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如何清算历史，反思过去，面向未来

编者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二战战败国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日前由黄山书社出版。丛书中两册研究德国，两册研究日本。8月22日，本套丛书在上海书展上做了首发。本文作者系“二战战败国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

二战尘嚣落定已然七十年之久，然而由战争而起的影响与思考却依旧萦绕如今的寰球。而诸多参战国中命运转变最巨，总结反思最深的理应是作为战败国的德日两国。即便在70年后，在普天同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今天，明眼人依旧可以直指德日两国在战后道路上的明显分歧。作为负有血债的军国主义国家，如何救赎战罪，重新融入世界？作为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如何接受改造，实现社会革新？作为盛极一时的强权大国，如何清算历史，反思过去，面向未来？德日两国交出了全然不同的答卷，也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反响。

驱散战后时代的记忆迷雾

在70周年纪念的同时，我们应该敏感地意识到，这场战争与战后初期时代的亲历者已越来越少，历史的个体记忆正随着那一代人的远去而逐渐湮灭。只有把对于战争的记忆与反思固化为集体记忆，延续在国家与民族的集体反思之中，才能使其得到正确的传承。

德国之所以被认为认罪态度好于日本，很大程度上正基于其对这段历史记忆的传承态度。相对于战后在美国羽翼下一直处于稳定的日本，德国经历了四盟国的分区占领、冷战时代的长期分立，也有着战后初期纳粹分子“大赦”复职、新纳粹组织活跃等种种问题，但其政府、社会对于战争罪责的主流认知始终不渝。基督教回忆文化的自责特征、第一代领导人的谨慎立场、保守派史学家将纳粹史与德国传统文化相区分的巧妙诠释、记者、左翼人士的进步要求、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压力一步步促使“奥斯维辛”进入到德国的国家记忆之中，并在60年代的进步学生运动里完成了转变，战罪的历史负担反成了推动德国在历史政治中前进的动力。这才有了一代代德国领导人的道歉与赔偿，以及历史教科书上对于战争和大屠杀的详实记录。

而日本的战争记忆则在战后时代逐渐发生着扭曲。日本帝国的殖民扩张史随二战失败而结束，但其历史记忆却并未随之彻底更改，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侵略扩张并未得到深切的认识和反省。而二战则被日本史学界精细地限定为“太平洋战争”，以试图与过去对于东亚（如朝鲜、台湾等）的殖民占领，对苏联和外蒙的进攻尝试以及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相分割，换取西方社会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以及历史认识缺失而作出的局部认同，并以“终战”这类暧昧的言辞取代“战败”的表述，借广岛与长崎的核爆固化二战“受害者”的形象，推动历史教科书的改写。然而无论是被一再宣传的惨烈守岛作战，抑或是伤亡惨重的战略轰炸与核爆，都是日本长期以来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行径所必然招致的报复。日本政府在做出“道歉”与“赔偿”的同时，却并不为回避“侵略”、“战败”的措辞而尴尬，更有甚者为了帝国的“民族自豪感”而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归根到底是其在历史记忆上故布疑阵，以图借“道歉”与“赔偿”逐渐淡化自己的历史负担，换而言之，其反思反对的并非自己所发动的战争，而仅仅只是战败而已。

如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Manfred Kittel）所言，“德国的罪责观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但日本的罪责观仍远远落后于德国，“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而这种罪责观寄托在历史记忆的传承上，使得德日在战后记忆的解读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对于国家惩罚改造的追根溯源

如果说历史记忆的传承在时间纵轴上决定了德日战后道路演化的不同，那么德日国家惩罚改造框架的差异便决定了二者在最初构建方向上便是南辕北辙的。

德国的改造通过二战后期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奠定原则，以四大盟国平等合作的管制委员会体系实现，通过“全盘分区占领制度”在四大占领区分别行事，与纽伦堡的国际审判一起构成了对纳粹德国人员与整个国家机器的清算与惩罚。这一理想化、国际化、平等全面的改造架构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德国，并非是军国主义普鲁士、纳粹第三帝国的简单延续，这就为国家的全面革新，为史学家在德国历史上隔离反省这一“错误的年代”，重建正确健康的国家民族意识提供了基础的平台。虽然盟国为此付出了管制效率的代价，德国亦因此承受长久的分裂对峙，但从如今的成果而言，这一改造格局确实产生了正面的历史效果。今天的德国在重新崛起之后，成为欧洲经济“发动机”，国际维和事业的倡导者，在欧盟的创立、全球合作中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无疑与这一良好的奠基是分不开的。

而对于日本的改造恰恰是美国在吸取在德管制的经验教训后实施的。为了避免在德国所出现的国际合作僵局，美国以管制效率和自身利益优先，对日本进行了单独占领，免除了天皇的战争罪责，匆忙结束“政治整肃”以应对冷战格局；诸多被侵略国在美国影响与冷战权衡之下，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战后改造的监督权利，且由于国家间地缘利益的不一致，并不能形成一个对日惩罚改造的一致方案，也无从影响美国的对日决策。这实际上就使日本的改造成为了美日高层间不允许他人插手的政治游戏，日本对于其他被侵略国做出的仅仅只是形式主义的“道歉”外交与金元政治基础上颇具“施恩”意味的“经济援助”而已，其改造格局更多是针对美国，针对“战败”，而并非反思战争本身。对于广大底层日本民众而言，这场所谓的“终战”只是让他们第一次听到了天皇的“玉音放送”而已，其他与历史上寻常的战争失败别无二致，他们感受得到的只有战败带来的苦难，而并无德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刻思想反省与全面社会清洗，这就为他们在这一改造格局中自认为“受害者”提供了条件，也就留给了右翼势力成长和影响大众的生存空间。难怪基特尔感叹称：“日本右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整体上类似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右翼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以充满闪烁的言论来否认‘侵略’与‘战败’的事实，进而用蛊惑人心的认同需求来刺激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处在不同的改造格局中，但德日政客们看待“历史负担”的模式却是受到社会中涌动多变的“民意”所鼓励的。为此，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往往会出现顺应大众吁求的变化。德国统一后冷战结束与欧盟的发展无疑推进了德国摆脱社会中的右翼影响，向构想中的和平模式迈进；而日本因篡改历史记忆问题和改造清洗不彻底造成的消极因素残留，在加剧亚太紧张局势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内部的思潮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恢复交战权的右翼呼声与维持和平宪法的主张共存。而本丛书在这一点上的宗旨，就是揭破两国战后因时势而起的曲折暧昧的政治掩饰，尽其所能地追寻其惩罚改造的根本不同所在，并由此体现德日两国战后所处态势的根本不同，从而体现其决策分化的根源所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长期以来，史学界注目于二战史研究，希望以此寻求战后世界各国合作、生存、发展之道。然而，归根结底，大战固然壮烈激扬，但真正对如今的世界态势造成着影响的，恰恰是尘埃落定后潜移默化的的国际格局，而德日的战败国改造恰恰是战后格局的重中之重。正如本丛书的立意所在，真正能够解答德日历史道路变化与分歧原因所在的，并非仅有欧亚大陆上的炽烈战火，还有德日的战后历史这一相对暗淡的研究主题。只有了解其战后历程，才能够理解、剖析与回应两国如今所体现出的不同形势、问题与主张，以应对和解决未来国际社会中的挑战、矛盾与僵局，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关注时势并为世界的和平合作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