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

2015-09-24 09:53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去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刊发一篇题作《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论文。文章发表后,蒙三联书店总编舒炜先生青睐,主动提出将其作为一本小书来出版。既然是一部著述,标题就应该简洁一些,同时也想更清楚地点明主题,于是,就有了这本《制造汉武帝》。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甫一发表,即引发比较广泛的关注,学术界有种种议论。近日,因书籍出版在即,《澎湃新闻》的记者,希望我能就此书撰述的缘起和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想法,做一些说明。考虑到这一段时间里已经看到、听到不少很不符合我本意的解读,因此,就在这里再谈一谈我的一些基本想法,以供想要了解而且也可能了解的人来了解。随口说的话,表述很不严谨,只不过是一篇写成文章模样的“访谈”。
汉武帝像(《三才图绘》)
一、对于我来说,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
前此,在今年5月8日,我已经就《澎湃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简单讲述了这篇文稿的主旨,是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但很多写过文章或者看过文章的人都明白,文章的撰著缘起以及写作过程,与这一宗旨,并不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出入。换句话来说,我并不是为写史事构建问题而切入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构建。
关于怎样做历史研究的问题,就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走过一样,永远不会有一致的解答。我自己的情况,还稍微特殊一些,上大学是念理科的,没有跟老师上课学过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对此尚缺乏通贯的了解。所以,在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看来,对历史的感觉不好,更不用说深刻的思考了。至于怎样做研究,才算得上是一种高层次、有境界的研究,直至追慕当代某某大师的脚步,连想都没有想过。原因是自己资质驽钝,三十多年来摸爬滚打,一直还处于学习基础知识的阶段。努力写下一些东西,也只能算是读书笔记,备忘而已。
过去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学方法导论》,曾经简单概括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对此,他还更进一步,做有形象的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当年跟从史念海先生读研究生,学习历史地理学。先师极力倡导野外考察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影响很大,而我领悟到的更重要的研究方法,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先生反复和我讲到的“读书得间”这四个字。不言而喻,所谓“读书得间”,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分析比较记载各异的史料。
读书做学问,和棋牌等游艺项目有些相像,往往规则越简单,操作起来,难度越大,对能力的挑战越高。这么说,只是讲傅斯年先生所说史料比较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高深的追求。我只想做一个努力的学徒,穷此一生,多学习一点儿知识,特别是基本的史料学知识。我来北大历史系教书以后,抽时间到北大考古系听了一个学期徐苹芳先生的城市考古学,去清华听了一个学期李学勤先生的金文课,都是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正因为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花费很多笔墨,概括讲述了若干类别的例证。实际情况是,对具体史料的认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常常翻来覆去,不总是直朝着一个方向走。这就需要一代代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结合具体的问题,不断深化、拓展对相关史籍的了解。很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史学方法导论》中,称道“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并且说从“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司马光的《通鉴》和《通鉴考异》,在其史料特性方面,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重新分析。——这一事例,可以说是很戏剧性地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史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假如说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日本的市村瓒次郎先生和中国的田余庆先生对《通鉴》史料价值的认识有所偏差的话,那正是这一认识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状况,而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深化认识,则是我辈的本分和职责,即使做对了,也丝毫不值得自喜。
就我自己来说,本来从读研究生时起,就一直日积月累地想多具备一些基础的史料知识,而到北大历史系讲目录学课,为备课又逼迫自己集中针对一些基本史料,多做一些功课。讲纪传体正史,我写了考辨《三国志》本名应为《国志》的文章,自己觉得揭示出一个很多世代学者未曾注意过的基本问题;讲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重头,我想向学生尽量清晰一些介绍《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这一简单的需求,带着我把坑越挖越深,最后就形成了关于司马光与《通鉴》这篇文稿,变成了解析“构建”的问题。
做这种史料学研究,需要的是出干巴巴的力气,做仔仔细细的梳理,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观念。我的文章发表后,有赞同的,说写得好,够层次,走的是科林伍德的路子;贬抑的说,无聊,不过是给科林伍德加个脚注而已。骂我的人也实在是抬举我,真的一概敬谢不敏。固陋如我,根本不知道这位姓科的是何方神仙(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是年龄大了,没有精力汲取新知识了。况且我不懂西文,中文翻译的东西,也不大敢信。我希望我的研究生能尽量学好外文,特别是西文)。至于其他,很早就风闻有人把我归入“史料批判”那一拨人当中,对此同样愧不敢当。如上所述,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而已。
我的眼光,一直放在很低很低的层次上,学习非常非常简单的历史知识。研究一些问题,也只是辨析史料而已,实在没有能力跃升到某一研究模式的高度,更绝不想采用某种受人推崇的范式来研究那些高大上的问题。我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过一部文集,取名为《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起初,拟了好几个其他的书名,出版社都不同意,说层次不够,无可奈何之下才憋出这个名目。业师黄永年先生见了,问我脑子是不是发昏了,怎么不说人话?我请他老人家谅解,一个无名鼠辈,人家给出书,不要补贴,还给了点儿稿费,不能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身在矮檐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觉得也没有太多人关注“空间”是个什么劳什子,混混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两年“空间”之学勃然振起,一看到自己那个书名,真是羞煞人也,无地自容。
对于我来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一篇史料,就是一篇史料。我没有抽象概括史事的能力,也很不喜欢对史事做过多的抽象表述和解说。历史知识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件事一个样,一个人一个样,千奇百怪,变幻无穷。
上次澎湃新闻的记者小于采访我时,我曾向她谈到,最近关注过一组与司马光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性质相近的史事,因不同程度地都涉及史事构建的问题,将来若是能够顺利写出,或许可以编成一部专题文集。其实我把书名都拟出来了,想叫《结构与解构》(现在一单独出这部《制造汉武帝》,还能不能凑成本书,就很难说了)。看起来与上文所说,好像前后矛盾,不喜欢“空间”,又如何艳羡起“结构”与“解构”来了?其实本质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不懂什么叫“结构”,更不懂什么叫“解构”,就像用你不熟悉的方言或者外国话骂人,不觉得脏,望文生义地把它用作“你用纸糊个房子我来把它拆穿”就是了,这是在弄个无伤大雅的噱头,更多地是出于调侃。这次这书定名为《制造汉武帝》,其实也是如此,同时又鲜明生动一些而已(有人说这个书名是模仿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这也是抬举我,我对其人其书,同样一无所知)。可我是学“空间”那玩意儿出身,总算懂得多一些,一看就有生理反感。况且即使真的出版了这样的文集,也一件事儿一个做法,一切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自己根本不懂什么理论和范式,想套也套不进去。
总之,写《制造汉武帝》,是出于深入了解史料性质的需要,实际的分析论证,也都是老老实实的史料比较考辨。
《汉武故事》书影
二、科学的认识,需要循环往复的论证
《制造汉武帝》这部书稿,在论证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直接针对以市村瓒次郎先生和田余庆先生等中外著名学者的观点。有很多有追求、有境界的历史学者,对这种做法,颇为不以为然。这些学者认为,写文章,与别人论难,立意低,层次更低。从一开始读研究生时起,我就知道绝大多数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人,都是秉持这一态度。《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这篇文章,最早投给京城一家大牌刊物,没发出去,编辑部的人就曾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谓大学者要以自己立论为尊为上,不必多涉及别人的观点。当然,这些同仁还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做大师,至少立意要做高端学者。
对此,我一向持有不同看法。首先,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位高层次的学者,为学术做出什么像样的贡献,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学习一些知识,尽量多弄懂一些自己过去不懂的事情。这样一来,遇到问题,难免就会叫叫真儿,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跟人叫真儿,是跟事儿。为此,免不了会核对史料,针对既有成说,做一番权衡比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从专门做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也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匠人,能做好匠人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年龄大了,知道连这也根本做不到,在很多方面,实在都很蹩脚。这样想,也就没有必要为从事低端工作而感觉有什么不应该的。
另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本科没有学过历史。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合理性在哪里。按照自己受过的数理训练来讲,历史学假如还算是一门科学,那么,像所有科学的认识一样,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而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关键,就是前面谈到的史料。史料放在这里,看你能不能过去。过去了,就对;过不去,就错。学理科出身的人,脑子结构简单,一根筋,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门道儿。作为一门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切实的进展。一个人提出一种定理、一个公式,全世界具有同等能力的实验室、具有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会同时开动,验证这一新的说法。这就是科学,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历史学的研究,有些内容固然比这复杂,涉及到价值判断层面,更几乎言人人殊。但历史学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所有论述最要命的基础,仍然是史实的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与自然科学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所以,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说自话。在这一点上,诚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另一方面,在我很低下的眼光看来,在历史研究中,要想针对既有的观点,就其主要论据,一一做出辩驳,也不是谁想做就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止是你屑于、还是不屑于做的问题。大师固然有大师的伟大之处。比如建筑设计大师,不管他想出多么匪夷所思的建筑图形,最后终归是要依赖一个坚实有力的团队,依赖这些匠人,给你做出具体的工程设计,这些建筑大师自己是做不到的。但历史研究不行,没有人给你做这种具体工作,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这样,挑战就来了,其中一项能力,就是对各种不同史料的认知和把握,这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所有自说自话的高端学者都能做好的么?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涉及到对历史学根本属性的认识,更涉及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前所说,我只想求真求实,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求知。我知道很多同仁是负有很强社会使命感的,读史书,论史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是要借古喻今,整肃世道人心。这是一种精神的寄寓,更像宗教。宗教是信仰问题,当然不需要论证,也不能论证。自己信自己的就是了。还有人视历史学研究为艺术创造,那更要随心所欲,不同流俗了。跟别人讨论问题,可笑又可怜。不用说高端学者,就是学徒小工匠,也是耻而不为的。看起来都像是一样的历史学工作者,本质上却是天差地别的。
作宗教,作艺术,我都不行,一点儿也没有感觉。虽然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正是严谨的科学探索,才能给我这样的满足。所以,遇到想要探讨的问题,就不能不对既有的观点,做出分析判断。除非这个观点实在无足轻重,才可以置之不理。
同时,按照严谨的科学要求,提出讨论的对象,一定要清晰明确。所以,我对所讨论的对象,通常都是指名道姓,说清楚是谁,在哪一种著述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对于我来说,这正是对对方尊重的体现,而不存在不尊重他人特别是前辈学者的问题。至少别人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说什么“有的人”如何如何,既不提名,也不称姓,我会觉得在对方眼里,贱名不值一提。至于临文不讳,一律省却尊称敬语,则是严肃学术论著正常而又合理的表述形式,更不涉及礼敬与否乃至抑扬褒贬的问题。
总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这部书中涉及的两项基本问题,做出上述说明。最后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这只是在讲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抱残守缺,自言自语而已,而且自知既卑且陋,无意与别人讨论,也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绝对无意评判别人的研究。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汉武帝,史料学,历史学

相关推荐

评论(31)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