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上海，革命和摩登交替进行

1950年代的上海被摘去了“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的帽子，在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图谱内会是什么模样？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济顺看来，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这是她眼中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

今年4月，张济顺所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她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和“小市民”三个研究群体出发，认为上海的历史与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一时间点戛然而止。

8月25日，著名媒体人曹景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彭小莲、作家孙顒、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与张济顺做客上海图书公司“海上博雅讲坛”，就这本新书展开了一场名为“过来人谈1950年代的上海”的谈话。

1949年后上海的延续

人们常说1949年以政权交替为限，“新旧社会两重天”。而《远去的都市》打破1949年的鸿沟，重构了1950年代上海历史的延续性。

张济顺总结，从史学命题上来说，1950年代上海的“延续或转型（断裂）”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针对性：红色叙事、黑色叙事、革命与摩登对立的史观。所谓红色叙事针对革命史，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分为两段，新旧之变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而黑色叙事则针对集权主义，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可谓红色叙事的颠覆；至于革命与摩登对立，是说在新政权下曾是上海骄傲的“摩登、繁华”沦为“污点、政治包袱”。上述三者有一个共性，即1949年是上海历史的一个断裂点。

但在张济顺看来，1949年不是上海历史的断裂，而是隐秘的延续。这一结论并非源于她对1949年前后相似性的寻找。通过史料、口述采访，她发现在1950年代的上海，旧社会的基底还在、旧有社会关系网络还在、被革命浸润的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还保存着现代性。“必须承认1950年代的上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老上海没有消失。”

另一方面，张济顺认为上海人留有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既表征在和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糖衣炮弹”，同时也体现于市民的日常处事方式和态度。比如为了部香港电影《美人计》，上海人可以排上六天六夜的队。即便是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海人也纷纷拿着扑克牌、砂锅守着影院门口换票。“砂锅在当时可是紧俏物资，这个情景大概也就上海有。”

但1950年代上海的摩登相比1930年代确实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摩登脱不掉革命的外衣。但哪怕是触及灵魂的革命也洗不掉摩登的铅华。”张济顺形容那是“革命和摩登的交替”。

1960年代左右，上海的桌球馆。

“一方面上海人建立一种新的时尚，追忆过去的生活，追逐境外的那个资本主义世界。”张济顺说，“同时上海小市民对香港的议论无一不上升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换言之意识形态的标准已经深入到上海的每个人。”

1949年后上海的变化

张济顺在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和“小市民”这三类群体。而在场的其他学者也从其他群体的角度，就1949年后上海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展开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对1949年后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示关注：“新政权要做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和统计，工人当中有问题的非常多。” 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武研究员则认为研究上海当时的领导者非常重要：“这个城市是被领导群体怎么逐步被改造的？”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看来，讲到1950年代的上海，其实不得不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因为所谓的上海繁华和上海摩登都是和他们相关的。”

“1949年以后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被剥夺了，但实际上他们在经济上的优越的地位一直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们还有老家的底子。”金光耀回忆自己的童年，资产阶级在弄堂生活中是高人一等的，资本家里出来的儿女心里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所谓的劳动人民，或者下层人民对于这种资本家是有一种仰慕的。如果说这是延续的话，我想这中间会有这样一个延续性。”

金光耀说，真正打破（资产阶级优越）的是改革开放。“因为我们发现那些底层的可以做个体户了、可以变万元户了，一下子就翻天覆地变化了。”他表示这时候上海人对原来资本家的那种羡慕大概才慢慢消失，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而媒体人曹景行看到的是上海于1949年以后出现的变化，尤其是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在内的精英阶层的变化。“思想改造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就能分清楚的。”

他还提及像他那样在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群上海人。“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的形成跟上一代很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价值观的形成，实际上最早开始就是反美帝，后面就是有关阶级斗争。而苏联是我们的梦想，当时我们真诚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感慨，“实际我们这代人，无论身体还是思想都是营养不良的，很畸形的。”

导演彭小莲则认为1949年以后上海最本质的变化就是私人空间“被侵入”。“我觉得到最后，我们这一代人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了私人空间，所以整个教育构成了我们是一个集体人格。我们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想象力，没有自己的情感，因为空间是共同的。”

“没有一个简单的、按照一条线索或一个逻辑就能梳理清楚的历史，历史本身非常复杂。”杨奎松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