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建院90周年︱首任院长和门卫保安都曾“盗宝”故宫？

自1925年10月10日正式建院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已经走过九十个年头。它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博物馆。从皇家禁地到面向全世界的公共博物馆，故宫的开放也正是古老东方国度开放历程的缩影。

故宫博物馆荟萃大量国宝文物，自然招致不少盗贼的惦记。90年间盗宝案层出不穷，有奇案冤案，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毛贼作案。

轰动一时的冤案：易培基案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历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北洋政府内阁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农矿部长，1928年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而后他命运多舛，最终积郁而终，客死上海，这源于一起所谓的“故宫盗宝案”。

易培基自1928年6月14日接管故宫博物院以来，筚路褴褛，为筹措故宫修缮经费，决定将宫中积存的金砂、绸缎、茶叶等与历史文物无关的清宫遗物作价处理，1929年经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执行。处理过程监察周密，临卖前还公开展览两周。然而，就在第三次处理物品半月后，他被控擅自处分故宫物品，盗卖文物。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故宫盗宝案由此开启。

举报人是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她控告易培基和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易培基的女婿）“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后又指易曾将一批藏宝私自赠予张学良。在她的运作下，1933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派监察院监察委员周利生、高鲁向国民政府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弹劾易培基处理金器非法，并指控其在处理残破金器时打折扣，从中舞弊。

易培基对控诉表示不服，反诉崔振华诬告，诉文刊载在1933年10月18日的《申报》上。然而，由于汪精卫为张继等人撑腰，他的诉文并未得到高层的重视。1933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易培基，他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最高法院曾重金雇用画家审查宫中书画古物，凡认为不是真品或名实不符的，便指为易培基所盗换。1937年，易培基郁郁而终，至死蒙冤。

时过境迁，如今这已经被公认为是一桩冤案。崔振华为什么要诬告易培基？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她一直为丈夫身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和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而无法掌控故宫博物院而耿耿于怀。在1929年2月易培基成为院长前，张继曾被推举为副院长，后因有人反对而易默认之，最后宣布其为常务理事兼文献馆馆长。另外，九一八事变后，在筹划故宫文物南迁时，张继意欲由自己来主持南迁工作，2万元文献迁移经费由他支配经管，后来易培基女婿李宗侗从上海接洽南迁事宜后，被宋子文推翻了这个主张，张继听说此事泡汤，迁怒于易培基翁婿。张继夫妇于是指使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检察官朱树森等人，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

然而，在法院判决易培基“监守自盗罪”以后数年，由于找不到切实的盗宝证据，始终无法结案。1947年张继去世以后，最高法院登出“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公告了事，前后持续16年的故宫盗宝案草草收场。

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2007年曾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由<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谈故宫“盗宝案”》一文，详述了盗宝案始末、原因及影响。可视作北京故宫博物院对这段尘封往事的一次回顾总结。他指出盗宝案的深层原因是民国黑暗的官场倾轧，汪精卫早年已与易培基及其好友李煜瀛（李石曾）交恶，在易案中暗中支持张继。另有一说，是牵涉到教育界的派系之争，蔡元培的北大派和李煜瀛的中法派之间的斗争牵连到了易培基案。

接替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后来在《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中论证帝王之家的收藏多有赝品，在手写的《附识》页中写道“此文为易案而作”，用论文的形式为易培基鸣冤。此外还有法学家江庸的《故宫盗宝案》、吴瀛的《故宫盗宝案真相》也详细描述了这一冤案的表里。新中国成立后，易培基的友人吴瀛曾向中央政府反映过此案，要求平反昭雪。回看易培基、马衡、吴瀛等众多受盗宝案牵连的人在波谲云诡的历史背景下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

真正的内贼：保安王旭案

除了著名的易培基案，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记载了一条发生在1936年6月18日的故宫盗窃案。失窃的是在故宫乾清宫正殿屏风后间的71件宝物，有大小白如意12柄，珊瑚如意一柄等，其中价值最高的当属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

这幅画是赵孟頫鞍马人物画作中的代表作，画面大意是在江南的初秋，一个放牧人赶着一群马到岸边饮水的情景，整个画面树木清秀，河水平缓无波，马的造型生动，呈现出一派优美的自然景观，画上还有成亲王和王文治的题款，是堪称国宝级的藏品。

被盗物品失窃的地点是乾清宫御座屏风两端的铁栅栏内，该处封锁严密，是游客所不能出入的区域。据查，原来是故宫博物院的“内贼”所为，已经辞职的保安王旭，伙同看守小工赵伯岩及其父亲赵盛甫盗取了这些文物。他们商议道， “因时局关系恐其守护队差事不能常久，伊二人商议偷窃故宫古物变卖，得财以免将来无事时受窘。”后来办案人员从变卖赃物的地点顺藤摸瓜抓到王旭，而同犯赵氏父子已潜逃。最后值得庆幸的是，珍贵的《秋郊饮马图》和部分被盗物品完璧归赵。

建国以来的盗宝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毛贼”们

建国以来，故宫发生了六次盗宝案。其中不乏临时起意者和初次作案者，作案动机和手段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名作案者是被称为“菜鸟盗贼”的武庆辉。这起盗宝案发生在1959年8月16日，被盗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养性殿“故编字1号”里的8页金册和5柄玉雕花，金册是康熙为尊奉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专门打造的证书，玉雕花也是顺治、康熙帝使用过的珍品，都价值不菲。时年仅20岁的武庆辉来自农村，来北京投奔三姐，因不甘生活拮据起了盗宝的歹意，这也是他初次犯案。当时故宫的防护措施并不如后来严密，故被其得手。他最后是在潜逃的火车上被抓获。

第二名作案者是“江洋大盗”孙国范。孙国范是河南舞阳县人，曾在抢劫典当行时开枪打死老板被逮捕，逃出后四处流窜，是流窜惯犯，为人奸猾无比，却栽在了故宫的声控警报器上。1962年4月16日夜，他先藏在养性馆大门外厕所的阴暗夹缝里，待天黑无人后钻进养性殿，偷盗了40多斤珍宝，触发了警报器，在翻墙头出宫的时候被闻讯而来的警察逮个正着。

第三名盗贼是陈银华。25岁的陈银华曾有过盗窃案底，他决定在故宫干一票后潜逃到香港开始新生活。于是1980年2月1日，他参观到珍宝馆的“珍妃之印”时，对它心动不已，当下出宫买了锥子和绳子再返回珍宝馆，躲在东南的厕所房顶上等待作案时机，偷窃时为了避免留下指纹还戴上了手套，岂知在他撬开养性殿的窗户时已经触动了警报器。

第四名作案者是同样栽在“珍妃之印”上的韩吉林。1987年6月24日，梦想发财的他在电影里面看到故宫琳琅满目的展品，便打起了故宫的主意。他居然用养性殿门外的一块倚门石砸破养性殿的玻璃门而入。他虽然弄断了报警器的连接线，却不知故宫此时的报警系统已经升级，设有红外线、微波、超声波系统，室外还安装了周界报警器，一触碰养性殿大门便会触发它。韩吉林连“珍妃之印”都没摸到就被擒，后被判处死刑。

第五名盗贼是临时起意的向德强。他在韩吉林被抓不到半个月后粉墨登场。向德强是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生活服务公司的一名工人，作案时年仅21岁。有趣的是，向德强是在与女友私奔的途中起了贼心。他与大自己5岁的离婚女人相爱后，遭到强烈反对又受了处分，两人决意私奔，到山东后一起投江自杀。后来是求生欲望促使他变卦，到了北京的故宫游玩，看到陈列的珍宝时临时决定铤而走险盗宝。当然他最后也为自己的荒诞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近一次盗宝案，是发生在2011年的“草根盗贼”石柏魁案。5月8日，农民出身的石柏魁因身材矮小的便利，逃票进入了故宫，在诚肃殿的香港两伊藏博物馆展厅与西配房的夹道里藏至天黑，关掉了供电系统后盗窃了宝物，他行动灵活，从数十米高的故宫内墙逃跑。石柏魁在大钟寺附近销赃的时候被人告知有四件珍品是假货，他气恼之下将其丢弃。仅仅58小时后，石柏魁就在网吧落网了。

参考资料：

刘楠楠，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中国档案》，2014年第6期

卢毅然，民国故宫盗宝案最后疑点曝光（上、下），《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4日，第4版

方继孝，易培基其人与故宫盗宝案，《中国收藏者协会会刊》，2003年第5期

廖春梅，建国后发生在故宫的六大盗窃案，《文史春秋》，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