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方叔洪举枪殉国，母亲去世前一直念叨怎么还不来信啊

方叔洪朝自己开了一枪。

枪响前，他负伤7处，腰部和头部均中弹，在日军逐渐缩小的包围圈中，他知道已没有突围可能了。

1939年夏，山东南部的这场遭遇战，为方叔洪的人生画上了句点。他很少回家，妻子重病期间也未去探望。他在家信中多次表示，忠孝不能双全，决定以忠报国，雪我民族奇耻大辱。

牺牲时，他年仅31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51军114师师长，中将军衔，是抗日战争中最早牺牲的国军高级将领之一。在1946年济南大明湖铁公祠的抗日殉国将领的前三个牌位里，方叔洪排在第二，其他两位是张自忠和赵登禹。

去年，方叔洪入选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他的侄子方增觉得出乎意料，“听说过他的人太少了”。

今年8月，山东省沂源县准备重修当地抗战史，“意外”发现一处国军将士陵园，也大致确定了方叔洪埋葬的地点，没有墓碑，静静躺在一片繁茂的玉米地下。

一次见面

方叔洪，原名方范，以字行，1908年出生，山东济南人。

印象中，方梅、方增姐弟二人只见过方叔洪一面。按照家族大排行，方叔洪是他们的三叔，不过他俩都有点怕他，“很高大，很威武”。

86岁的方增还记得，唯一一次见面里，方叔洪绷着脸，“不笑，也不看我们这些小孩，从大门进来回他的屋子，走得很快。”

在姐弟俩的共同记忆里，三叔很忙，回家也穿着军装，还带着两名勤务兵，“不怎么顾家的，回来一次待不了几天，一直在外面打仗。”

88岁的方梅说，三叔就跟他的父亲和兄弟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很少谈生活”。

在战争无可避免地波及济南前，方家一大家子住在济南小清河畔的老宅里。方叔洪的父亲方慰农是济南名士，同一辈虽有几个兄弟，但都过世得早，家中多数事情都由方慰农定夺。

到方叔洪这代，家族内也有几个兄弟。按“伯仲叔季”的顺序排下来，方梅、方增的父亲方谦排在第二，方叔洪排行第三。老大学了经济，老二学了地质，到了方叔洪，方慰农一想，“老三性格比较刚烈，身体也好，就去学军事吧”。

方增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方叔洪自幼聪慧，刻苦好学。他先自费去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后回国考取山东公费留学名额，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异常勤奋，在同学中威信甚高”。

1928年春，听闻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后，方叔洪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起集会，甩掉军帽，撕去领章，高唱岳飞的满江红，表达抗议。

毕业之后，方叔洪邀好友翁照恒一同前往法国慕漠尼航空学校学习航空，还去德国学了炮兵技术。

1931年，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的大片国土很快沦陷。方叔洪回国后，通过翁照恒与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取得联系，赴上海出任十九路军教导大队队长，开始一生中最漫长的戎马生涯。

一张合照

方叔洪参军时，方梅、方增姐弟俩都还不满10岁，可他们都知道“十九路军很厉害”。

1932年1月底，日军进犯上海，杀害无辜军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据上海市档案局资料记载，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将士身着单衣，短裤露膝，在冰天雪地里作战。不仅衣着简陋，武器装备也不足，尤其在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手榴弹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又一次次以波浪式冲锋攻击守军防线，形势异常危急。

方叔洪率领十九路军教导大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粉碎日军多次进攻。方叔洪亲临前线，与战士并肩作战，战斗激烈时，他还带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双方皆死伤惨重。

当年4月，经“国联（国际联盟）”干涉，日军开始撤兵，方叔洪也随十九路军调离上海。转往福建前，他曾短期回济南探亲，并留下一张兄弟三人的合照。

2015年8月9日，方增在山西太原的家里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了这张照片。几年前，他在整理旧资料时，意外发现了大伯方敏、父亲方谦还有三叔的合影。方增轻轻地把照片放到茶几上，“没有这张照片，我都快忘记他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2年5月5日，方叔洪坐在中间椅子上，面容清秀，西装革履，戴着圆眼镜。方增的父亲在合影上题字：上海抗日之役，范弟躬自率队参加，手刃倭寇数十，以泄平素之忿，而为家国增荣。日前北返省亲，偕敏兄三人摄一合影，以志纪念。

兄弟三人各留一份。照片左侧“三弟收存”表明，方增手上的这张原本属于方叔洪。

离开济南后，方叔洪带着这张合照又辗转于福建、湖北、陕西等地。

方增介绍，方叔洪曾在武汉和张学良会晤，被张任命为上校参谋，“后来还有人说他给张学良开过飞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据方叔洪六弟、八弟等人1982年所著文章，在事变中，方叔洪坚决支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竭力呼吁枪口一致对外。

一场葬礼

几十年后，除了三叔，方梅、方增姐弟还记得三婶杨晔。

“三婶可漂亮了。”方梅回忆，杨晔是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院的校花，毕业后在西巷小学教书。她的父亲杨誉生在济南开药房，母亲是日本人。

在当时，方家是济南城有头有脸的家族，邻里都很关心方慰农长子——方叔洪的婚事。方梅忘了两人在哪一年结婚，她只记得方叔洪、杨晔结婚当天，“嫁妆有一条街那么长”。

据方家后人记载，夫妻两人非常恩爱，无奈聚少离多，杨晔更是命途多舛。

1935年与方叔洪结婚后，杨晔曾随军去了西安，流产后身体虚弱，感染了肺结核。

杨晔回到济南静养后，方梅、方增和她相处过一段时间。他们还记得中医让杨晔喝乌龟血，也记得佣人杀乌龟接血的那一幕，“三婶不喝，后来有人来劝，她就躲在门后头，也不让我们看见，偷偷地喝了。”

“方叔洪应该听说了杨晔的病情，但他没有回来看过。”方增回忆道。

喝掉乌龟血后，杨晔的病情并未好转。她不得不离开济南，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后于1936年病故。

方梅和方增不记得三叔曾去看望过三婶，“长辈们也没提，可能他派了勤务兵回来传消息，我们还小就不知道了。”

他们能够确定的是，方叔洪没有出现在三婶的葬礼上。下葬后，他也未曾回来悼念。

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后，方增认为，方叔洪此时正与东北军共商抗日大计，所以杨晔病逝也未能顾及。“三叔为了抗日救国，舍弃了自己的家，也没有留下后代。否则今天不会这么默默无闻。”

一个昼夜

方增一辈子都记得“七七事变”次日的号外：《卢沟桥演习日军今晨向我军开火》。

而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拘，东北军被解散。方叔洪几经周折，最后在缪澄流部任667团上校团长，与日军转战于河南桐柏山一带。

1937年11月，日军陆海空三方一起向江苏江阴要塞发动猛攻。方叔洪奉命率部驰援，到达江阴后，日军大队人马也抵达要塞战区附近。方叔洪部署部队分别从正面、左、右翼向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了进攻。

后来，正面一营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自动后撤，左右两翼也被迫退下。在这紧要关头，方叔洪来到正面亲自督战，将擅自带兵后撤的一营营长就地枪决，率部发动第二次进攻。方增介绍，最后双方展开白刃战，正面阻敌的一个营全部牺牲。

清查日军遗弃阵地时，他们发现了身着黄呢大衣、佩戴“天皇赐”字样指挥刀的日军司令官尸体。方叔洪认为，此次战役能击毙其高级指挥官，“总算还对得起我们阵亡的战士”。

南京、济南相继沦陷后，为躲避日军，方家家眷多人逃亡到徐州一带。当方叔洪前来与家人团聚时，想到自己一团官兵，奋勇杀敌，伤亡惨重，看到其他部队不战而逃，致使人民流亡他乡，悲愤异常。这一切给他精神上刺激很大，“致使他夜不成眠，悲愤情绪甚至不能自制”。

此后不久，于学忠出任鲁苏战区总司令，方叔洪被委任为51军114师参谋处长。

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分进台儿庄一带。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于3月10日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

据方增介绍，114师奉命在山东兰陵一带布防，其任务是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当时，日军以集团冲锋方式疯狂冲击114师防线，方叔洪再次赴前线指挥督战，全体将士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日军发动反扑，第五战区下令转移，方叔洪奉命率部掩护鲁南兵团转移。他们在前线坚持了一个昼夜，一次次打退日军强攻，直至全兵团脱险。

而在武汉保卫战中，方叔洪所在的51军奉命由南阳、唐河、方城地区开赴大别山北麓前线，担当最前锋的重任。据中国军网记载，方叔洪再度集结兵力死守阵地，“在部队伤亡很大的情况下，决不后退半步。”

一颗子弹

1939年初，方叔洪升任第51军114师师长。

当年4月，方叔洪率领114师进入鲁南地区抗击日军。此时，他已成为国军中将，是最年轻的国军高级将领之一。

“他们也打游击，不过条件比较艰苦，因为群众基础不像八路军那么好。”方增说，“没有根据地，只能在山里头打转。”

当年6月初，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扫荡鲁南，其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战区总部和山东省府所在地沂源的东里店一带。这里正是方叔洪统率的114师的活动地区，他指挥着114师，分拒莱芜、蒙阴、鲁村三面之敌，经历大小战斗10余次，数度突破日军包围圈。

但在后来，南边的蒙阴、东边的沂水先后沦陷，北边的博山也出动了3000余名日军朝南进犯，方叔洪部队不得不昼夜兼程、连续行军。

上述中国军网文章称，由于受到划定活动范围的限制，方叔洪率部就这样转来转去，专钻敌人的空隙穿插行动。在多路敌人同时进攻的形势下，这种转山头推磨式的活动方式，十分冒险。当时的战况非常紧急，全山区炮火连天，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机经常盘旋投弹，遭遇战随时可能发生。

6月24日上午，方叔洪率部转移到沂源县的焦家上庄附近时，遭到多路敌人的进攻。突围时，师部与主要战斗部队失去联系，方叔洪只好冒着倾盆大雨率师部及直属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

当天晚上10时左右，他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官兵由于连续转移疲惫不堪，方叔洪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刚休息到次日凌晨5时许，北山上的岗哨便遭到日军进攻。

114师师部军需处的刘衍知后来回忆，他们在拐棒峪遭遇大股日军，“当时方师长手下只有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连、一个半武装的工兵营，掩护师部上百名非武装人员和一个通信兵营转移。”

部队沿山沟向东南才走了3公里左右，在一条峡谷里又与大股日军迎头相遇。

激战中，方叔洪头部、腰部中弹数处，部队伤亡过半。日军包围圈逐渐缩小，正向他步步逼进，突围已成绝望，为了不拖累士兵、不落入日军之手，方叔洪用自佩的手枪，向已负重伤的头部补射一枪，壮烈殉国，时年31岁。

一片田野

方叔洪牺牲后，勤务兵将消息传回了父亲方慰农那儿，一同回归的还有方叔洪的遗物，包括那张兄弟三人的合影。

方增说，方慰农十分悲痛，“他很看重方叔洪的”。

方叔洪牺牲的消息一直瞒着他母亲，方梅、方增都叫她三奶奶。

方梅还记得，三奶奶后来逃难到重庆北培，日夜思念自己的孩子。牺牲前，方叔洪曾派勤务兵送来百元大洋，此后一直没有音讯。

有一天，方梅和三奶奶、四婶等人在院子里择豆芽和韭菜，三奶奶那个时候就嘀咕，“（方叔洪）怎么还不来信啊？”

此时，其他人已经知道方叔洪牺牲的事情，担心老人受刺激，都默不作声。

许久，有人回答，会有信儿的。

直到去世，也没人告诉她儿子牺牲的消息。不过方梅觉得，“可能她也猜到了吧。”

按照沂源县石龙官庄村民的说法，方叔洪遗骸一直在等待家人收殓。

刘衍知回忆，战斗结束后，日军一个大队长率领日军清扫战场，发现了方师长的尸体。“恰巧这个大队长与方师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因此特地搞到一口棺材，把方师长的尸体装殓埋在拐棒峪庄前，并竖了一块木牌作为纪念。”

而方增综合长辈讲述和文献记载，认为三叔的遗骸应由114师后来觅得，于学忠主持料理善后，葬在蒙阴县坡里以北的上坡上。他还说，经于学忠申报，国民政府批准方叔洪中将师长为抗日烈士。现在，方增希望政府能给抗日烈士的后代颁发纪念章，“给个纪念章就挺好的”。

坡里和拐棒峪庄距离不远，1943年，附近的沂源县石龙官庄在建51军抗日烈士公墓时，方叔洪也被迁入该陵园。

如今，石龙官庄已经找不到这片陵园了，几块石碑被用作小溪旁的垫脚石，上面依稀可见“五十一军”的字样。在村里多名老人的讲述下，能够确认方叔洪安葬在村西南一处名为“皇林”的地方，老人们都叫他“方师长”。

一位77岁的老人还记得，当时，附近村子的一户村民把留给自家老人的寿木贡献出来，装殓方叔洪，“也没有深埋，周围用青砖垒了一圈，还有空隙，方便他家里人来找”。

他还说，后来不知道哪里来的队伍，把坟扒了，木头也用来烤火了。

现在，“皇林”一侧建起了公路，另一侧种了一地玉米，老人们只能描述出陵园的大概方位。

“过去，这块陵园有一亩多地，前面竖着大石门、大石坊，还有一块两三米高的石碑，密密麻麻都是名字，后面一大片小土堆，埋着和日本鬼子打仗牺牲的国民党兵。”70岁的王姓老人指着这块玉米地说，“早就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