五代史》还一点都未动。移交上海的“北中华标点稿本”就是这个本子，但不全，缺约五十卷。另外同时移交的还有与《永乐大典》校对材料、注明《大典》卷数的出处记录等，也是1967年的工作成果。

澎湃新闻：两《五代史》点校分别由复旦和华东师大承担，两者在版本和资料的获取使用方面，有差别吗？

徐俊：当时“上海五史”的版本和校勘资料一般是各点校组提出，统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联络及借阅，统一管理。就两《五代史》而言，向北京图书馆借调了《旧五代史考异》（面水层轩抄本）、《旧五代史》（抱经楼抄本）、《五代史》（成都书局本）、《五代史记补注》（述郑斋抄本）等善本原书。《旧五代史》组一直追寻章钰过录孔荭谷校本《旧五代史》，最终北图因备战需要将部分书运往三线，未能取用，所以只用了1967年北京中华的过录资料。《新五代史》组参校的汪文盛本，也是上海图书馆刚刚从三线调回的。此外还向北图、辽图、浙图去函查对了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四库本《旧五代史》版本细节，向南图查核了八千卷楼抄本《五代史考异》。中华书局除上列移交的点校成果外，先后借调到上海点校组的还有一些，如：宋本《册府元龟》毛样、新摄未印《永乐大典》照片，以及部分研究资料，如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稿本等。

档案中记录了一件小事，事主也是《旧五代史》组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在使用北图所藏《旧五代史考异》时，擅自用红笔涂改了两个字（卷一第77、86页），被点校组领导发现后，又用白粉涂去。这个错误当然很严重，点校组开会对老先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并责成他做书面检查。在1973年6月归还《旧五代史考异》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专函报告“涂改《考异》两个字的经过及处理情况”，并附交了老先生的书面检查。

两《五代史》是在各自基本完成两《唐书》点校之后进行的，因此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总体都很顺利。《旧五代史》因为是一部辑佚书，清辑本形成年代虽近，但是传本复杂，互有差异，写定工作要大很多。如据北图藏《五代史考异》，补足《旧五代史》底本未收的一千两百多条，收录《考异》所附《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共一百二十多条。《新五代史》使用版本限于汲古阁本、殿本等明清版本和刘本、百衲本等近代影印本。从现存档案资料看，《旧五代史》组在版本及资料的搜寻上，颇费功夫。1975年底，《旧五代史》清样通读结束，当时复旦点校组还有朱东润、苏乾英、周斌武、徐鹏和胡裕树五位。他们还同时完成了《五代会要》《旧五代史考异》《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单书的标点整理，《考异》等三书因为基本纳入了点校本而未安排出版。

澎湃新闻：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点校本形成的过程有了一个总体印象，当年点校工作的时代局限、工作重点和存在的缺憾，也都有所体现。那么您觉得两《五代史》修订本是否实现了弥补缺憾、超越旧本的目标，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俊：两《五代史》的点校、修订，与其他各史一样，是一个学术接力的过程。修订工程的定位，是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基于新的学术条件，按照修订工作总则规定的要求进行，以期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升级本。我认为，两《五代史》达到了这一要求，实现了超越旧本的目标。

大的方面说，修订本的整理目标和要求，与点校本是不一样的，前面介绍的点校本的种种局限，在修订中都要以现代古籍整理规范标准来做，按照修订工作总则来做，这个变化，带来的是贯穿全过程各环节的根本改变。修订本《旧五代史》仍以熊氏影库本为底本，全书校勘记约为原点校本的三倍，标点修订约两千多处。修订本《新五代史》以百衲本影印元覆宋庆元本为底本，原点校本出校较少，只有一百五十八条，修订本增加一千一百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就两《五代史》修订本最突出的完善提升来说，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海内外存世版本进行了系统调查，梳理版本源流，以最接近原书面貌的早期版本为底本，选择具有校勘价值的重要版本为通校本，版本校勘细致充分。本次修订对两《五代史》版本的调查、复制和使用，不但大大超过点校本，也刷新了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知。

二是对两《五代史》的源出文献和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排比互校，以揭示史文渊源，订正流传中的讹误。特别是《旧五代史》，据《通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同源文献做了大量的他校工作。

三是广泛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碑志，进行细致的比勘校证。近三十年来，新发表墓志数量众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修订组的三位成员对出土文献都比较熟悉，也是修订中用力较多的部分。对墓志等石刻资料的运用是修订本的一个亮点。

四是对于学术界有关两《五代史》的研究考订成果，特别是点校本出版以来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全面的调查和搜集，予以适当吸取。《旧五代史》虽然确定在清辑本范围内，但从陈垣到陈尚君诸家新辑薛史的努力，尤其是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先期成果，为修订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支撑。

概括起来说，两《五代史》修订本对存世版本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系统比勘，对相关宋元文献做了全面网罗，对出土文献和碑志有充分的掌握和恰当利用，无论是对版本资料的占有使用，还是对文本的认识和处理，都有大幅进步。这几个方面，在我们约请的专家审稿反馈中，是比较一致的评价。

澎湃新闻：这次修订在版本寻访和利用上，收获特别大，请您举几个例子。

徐俊：较之原点校本，变化最大的是版本的搜寻和使用。当年点校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展开的，对于流散海外的善本基本未能利用，这也是整个“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个遗憾。

本次《旧五代史》复制利用的孔荭谷旧藏钞本、邵晋涵旧藏钞本，分藏于台湾和日本，两个本子都是《旧五代史》辑佚过程中流出的钞本，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面貌。这两个本子的获取都值得一说。关于孔本，原先只知道北图所藏章钰过录本，1960年代中华点校时，曾经将孔本中独有的六十多条注文过录下来，移交上海点校组后，他们一直追寻章钰过录本，最终也未能取用。这次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支持下，复制了全本，用作修订通校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邵晋涵旧藏钞本，过去学界了解更少。邵本原为陆心源皕宋楼旧藏，清末流失日本。陆心源《重辑旧五代史原稿跋》称为邵辑薛史底本，《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也有著录，但一直未引起关注，最终颇费周折、费资甚大，全本复制，也用作修订通校本。尽管如此，也还有遗憾。清末辑自《永乐大典》的重要史籍，保留清人讳改痕迹的初辑本近年陆续发现，如《三朝北盟会编》的初辑本在上海图书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初辑本在湖南省图书馆，我们也期望《旧五代史》初辑本能够重现于世。

《新五代史》的主要通校本更是作了全面替换，原点校本通校本选用的基本是明清以来的通行版本，而且版本系统单一，对存世的宋元本基本没有利用。修订本除仍以百衲本为底本外，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在充分的文本比对基础上，选择以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期刊本（存十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宋元递修本（存六卷）、台北所藏南宋刊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宗文书院刊明修本等四个宋元本为通校本。

澎湃新闻：从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现在两《五代史》即将面世，那么其余各史的修订进展情况如何，主要困难在哪里？

徐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从调研论证算起，已经十个年头，从2007年第一次工作会议算起，已经八年，目前进度大大晚于最初的时间计划。但总体而言，从《史记》修订本出版开始，修订工程已经进入后期交稿及编辑加工阶段。今年继《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上海书展首发外，《宋书》《魏书》《辽史》也都在定稿阶段，预计在今年年底出版。其中《辽史》因为主持人刘浦江教授英年早逝，修订本进展深受大家关注。我们特别感动的是，《辽史》修订组经过八年不懈的工作，尤其是刘浦江教授在病中所做的最后努力，基本完成了定稿。《辽史》修订本将在刘浦江教授逝世周年之际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另外已经交来全稿或者部分来稿，经过审读质量较好，预计2016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有《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金史》等，《周书》《北齐书》《北史》《南史》近期也将交稿。几部篇幅较大的史书，也已进入修订后期工作阶段。中华书局从前年开始，为每一史配备了责任编辑，进入编辑审稿阶段，会有初二三审参与，组成编辑组，协同工作。

目前阶段，质量和进度之间的矛盾更加突显，给主持人、修订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编辑加工阶段的工作难度，也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两《五代史》后期审读加工定稿，修订组和责任编辑投入了全部精力，底本、点校本复校，编辑组审稿，加上后期专家外审，往复讨论，所费时力以及超负荷的工作，难以用时间来衡量。复旦修订组，几乎是我每次上海之行的第一站，修订组长期不懈的工作状态、对学术目标的深度追求，我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

修订组成员仇鹿鸣在接受《文汇学人》采访时候的一番话，很让我感动，他说：“任何一位从1980年代以后学习中国古代文史的人，都是从二十四史点校本入手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使得任何一位中等以上学历的国人，只要他愿意，就能比较方便地接触、学习这些基本典籍。就保存中国文化而言，怎么估计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贡献，都是不为过的。”“我自己当然也是读着点校本开始学术生涯的，所以当能有机会为完善这一版本做出贡献，自觉也是一种使命的召唤。”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好，是真情实感，说出了所有参与修订者的所感所想，体现了学者的境界和情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大力提倡的。就出版而言，产业化、市场化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是出版的要旨，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责任，所以将“二十四史”修订本打造成新时代古籍整理标志性成果的目标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