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大转折时代，创新的力量从何而来？

戴维·霍尔率先发言。这位畅销书《大转折时代》的作者、有“首席执行官们的未来学家”之誉的未来学家指出，人类在10000年前进入农业时代、300年前进入工业时代、40年前进入信息时代，而在2000-2010年之间，人类进入了第四个时代——他将之称为“转折时代”（The Shift Age）。全球化浪潮、个人化浪潮和加速发展的电子连通性是这个全新时代的醒目特征，技术宽带消解了时空阻隔，屏幕现实改变了物质现实，社会生活的“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倾向愈发明显，知识和信任的价值不断增加。从今往后，一切事物的形式、本质或性格都将改变，以往的惯常思维势必崩溃，人类甚至可能很快就要生活在一个与人工智能共存的世界中。

作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领导者，朱骁洵博士就创新体系如何推动技术研发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说，1999年，他所在的公司计划在中国建立研发团队时，一些董事会成员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威胁说如果公司执意如此，就要卖掉手中的股票；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他与研发团队在华的工作也确实开展得不太顺利。

转折大约出现在2003至2004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包括西门子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扩张在华的研发机构。而到了2008、2009年，在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这些跨国企业开始实施一种“反向创新”的新战略：将创新成果服务于中国本地，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然后再从中国走向世界。今天，西门子全球医疗事业部所生产的每两台CT机中，就有一台是在上海南汇生产的；每三台核磁共振机中，就有一台是在深圳生产的。

而最近与人合著《中国人可以多生！》一书的梁建章，以“创新与人口”为题发表演讲。通过展示多张图表，这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介绍了一些关于“创新”的最新研究发现：创业的黄金年龄是30多岁；创新人数在不断上升；创新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在逐年上涨；但“跨界”创新的难度在逐年加大……他还表示，中国目前的创新创业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依然较弱，但在与中国人均GDP差不多的国家中已遥遥领先。然而“中国崛起”依然可能会陷入“人口陷阱”：已经停滞的人口增长，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最后一位嘉宾谷来丰，是前不久那篇在短短40小时内点击量就超过10万次的网络热帖《中国还在“互联网+”，美国已是新硬件时代》的作者。他表示，“互联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来，那种打造一个APP、让劳苦大众为自己打工的赚钱模式过于单一；二来，该领域是真正的“赢家通吃”，有着“数一数二，不三不四”的说法。而如果人们能放眼于两三年之后的未来，就会发现“新硬件”其实更符合实业家的口味。所谓“新硬件”，是以强大的软件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以硬件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新产业形态；谷来丰特别强调，“新硬件”的产业发展，关键不在于大公司，而是在于“创客”（Maker）。

最后，在主持人李梓萌的要求下，论坛上的每位嘉宾都推荐了一两本与“创新”相关的好书：戴维·霍尔推荐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的《全新的头脑》（A Whole New Mind）、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与斯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合著的《富足》 (Abundance)，朱骁洵推荐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美国人》三卷本（The Americans），梁建章推荐约翰·梅迪纳（John Medina）的《大脑规则》（Brain Rules），谷来丰推荐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零到一》（Zero to One）、马丁·福特（Martin Ford）的《机器人时代》（Rise of the Robots）。可惜的是，这些图书绝大多数都暂未有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