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苏童：把写出好长篇当作“野心和梦想”

在很多场合，苏童都谈及写作短篇小说时的享受和愉悦，一个稍纵即逝的场景，一次有头无尾的对话，以及季节的变换，乃至流水的氤氲，在他那里都不会被轻视，都是生命的形态，脆弱且有无从确定的未来，他沉浸其中，像一个在暗房里安静冲洗胶片的人，将时间、记忆以及想象用文字的显影液型塑成一帧帧泛黄的画面，挂满整个房间。与这样的享受和愉悦相对立的，长篇小说写作给予苏童的感受，至少从他自己过去的表达来看，却往往是疲惫、痛苦和困难。

“写长篇对于一个生性懒怠的人是一种挑战和压迫，写长篇的那些日子你似乎有肩扛一座大山的体验和疲惫。我不明白为什么作家都要写长篇，为什么不像博尔赫斯、契诃夫那样对它敢于翻白眼。奇怪的是人们大多认为长篇小说是作家的得分或责任，而不是短篇或别的什么”（《回答王雪瑛的十四个问题》，1998）。

“在写长篇的时候，真是像在开一艘远洋巨轮的感觉……因为是汪洋中的一艘大船，所以航程一定是很累的，而且对人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写长篇的感受和写短篇的感受对我来说完全不同。写短篇是比较享受的，一个是由于我比较怕吃苦的想法，写一年的长篇真是有时让我累得吃不消，而我又不是一个喜欢受苦的人，所以在这意义上，平时喜欢写短篇。人也很怪，我其实不需要拿长篇来证明什么东西，但是过个两三年就会有那个欲望，要远航了，要到海洋当中去了”（《作家苏童谈写作》，2002）。

“我对自己的短篇小说蛮自恋，我很享受。但是写短篇和长篇是两个人吗？我自己也不清楚。有时候随着文本的不同、要求和目的的不同，都能够引发我不同的创作情绪和状态。越写得轻松，一气呵成的短篇小说，肯定是我最为满意的作品。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贯穿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所以写好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野心和梦想，也是煎熬我的非常大的痛苦”（《童年·60年代人·历史记忆——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2010）。

这些言语之间有着十余年的时间跨度。虽然那个“不明白作家为什么都要写长篇”的苏童，已经变成了把写出好的长篇小说当作“野心和梦想”的苏童，但那种写作长篇时的痛苦似乎始终存在。从《蛇为什么会飞》、《碧奴》、《河岸》再到最近的《黄雀记》，新世纪以来，苏童以每三四年一部长篇的均匀速度向着他的野心和梦想迈进，但相较于其诸多中短篇所收获的众口一词的赞誉，他的长篇小说引发的每每是困惑和疑问，某种程度上，苏童仿佛是把写作长篇时的痛苦传染给了其长篇小说的阅读者和评论者，尤其在当下这个文学评论日益沦为表态站队的大环境里，于是，遮遮掩掩者有之，气急败坏者有之。

苏童虽然时常提到创作长篇的痛苦，但他始终没有深谈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种痛苦。好在，不少论者已经对此有所感受，比如程德培就曾指出，“重视意象和画面的人，处理短篇小说非常容易。把小说拉长变成中长篇的叙事，光靠画面和意象群，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肯定要借助其他手段”；这样的其他手段具体会是什么，程德培并未细说；倒是同样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觉察到苏童的某种习惯策略，“苏童的小说里面总是有‘道具’的……这个道具是他所熟悉的，能够给它隐喻的，同时隐喻也不是勉强的。所以去写《碧奴》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无所抓挠。他创造了‘眼泪’，有点像最初的‘白鹤’、‘核桃树’，这一套又回来”；又比如郜元宝对苏童写作整体状态所做出的形象比喻，“他喜欢描写封闭独立的狭小世界，所以文学做得精致美好，一旦世界放大了，就像《河岸》的有些话语，好像外面世界吹进来的风，一下子又明显的不和谐……在美学上，苏童将现实经验拒之门外。苏童就好像奔跑在几个房间里进行写作”。

《黄雀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用苏童自己的话来讲，“这部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所谓街区生活。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青少年强奸案，通过案子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或者说是这三个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的命运，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我兀自引用苏童接受访谈时的表述，倒并非偷懒，而是觉得这表述相当明白和简洁，当然，也许是过于明白和简洁了，仿佛被编辑加工过一样。

某种程度上，《黄雀记》由此也可以看成是诸多小短篇的集合，每个小短篇都是精致而优美的苏童风格，有南方的湿润和幽暗气息，可以令人耽溺其中像静立在临水的悠长小巷。然而，当这些小短篇企图最终形成一部长篇，好比很多意味丰富的照片硬要组合成一幅恢弘的壁画，问题就来了，在《黄雀记》中，整个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展开，于是就好像那些照片与照片之间胶水粘连的痕迹，横贯于整幅壁画之上，因为条理分明，更显得生硬触目。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暗喻了《黄雀记》中的主要情节，少年保润将仙女捆绑在水塔之上，但没想到最终对仙女实施强暴的却是他的朋友柳生；但另一方面，这自然也是对小说家自我的写照，在螳螂捕蝉般的生命争斗背后，永远有一个黄雀般冷静等待捕捉一切的小说家。“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中的一条小街，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也是我无数小说作品中的香椿树街。”这是苏童自述的面对香椿树街的姿态，却是某种仅仅从房间里向外眺望的姿态。那只黄雀在几个房间里来回飞舞，翅膀被墙壁挡回的痛苦渐渐转化成心安理得的生活，它开始习惯眺望远处的螳螂和蝉，并一次次在假想中吞咽它们。

（本文节选自《假想的煎熬——对苏童《黄雀记》的一种解释》，原刊登于《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