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炒出什么病

一

2015年7月26日，上海西藏中路和汕头路路口的树荫下，一位穿蓝色条纹衫的老人坐在石板凳上。他拍了拍灰色长裤的口袋：“你相不相信，我这里面就放着两颗保心丸？”

据说他曾目睹别人倒在股票交易大厅里。在中国股市推行涨停和跌停机制前，一只股票从15元炒到40元，有人在48元时买进，掏出一根香烟正准备点，“火还没点着，从48块跌回18块了。跌下去，又涨上来。那人‘砰’倒下了。”

20多年来，在震荡不定的中国股市里，似乎每个老股民都曾亲眼目睹这类戏剧性的情景。这些传说反过来证明，中国股市似乎特别不利于股民的健康。既然如此，这些老股民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

理由之一也许是中国股市周期性的巨幅震荡本身。尽管波动是任何股市的共同特征，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股市指数波动的剧烈程度却堪称罕见。以最近一轮震荡而言，中国股市从2014年6月开始强劲上涨。上证指数从两千多点飙升至最高值5178点，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财富效应吸引了成千上万股民，其中既有新开户的初次投资者，也有上一轮甚至在更早的震荡中被套的老股民。但剧情突然翻转，2015年6月中旬到7月初，A股市场大幅下跌，此后，股市波动难以预测，再也未见冲破5000点的凶猛之势。

一位股票软件推销员说：“你知道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吗？这里炒股的人也是。”

穿蓝色条纹衫的老人吸了一口烟：“七秒钟就会忘记。这就是赌博。和吸烟一样，有瘾。”

但医生认为，股市波动带来的心理后果远不止七秒。心理学家把这种不断投入新一轮交易的行为解释为“成瘾性”。其机制的确和吸烟有相似之处。

使人上瘾的主要是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作为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科学家将它用来解释爱情，多巴胺能传递喜悦幸福感，也激发对异性的情感与爱慕。

大脑中的多巴胺分泌，会让大脑的神经系统异常兴奋，给人带来无可比拟的愉悦与兴奋。购物、吸烟、吸毒都能用多巴胺来解释，赌博也是。

人贪恋美好的感觉，多巴胺奖赏的兴奋感令人上瘾。一次满足后，大脑会怀念那些美好的感觉。正是为了遵循与找回这些愉悦与满足，经历过亏损的股民才一次次又回到了股市。

在投资导致的心理变化和疾病中，成瘾性似乎只是最轻的一种。根据2010年美国杜克大学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调查，2008年到2009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时，美国急性心肌梗死率大幅上升。

复旦大学、上海疾控预防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也有类似的结论。2010年，由这三家共同研究的学术论文《作为冠心病死亡风险因素之一的股票市场波动》显示，2006年到2008年，股市波动100点，上海市心血管死亡率增加5.17%，而且超半数的冠心病死亡发生在院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心血管科主任杜勇平医生向记者说明，在此类的案例中，一般患者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基础，股市是诱发因素。

股市波动打开的是人们对刺激产生的应激反应，首先的表现是精神紧张。紧张刺激的信息最先从大脑皮层开始传递，再兴奋下丘脑，一路影响下去，增加肾上腺髓质系统和垂体前叶、垂体后叶的兴奋，接下来心律加快、心输出量、血压升高。

这个层层传递兴奋的过程，本来有利于提高应付应激事件的能力，但若应激持续或应付失败，则导致多方面影响。心肌梗塞、动脉硬化和钠钾失衡、免疫功能下降，当心脏缺血缺氧几率一再增大，最终导致冠心病发作。股市波动异常频繁时，炒股使人长期处于高度应激状态中。

杜勇平发现，今年六七月份股市重挫时，仁济医院心血管科的急诊人数确实增加。在心血管事件中，情绪应激是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的重要诱因，如同手枪上的扳机。

令医生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中国股市一落千丈的时候，北京民航总医院接到一名心绞痛的男性患者。患者正值中年，自述想到股票就胸闷，心电图显示他心肌缺血。

根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宇浩等人于2013年在《心血管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股票波动与卒中死亡率相关性的论文，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上证指数变动100点，中风死亡率增加3.15%。

他们推测其原因是：应激状态开启后，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及它们的衍生物）释放明显增多，导致心跳加快及血压升高，从而很容易诱发中风的发生。

2012年，台北大学陈钦贤教授等研究者对台湾2001年到2007年的股市数据和同期台湾健保数据库中因中风而住院患者数据逐日比对显示，在台湾，当股市加权指数一天下跌1%时，当天因中风而住院的人数将增加约1.58人，一天跌2%，病例将增加4.32人，若下降6.5%，则上升到约31人。

除了生理疾病，对于一般人而言，应激更容易引起人的心理反应，消极的应激包含了焦虑、紧张、激动或抑郁、认知能力降低等。

二

这是一间面积约有15平方米的办公室，天气好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窗和薄薄的白色窗帘洒进来，屋外的树木一晃动，办公室地板上的影子斑驳交错。

顾歌的办公桌正对着窗户，办公桌的斜后方是一张橘红色的沙发，它的主人认为橘红色代表着放松和快乐，但上面却坐过无数伤心的人。炎热的夏天里，曾有一个32岁的女人坐在这张沙发上，她要了一条毯子将紧张颤动的身体裹住。她的声音低沉、充满焦虑，说着说着就停下来抹眼泪。

2015年7月16日，赵沁（应采访者要求，此为化名）第一次到顾歌的心理诊所就诊，“就像在阴冷的雨天里没有妈妈的小猫咪，全身紧缩匍匐在车底下。”

股票暴跌期间，一向得体的赵沁变得异常暴躁。她觉得自己被骗了，股市就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她责怪自己和运气；她甚至想过跳楼自杀，带着遗书找一栋三十楼的大厦结束生命，以此震惊世界。但是她又意识到这些都毫无意义，再轰动，网上热议两天就被会被遗忘。

炒股的钱本来应该用来买房。“《人民日报》上写‘慢牛’、‘慢牛’，还配了幅漫画的呀。”赵沁不解，“现在我只能租房了。”

身体的反应首先出现在心脏，赵沁感到心脏有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和心悸，她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在医院24小时的观察中并未发现心脏上的问题，寻诊几次后，医生建议她去心理咨询。

“百分之六十去看生理的，其实都是心理问题。”顾歌有很多患者都是附近的医院介绍过来的。

顾歌总结，因炒股出现心理问题的类型主要有三种：1.直接损失型，对于自己的经济直接造成影响，比如买房、结婚。2.期待落空型，抱着炒股发财的愿望入股，但结果不如意，从而感到遗憾、痛苦。3.未来破灭型，股市上的失败导致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产生负面和不确定的情绪，甚至产生厌世的悲情。

顾歌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调整认知和心理疏导。他会问：“在你的人生中是不是也曾有过类似的低谷？这个低谷，你是怎么过来的？”的确，每个人都有走出失落的经验，但是他们看不到自己曾经成功过的样子。

今年7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接到的一个案例和赵沁的症状几乎相同。因为工作压力和令人沮丧的股市，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项目销售在开车时自觉气透不过来，车当即停在了马路中央，他要求别人送自己去医院，他形容自己：“感觉要死了。”

症状叫做“惊恐障碍”。主要表现是显著的心悸、出汗、震颤，并伴随强烈的濒死感和失控感，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惊恐体验，以害怕产生不幸后果的惊恐发作为特征的急性焦虑障碍。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医院的学者在发表于《医学假说》的论文《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一个集体恐慌症的新现象？》中认为，全球股市动荡会造成一种新的集体性恐慌症，“惊恐障碍经常出现在长时间对新一轮打击的恐惧（预期焦虑）和反复出现的恐慌后。惊恐障碍的频率从每天数次到每月数次不等。”

在2008年4月到2010年8月这两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共接收到21例主述自己因股票大跌而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方面症状的患者。这些患者的抑郁、疑病、癔病、偏执、神经衰弱、轻躁狂的评分明显高于我国常规模型的参考分。

由中国医师协会HMO、中国医院协会MTA等机构在2013年对37.6万多位股民进行调查后联合发布《中国城市“股民”健康数据报告》，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睡眠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失眠多梦，醒后头晕头涨或浑身酸痛占18.9%；嗜睡者占17.0%；严重失眠者占16.2%；需要借助安眠药才可入睡者占1.7%。

睡眠质量下跌可能是由股票投资引起的最普遍的健康状况。2008年10月末，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五年来最低水平。至当年12月，退休的投资者损失了平均近三分之一的资产，约2.8万亿美元在股市中蒸发。两年后，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和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对股市大跌在心理健康上的影响进行分析，美指暴跌后，人们心理健康的主观调节能力变差。仓位较高者使用抗抑郁剂的用量增加了6.2个百分点。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应颖医生在今年股市暴跌期间遇到一个患者，患者自己形容，那是他的“自杀前夜”。

出现自杀念头是因为遭遇了强行平仓。运用融资杠杆炒股，股市下跌减少资产，当资产与负债比例低于担保比例时，配资公司为了降低风险会自动卖掉所持的股票。若股市持续走低，越多股票被平仓，也意味着翻盘的筹码在不断流失。如此一来，除了亏损，被强平者还将面临一身负债。“如果再这样跌3天，”那位患者说，“我就死定了。”

美国疾控中心与国家伤害预防和控制中心研究发现经济周期会影响自杀率，论文《1928-2007经济周期对美国自杀率的影响》指出，自杀率的最大增长出现在1929-1933的美国大崩盘期间，自杀率从1928年18.0增长到1932年22.1。

三

在券商营业部大厅里，老年人占了九成多。台北大学的学者在《健康政策与规划》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股价让人疯狂吗？》中指出，年龄增长是威胁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遭受损失后，老年人的回本机会较少。

“你要了解炒股？”襄阳路上炒股的老人互相挤着眼狡黠地笑着，“到广东路上去！那里什么人都有。”

上海广东路729号，申银万国的交易大厅占了两个门面，黑漆漆的门面夹在杂货店和美容用品店中间并不起眼。如果只是路过，没人能猜到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大厅。

广东路上的工人文化宫及申银万国交易大厅门口，加上接连着广东路与汕头路的那一段西藏中路，是存在了20多年的“股市沙龙”的主要区域。每逢周末下午，数以百计的股民从上海各处赶来，住得远的股民来回路程就得花上两三个小时。39摄氏度的高温天也没能阻止他们来到这里。

大盘的涨跌除了对生理和心理上造成潜在的危机外，当对股票投资投入过分关注时，参与者的负面人格——敏感、好斗、偏执、贪婪——也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工人文化宫里全是上了年纪的老散户。一扇玻璃窗下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演讲。他挥舞着双手，对着他的听众们分析下周的大盘走势。一个年轻人打着扇子恭敬地给他扇风。

和这位喜欢压低声音营造机密感的男人不同，另一处的演讲者是一个身材肥胖的年轻人，说话风格咄咄逼人。他习惯性地摇着手中的扇子斜着眼睛看人，把象声词运用到极致，跌字后面一定会跟着一声“嘭”。

不管他走到哪儿，身边都会围上一大群人。一些听众耐心地等他摇着扇子离开之后，才表示不屑：“每次都预测要冲四千、冲五千，别人当然愿听了！”

炒股更易加深偏执。应颖说，偏执使人无视多数失败和整体盈亏，而用少数成功进行自我暗示，这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强者。“特别是男性，他们输不起面子，受不了被人鄙视的感觉，没办法接受公众对自己的（不利的）评价。”应颖说。

顾歌说，男性是相对理性的，但是在应激和突发事件中，男性容易爆发冲动和一些激情性的行为障碍。

在《经济文献杂志》2009年的一篇文章《性别偏好的差异》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学者发现，女性比男性更趋于风险规避。在面对相同事件时，女性通常感到恐惧而男性则会感到愤怒，男性的“过度自信”也比女性更胜一筹，他们倾向于把风险事件看作是挑战而非威胁，从而增加了其风险承受力。另外，相对于女性，男性也更求胜心切。

前述台湾学者的论文也指出，比起女性，男性在股市中的投资更为活跃；男性更倾向于把自身能力与财务管理情况联系起来；男性也承担更大的风险。

2013年6月，金融界网发起《2013中国股民压力指数调查》，在9282份有效样本中，亏损一半以上的人占了近四成，六成股民心态为“焦虑”甚至“暴躁”，近八成股民感到健康受到影响，但是仍有近三成股民坚定地表示：“我不会离开”。

韩忠是股市沙龙里比较少见的年轻人，七年股龄，他感到奇怪：“（炒股时），人的欲望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但目前他没有退市的打算，“如果赚钱的话，我不会离开的”。

有人已经离开了。王琪（应采访者要求，此为化名）是2015年股市大涨时“跑步进场的九零后”中的一个，第一次炒股，投入本金20万。七月最后一天，亏损达到了10万，他选择退市。他描述那一刻的心情时说：“愿赌服输”。

（澎湃见习记者康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