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专栏：我们为什么想当侠客

中国最早的侠，是《史记》里《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里那几位。以韩非子说法，是“侠以武犯禁”，仗着武力与义气，违反禁律的人；司马迁则认为游侠是言必信、行必果、轻生重义，说到底是为了义气，说话算话，能打抱不平的诸位。韩非子是法家，为政府着想，觉得游侠很无政府主义；司马迁吃了苦，气性足，所以觉得游侠都很酷。大体上，是这样：游侠是有才华、有人脉、不服官府管的牛人。李白后来写《侠客行》，推崇的是信陵君门下那二位门客：受人恩惠，为人解灾，慷慨豪迈，不惜一死，好汉子。

但打那之后，侠的形象就分化了。

一种侠是民间的朴实侠，或者说，《水浒》里的侠。宋公明哥哥仗义疏财慷慨好使，江湖上听得，都要啊呀一声纳头便拜；鲁智深走在路上，听说山大王要娶桃花村刘太公的女儿，就去帮忙打山大王；武松听说蒋门神霸占了快活林，就去揍……这些听起来有点土气，但江湖上大家都尊敬这种人。

这类角色，后来就变成了各类侠客，所谓评书里的各类剑客老道、山寨匪首、金镖黄天霸之类。坏处是，这类民间故事的侠，多少有点土气，而且很容易不问是非——古代人也并不都政治正确。《水浒》里的侠们，就可以大刺刺地杀人如麻。到后来港漫里有许多侠，就简直只有武，没有侠——恨不得所有姑娘都归咱睡，所有反派逆我者死，睥睨天地之后还要觉得自己是正义的。这就是民间侠客们，没有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只顾满足自己血气了。

另一种侠，则是文人们创造的“奇侠”了。

唐传奇里的聂隐娘，十岁被个尼姑带走了，五年后回来，已经会了轻功剑术和奇妙变化，而且专杀不义之人。聂隐娘还会变蚊子、变丹药、算命。这简直就是半个神仙了。

《太平广记》里的昆仑奴，被人围捕，可以持匕首飞出高墙，仿佛鹰隼，而且顷刻之间不知所向——这位简直就能飞，视地心引力如无物。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僧人脑袋中了五发弹弓而没事，僧人的儿子可以飞檐走壁。至于《红线传》里，红线可以半夜去盗了盒子回来——简单说吧，唐传奇里的侠客，那都不是凡人，拍他们的纪录片时，都得用特技才成。像荆轲拿着匕首绕柱子追秦始皇这类事，唐传奇里的诸位，都嫌太土鳖啦。

除了武功非凡，唐传奇里的诸位还会其他怪异套路。比如，聂隐娘可以算出刘纵会死，给他丹药，让他回洛阳，不然一年后便会死；《太平广记》里，风尘三侠的虬髯客，能一眼看出李世民是真命天子。这些已经超越武侠的范畴，进入仙侠的领域了——换言之，不是武侠小说，都成玄幻小说了。当然了，传奇嘛，要“奇”得炫目华丽，才过瘾呢。

或者这么说：这是所谓文人之侠，是一种浪漫的、神仙化了的传说。如果说，以前的侠是“为了义气，我去帮你砍人”，那么唐之后的侠开始有“为了义气与世界和平，我来保护你”的味道了。还是聂隐娘：她被尼姑师父教导“专杀不义之人”，这就很显然是文化人创作故事时的理想，希望有个女蝙蝠侠每天半夜出去保卫世界和平惩奸除恶——有点像美国那几位侠了。

当然文人之侠也有问题：太容易被忽悠了。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有两位少爷敬慕侠客，结果被一个似乎会点武艺、吹嘘会飞檐走壁的假侠客唬住了。那位假侠客取了个带血革囊来，自吹取了仇人首级，骗了点钱便走，回头二位公子一看，革囊里是个猪头，这就有黑色幽默的味道。这是文人想象的侠被忽悠了。

所以，中国人对侠的需求，是分阶段的。先是世界太艰难，希望有慷慨好义一诺千金的靠谱人，可以不受朝廷或强豪的拘束，来打抱不平——这时候，大家都希望身边有一个侠，像多啦A梦一样，随时保护自己免受胖虎欺负。出于这种心理，大家都把侠美化了，侠成了自由、浪漫、仁义、慷慨、潇洒的象征，于是，大家自己想成为侠了：

《水浒》中的好汉练习枪棒，打熬气力，不近女色。遇到同道中人，便不迭引为知己。拉进酒楼，开始商略平生经历。只是，大多数好汉的平生经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无趣：小弟做某某营生，是个安分良民。喜好枪棒武艺，有江湖上朋友来了，便请回家招待，赠送些盘缠。那些雕印匠、保正、衙役、地主、连锁酒店经营人，领教不到真正的“江湖”。老舍《断魂枪》是一个很切实的故事：练武的人也要吃饭，也要卖艺，也会在新科技面前困窘与茫然。但大家更愿意接受金庸或古龙式的游侠与江湖：更有戏剧性，更传奇，也更有振衣沧海浮游天地的气势。

是的，大家从希望有侠来保护自己，到自己想成为侠，是因为现实生活太繁冗太无趣，于是将抱负挥洒在武艺上。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江湖在哪里，只好像唐传奇的诸位作者一样，对江湖保留着一份美丽的幻想。大多数人理想中的侠客，生活在评书人与小说家的口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现实生活的江湖，可能却是西汉时期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阿根廷乡下酒吧门口拼刀子的汉子们的脑海里、上世纪20年代美国几个脱衣舞俱乐部暗影里的斗殴、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几个奶茶店里“大哥这个糖水店是我罩的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