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领导班子不再是事业编制

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17日下午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调整改革后的中国足协既是团结全国足球组织和个人共同发展足球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又是根据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具有公共职能的自律机构，承担了体育部门在足球领域的管理责任。

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并按规定撤销相关事业编制。足球中心领导班子成员（4人）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中国足协工作，免去事业单位职务，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以下是《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4点：

（一）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实现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足球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协会秘书处）的转变，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按规定核销相关事业编制。

（二）理顺中国足协与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

中国足协是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是管理足球项目普及与提高工作的全国性自律机构，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是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团组织，主要负责团结联系全国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建设管理国家足球队，代表国家参加各类国际足球赛事。

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完成后，体育总局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中国足协要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体育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承担并完成国家交办的各项任务。体育总局对中国足协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三）改革完善中国足协人事管理制度

在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中，按党管干部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做好相关人员的岗位转换和工作安排：

1.足球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中国足协工作，免去事业单位职务，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2.足球中心在编在岗人员，可根据个人意愿一次性选择去留。选择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将所有关系转入中国足协，原在编在岗人员级别、职务等进档封存；不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由体育总局在系统内统筹安排工作。

3.中国足协与现聘用人员所签合同继续履行，根据脱钩改革的实际情况调整完善。

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完成后，中国足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同工同酬，公平竞争，统一考核。

（四）改革完善中国足协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在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中，由专业机构对足球中心及其下属企业的资产进行清查盘点，清查结果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报批。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在明晰产权归属的基础上，相关国有资产可无偿提供给中国足协使用。

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完成后，中国足协不再作为中央预算单位，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独建帐、独立核算。实行财务公开，上一年度财务报告与下一年度财务计划和预算须向协会会员大会报告、接受审议。由独立的审计机构负责对协会定期进行财务审计，审计结果接受会员大会及社会监督。

足协与体制脱钩历经60年，上月国务院文件成最后铺垫

今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足协改革就成为重中之重。

5个月过去了，外界所期盼的“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的问题在8月17日的足协会议上也有了实质性的动作，管办分离也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从1955年中国足协成立，到2015年足协将正式与体制脱钩，正好经历了60年。这60年来，足协管办分离的去行政化改革的想法贯穿其中，如今随着8月17日足协“撤编会议”的召开，中国足球管办分离大幕就此全面展开。

最初尝试：并不成功的实体化提议

时间：1989年

其实早在1989年，中国足协就已经提出了实体化的建议，所谓的实体化也恰恰是如今我们口中的管办分离。

一年后国家体委也发出《关于中国足协实体化的通知》，要求多年来由体委行政部门行使的职能逐步过渡到中国足协管理。尽管从之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变，但中国足协开始进行一些积极尝试，只是最终流于表面。

在足协当时提出实体化建议前几年，足球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向实体化过渡。1985年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后，从1986年开始，国家体委成立了足球办公室，将训练、竞赛、科研、外事、国家队等业务进行统一管理。

1992年北京红山口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足球实行协会制管理”是一项主要精神，但从始至终，这个“精神”都没有机会变为现实。

足球管理中心执行过程出现偏差

时间：1995年

1995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设立“足管中心”时，其定位是“承担常设办事机构”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具体执行和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按照当时的想法“足管中心”将效仿亚足联总部秘书处的职能进行常规运转。

不过，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就是“一体同心”，而主管领导的主要工作也成了创造政绩。阎世铎暂停升降级，谢亚龙提出南北分区，韦迪提出“国奥打中超”，无疑都体现了这种以国家队成绩为先，联赛为国家队让路的管理标准。

如今，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撤销“足管中心”，并不意味着其“秘书处”的职能也被撤销了，更具体地说，是“足管中心”以往职能全部将转移到“秘书处”，由秘书长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G7”革命让人们熟知“管办分离”

时间：2004年

2004年中超元年，这本应是中国足球联赛“升级换代”的一个节点，然而事实却是相反。假球黑哨层出不穷，球迷的信任降至冰点。

中国足球名宿徐根宝如此评价，“最乱的就是从甲A成为中超的那段时候。”

就是在这混乱的一年，大连实德老板徐明联合国安、中远、深圳等6家俱乐部投资人发起了一场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这被称作“G7”革命。

这些投资人当时强硬表态，“我们不是什么逼宫，我们是推进改改，现在是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然而在中国足协的强硬打压下，这次“革命”最终不了了之。

这是“管办分离”这个词第一次被大众熟知。

虽然这场“革命”在足协的强力打压下归于平静，但仍旧起到了些许作用，中超公司在2005年正式宣布成立。当时中超公司的管理层，也同时兼任着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官员的职务。经过1年磨合期，中超公司才开始渐渐接手部分联赛工作。

“小中心、大足协”概念未获批

时间：2012年

足坛反赌扫黑工作结束后，时任足管中心掌门韦迪在2011年12月的中国足球管办分离座谈会上透露，“中国足球明年肯定要管办分离。”

2012年2月，韦迪推出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喊出了“小中心，大足协”的口号，并成立了职业联赛理事会作为中国职业足球的最高管理层级。

当年6月，韦迪在被《中国网》记者问到改革后的足协人员编制问题时，豪言“想要革命就要先革自己的命”。

当时方案核心内容是：项目管理中心是总局的事业单位，代表总局实施对项目发展的管理，是总局管理的延伸，中心应该对总局负责。中心的任务应是代表总局对项目实施政策管理与政策保障服务，中心不该再承担具体的办事事务。中心的具体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监管全国足球事业发展。关于协会的改革，则要切实恢复正常的协会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各专项委员会作用，让职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但实际情况却是，直到韦迪离任，这份《方案》也没有得到最终的审批。

“足改方案”成为催化剂

时间：2015年3月

2014年7月，足管中心要求在中超公司任职的员工进行选择，足管中心的事业单位编制和中超公司的工作只能“二选一”，这样拉开了管办分离改革的序幕。

今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通过，更是成为足协改革管办分离的催化剂。

方案中写道：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不设行政级别，其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

“足改方案”的出台也成为足协改革的催化剂，足协开启管办分离、去行政化的改革。

国务院最新文件成为最后铺垫

时间：2015年7月8日

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总体方案》，在顶层机制上让足协的管办分离有章可循。

再结合之前发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未来的足协将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但这也意味着，每一个足协工作人员都要做一道选择题，而且还是必选，那就是留在原地失去体制内身份，或是调往其他运动管理中心，离开从事多年的足球领域。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总体方案》的出台也为足协管办分离的改革做好了最后的铺垫。

以上由澎湃新闻记者 朱轶 滕飞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蒲垚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