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捐款排行榜就是一种逼捐的道德绑架

文丨令狐卿

河南近日的暴雨灾害持续时间长，对经济社会和民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其重大影响。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捐款赈灾。

截至目前，演艺圈明星累计捐赠爱心款超1.5亿元，企业界捐赠超过20亿元。各种慈善捐款动员仍在继续，但也出现了用捐赠数额排行榜来“逼捐”的行为。

演员杨紫在水灾第一时间向郑州红十字会捐赠了30万元，被网友谴责是赚多捐少，引发一阵群嘲。

实际情况是，她还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50万元用于抢险救援，向河南慈善总会捐款50万元，并和公司捐赠500万元。只因为捐款分散且低调，最后被迫拿出捐款转账记录，才勉强自证清白。

杨紫的遭遇不是个案，在社交媒体上，某些营销号建立了演艺明星和明星企业捐款数额排行榜，以居高临下的道德姿态进行评点。

捐多了会被骂，说是为了洗白自己上热搜；捐少了更被骂惨，说是吝啬没有社会公德；而对认为没捐的，更是出言不逊，恶语相向，俨然成为一股社会逼捐的恶势力。

在公益行业中，原本讲究的捐款自愿、数额自由，而且公益界对于存在很久的行政逼捐深恶痛绝，认为用行政命令下达捐款数额，或者扣除教师、公务员等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做善款，看似向善，实际上是作恶，因为这样的做法违背了慈善公益的初衷，不利于公益行业健康发展，是涸泽而渔的败坏之举。

同样的道理，树立水灾捐款数额排行榜，约等于错误地借助舆论力量，施压明星个人和企业，将自愿捐款赈灾变成强制行为。

明星个人和企业的善款，不是出于自愿和选择，更像是缴纳通过道德审查的“买路钱”，明星和企业不再专注于支持公益行业良性运转，而变成了花钱消灾，削弱整个社会的慈善基础。

诚然，面对社会灾害，明星利用影响力号召捐款或参与募款活动，都是义举；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受益者，捐出一部分财物用于赈灾，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含义。

但正常的慈善捐款，捐多少，捐给哪个公益机构，以什么方式捐，不仅要看需求，也要结合财物情况，搞捐款数额排行榜，践踏了这些规律。

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慈善公益行业的善款大部分来自社会公众的小额捐款，公益机构最青睐的不是杀猪盘似地“吃大户”，而是欢迎那种固定、小额、持续的月捐人士。

在各大公益筹款平台中，向不特定的大众筹款是整个公益行业运转的基础。这与很多人认为的明星个人与企业撑起慈善行业的认知有出入。

遇到像水灾这样的突发灾害事件，一般分为救灾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两大阶段。具体到水涝灾害，前期的应对需求并不是资金，而是救灾抢险力量的调度和协作。

在重建阶段，除非遇到大面积房屋垮塌，否则对资金的需求也不是那么迫切。利用灾情囤积善款，拨款进度迟缓，善款堆积在账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就目前来讲，河南灾情的需求细目不算很清楚，善款的投放方向、利用效率比善款规模更为关键。设立水灾捐款数额排行榜，除了道德绑架的根本缺陷外，还是一种对慈善公益行业无知的表现。

慈善公益行业实际上是一门专业，仅仅靠钱是堆不出来的，利用排行榜之名行逼捐之实，弊远远大于利。

以看似正当、道德的意愿，通过比较捐款数额来制造压力，再次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以为只要目标合情合理，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

搞捐款数额排行榜就是一种反面典型，实质上是利用了明星个人和企业的忌惮心理，利用他们怕被舆论谴责的恐惧感，这近似一种“勒索”，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常态。

总之，灾害救援与重建，是需要行政、社会、个人各种力量投入的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固然是美德，但涉及到现实问题，仍需尊重慈善公益的行业规律，尊重自愿捐款的最基本要求。

社会合力的方向不只是给钱，监督慈善公益专业化建设、提高善款利用的公开透明，比在捐款排行榜前作道德讨伐要重要得多。